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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美國人民真的「不行」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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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

一、「人民不行」才是歷史的常態


美國公共事務研究中心8月1日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美國陷入歷史第二大分裂期」。約85%受訪人認為美國比過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認為美國人在最重要的價值觀上意見大為分歧;超半數人認為,美國的好日子已是過去時。大選似乎更加劇了這種狀況。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學者羅伯遜認為,現在國家的分裂狀況甚至和19世紀南北戰爭前差不多。


實際上,這樣的新聞比總統大選醜聞對美國的政治自信的打擊更為強大,因為後者只是說明美國的政治家「不行」,而前者則直接指出美國人民「不行」。


不過,說句徹底違背「政治正確」的話,「人民不行」才是歷史的常態:從古代雅典城邦投票處死蘇格拉底,《聖經新約》中耶穌基督被猶太人出賣而遇難,到《民主的陰暗面》中描述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克什米爾、蘇丹、索馬利亞、烏干達、敘利亞、烏克蘭等地出現的「謀殺性種族清洗」, 這些不義事件的直接參与者何止千萬?不僅如此,人民還可能會選擇犯罪嫌疑人來領導他們一起「不行」。

這屆美國人民不過是在川普和希拉里兩個充滿爭議的人物中選擇,相比之下,當年的德國人民可是直接選舉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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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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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


包括美國在內,很多國家的學校教給學生和候選人,向選民強調的一種歷史觀都是:人民創造了歷史。但問題是人民什麼歷史都會創造——包括好的歷史和壞的歷史、正常的歷史和奇葩的歷史、溫暖的歷史和殘酷的歷史。


指責政治精英們敗壞了這個國家是容易的,但使得「主權在民」的美國政治走到今天這個充滿分裂和分歧的難堪境地,真正原因是什麼?強調既成事實的「人民行不行」是沒有意義的,分析者應該回答的問題是操作層面的「人民為什麼行」或「人民為什麼不行」,「為什麼人民越來越不會產生和選擇出色的領袖」。


二、美國最核心的政治傳統並非民主,而是自治

最近一段時間,民主的「中產階級支持論」廣為傳播。但問題是,靠中產階級的財富穩定來保持美國的民主政體,實際上是不得要領的。


財富分配和社會經濟結構是會隨著經濟波動而上下起伏的。事實上,美國在建國初期、南北戰爭、鍍金時代、進步主義時期這些民主運動的高峰時期,中產階級根本就不是社會階層的主體。


建國初期的奴隸制時期就不必說了,即使在百年後的大蕭條年代,全美失業率一度達到26%,這種經濟形勢能夠還能維持住多少人的中產階級生活水準?但即使在中產階級並未站到歷史舞台的聚光燈下的時候,美國仍然維持住了自己的民主政體,200多年來連憲法都沒有大的變化。說明在民主政治的發展過程中,中產階級也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並非開端性的、持續性的、決定性的作用。


實際上,美國人保護自己政體的方式要比通過經濟手段更加直接一些:用小民主支持大民主,用生活中的民主支持政治上的民主。簡單點說,就是中國前幾年熱議的「社會建設」。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美國仍然適用於一百多年前托克維爾所說的政治邏輯:促成美國民主的因素中,地理環境的因素不如制度,而制度的因素又不如民情重要。而美國最基本的民情就是「社區自治」「結社自由」「新聞自由」這些促成社會資本聚集的政治安排。


美國最核心的政治傳統並非民主,而是自治。《五月花號公約》就是一群試圖脫離英王統治和宗教迫害的清教徒,相互之間為結成社會,而鄭重確定的典型的自治契約。


在此之前的詹姆斯敦和之後新英格蘭其他殖民地均照此辦理,只不過此前真正的北美第一個殖民地詹姆斯敦宣布效忠英王的統治,不能被視為民主政治而在美國的政治史上不敵「北方話語」罷了。


所以,自治的傳統既早於民主的傳統,也比民主的傳統更可稱為北美殖民地的「核心價值觀」。


而在此後的政治實踐中,「鄉鎮自治」是奠定美國的選舉制度、國會制度、社區自治、聯邦政體的基礎。特別是美國的立國,可以被視為許多自治的鄉鎮為了安全和經濟上的原因而聯合起來,結成了一個個的殖民州;而13個殖民州為反對英王喬治的打壓聯合起來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


所以,和其他通過征服自上而下建立的國家不同,美國的立國道路是自下而上的,而個人、鄉鎮、州等地方自治單位在層層向上直到國家授權的過程中自己還保留了大量的權力。


所以在19世紀,托克維爾認為美國最重要的「民情」是鄉鎮自治。至於其它的「結社自由」「新聞自由」等,都關乎個體權利、社群權利。由此建立的以個體為本位的社會,不但決定了美國政體的形態,也決定著美國政治的質量。即「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而在國際評價上,其他國家的民眾對美國社會的印象也要好於對美國國家的印象;對普通美國人的評價要遠高於對美國政府的評價。


三、自治傳統衰落是對民主的直接打擊


但在最近幾十年的時間裡,這個生氣勃勃的美國社會開始逐漸衰落,這是比經濟危機、政府危機更加嚴重和根本性的危機信號。


畢竟,即使在大蕭條期間,在聯邦政府幾次關門的情況下,在總統一度選不出來的時刻,美國式民主仍然正常運轉,未受影響。但自治傳統的衰落對民主的打擊才是更直接的。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當前美國政府和選舉政治質量的下降。


在今年的大選中,希拉里和川普與其說在競爭誰更能治理國家,還不如說他們在競爭誰的醜聞比對手少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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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羅伯特·帕特南 著/劉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的院長的羅伯特·帕特南,就是《使民主運轉起來》的作者,前幾年寫了一本《獨自打保齡:美國社區的衰落與復興》。主要內容就是指出美國公民社會正在解體、公眾政治參與衰落,社區和群體活動減少,甚至打保齡球這種運動也是一個人去。所以他用 「Bowling Alone」這個詞來形容和概括美國社會的這一變化,并力求對這種變化的性質和原因做出理論解釋。在他看來,「獨自打保齡」的現象意味著美國社會資本的流逝。


這一現象的描述最有意思的地方是,過去幾十年恰恰是社交網路迅猛發展的時期。為什麼社交網路的興起反而帶來真實社交的減少?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帕特南試圖解釋社會資本衰減趨勢的原因:10%歸因於時間和財富壓力;10%歸因於人口流動性及城市無序擴張;25%歸因於電子娛樂;50%歸因於代際更替,即熱心公共事務的一代被他們參與較少的子輩和孫輩們替代了。即民主質量的好壞或民主制度的績效,根本在於民情(公民意識、公民組織、公民行為等)的變化——例如,社區生活走向了衰落。


確實,在美國,社區組織、社團以及社團成員的數量都出現了雪崩式下滑。調查表明,留在、新加入社團的美國公民,活動頻度、參與程度、捐款額度相比其上一輩,都有下降。即使在最單純的體育社團,看競技體育的人多了,參與者卻減少了。而在「粉絲-偶像」的單向聯繫過程中,普通人之間的友誼更不容易搭建。


筆者亦回想起幾年前在美國工作時,也經常會被各種社團請去做早餐會演講。但無論是Rotary club、Lion club這樣的全球性社團,還是本地的社區團體,成員的年齡都偏大。在參加本地歷史最悠久的一個社團做早餐分享嘉賓時,我和主辦方坐的位置要比其他人高一些,望下一看,真的是白髮如雪——彬彬有禮的老年紳士們邊用餐邊相互交流,年輕人卻寥寥無幾。同樣的情況發生在我任教的這所有著180多年歷史的大學裡,每次校友聚會,參加的除了學生,幾乎都是上了年紀的校友。


但比社團成員老化更嚴重的問題是,在已經成型的社團組織中,利益集團化和體制化的傾向嚴重,失去了原先作為社會自治團體的精神。此情景正如爆料民主黨醜聞的阿桑奇所言:


「智庫和政治領域非政府組織的飛速發展,無論這些組織用的是何種方式或言辭,目的都是依靠代理人來實施政治議程。這些組織中,天真無知卻有著良好意圖的非營利組織員工被政治資金流弄得暈頭轉向。他們譴責非西方國家的人權侵犯行為,卻對自家陣營的盲區渾然不知。」


社群的衰落導致人們在信念上更加軟弱、對改變社會更加信心不足,對他人的信任減少,質疑增多。也沒有太多手段維護自身利益,遑論決定公共事務。在資本邏輯超越民主邏輯,傳統的結社自由也變成利益集團競爭的工具,而新的自治和參與手段闕如的情況下,美國人民確實有可能在觀念上趨向分裂,即「成於社會,毀於資本」。


需要補充的是,在真實的社會資本急劇縮減的同時,許多新興的社會資本也在逐漸崛起。在「社會建設」方面,出現了新的社會成員聯結方式:小型團體、社會活動與互聯網。但問題在於,如果說以往的美國公民社會是「微博模式」,那麼現在則是「微信模式」。即雖然表面上的交往在形成,但在一個個相對封閉的虛擬小圈子裡,自我認知不斷加強。結果是越是進行這種封閉式社交,社會資本反而更少,社會更加分裂、更加難於形成共識。


四、真正有力的政治家還沒有出現


《國家為什麼會失敗》一書提出,要想讓民主制度實現底層授權並發展包容性政治制度,政府首先需要一定的集權,使得挑戰現有機制的社會運動,不會立即造成法律制度的缺失。但如果社會自己有這個社會資本,其實就不需要國家做這個事情。


畢竟,完全依賴國家實現民主是有代價的,因為掌握了權力的國家完全可以走相反的路。以軍事政變來保障民主和世俗化的土耳其,就是一個典型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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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隆·阿西莫格魯/李增剛/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


所以,與期待國家和政府的作為相反,個體公民的作用才是值得期待的。在民主國家裡,作為個體的普通人是無法逃避責任的。英國脫歐是出於人民的直接投票,川普更是為數眾多的美國人的選擇。


目前美國社會的分裂、精英和大眾的相互指責、民粹主義的興起,都表明民主政治的質量在下降。其間中產階級的縮減是一個原因,社區自治的衰落也可以部分地解釋,甚至全球化也會帶來資本邏輯突破民主邏輯的後果。但最終我們會發現這是由於民主政治自身不可解決的內在矛盾所決定的。


對此,皮埃爾·馬南提出了關於民主政治的核心問題:民主何以既是正義的,又傾向於侵蝕公民德性?原因就是民主其實是「空洞的」。民主的教義的幾乎全部道德內涵就在於對個體獨立或自主的肯定。


但問題是權利本身是空洞的,一個人會把什麼樣的律法加在自己身上,這才是重點。所以「權利」必須與普遍的「德性」相結合。


只有這樣,個體才能成長為公民,民主才不至於墮落。建立這個普遍的德性的過程是要通過真實的自治和政治參與,才能使得公民得以出現。


所以,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希望不在於逆轉全球化回到民族國家,不在於國家硬性干預市場分配和抗拒經濟規律,而仍然在於真實的社交和公開的政治參與,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資本,以及公民的成長。


所以我的預期是,民主保障的「民間自治模式」有可能讓位於「社會運動模式」。因為正是在社會運動中,年齡、階層、性別的界限被打破,真正的參與才會形成。


在這個意義上,川普的支持者、桑德斯的支持者們,與其說是在參與總統競選,不如說是在把傳統的選舉政治變為一種人民直接提出政治主張的社會運動。


在精英乏力、民粹興起、民主正在變質的年代,真正有力的政治家不但要堅守民主底線,而且要鞭打民主前行。而這樣的政治家,很遺憾還未出現在已有的政治舞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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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斯


目前最接近引領社會運動的民主黨政治家是70多歲的桑德斯,其支持者大多是對未來充滿關切的年輕人,說明新的公共參與的需求正在形成,而年輕人也正在逐步從小圈子中走出來。但這群著力於改變的新生力量能否轉而團結於建制派的希拉里,難度頗大,但其將影響和改變傳統的民主黨政策則是確定無疑的。


2011年在紐約、芝加哥等地,我曾親眼目睹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發生。在白天的紐約祖克提公園裡,一頂頂帳篷把原來素不相識的人群聯結在一起,人們體驗到了真正的社交是什麼——大家一起抱持著開放的心態來改變世界,而非躲在一個小圈子裡拒絕被這個世界改變;在夜晚的芝加哥,遊行示威的指揮者舉著喇叭高聲宣布注意事項,周圍是各個年齡層次、各個階層、各個種族的人在認真地傾聽,不時地回應。當時我就站在指揮者的身後——那不過是一個稚氣未脫的看起來還不到20歲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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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13年9月17日,美國紐約,美國民眾遊行示威紀念「佔領華爾街」運動兩周年。CFP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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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昊|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政治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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