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奧運瘋魔症：一億人的「興奮劑」事件
「二戰」戰敗之後，日本在國際上長期被孤立、被疏離。國際奧委會甚至一度將日本排除在奧林匹克運動之外。
1945年戰敗之後，日本舔舐傷口的時間並不是很長，到了195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開始復甦，黒白電視、洗衣機、冰箱開始進入普通民眾的家庭，它們在日本被稱為「三種神器」，類似於中國當年的「三大件」。
經濟的復甦，讓日本人洗刷戰爭恥辱、重回國際社會的願望變得迫切起來。他們很自然地瞄準了奧運舉辦權。在申辦第17屆奧運會輸給羅馬後，東京的決心反倒更為堅決了（很像輸給悉尼之後的北京），大有不惜代價、務求成功的氣勢。
我查到了1960年5月19日東京都議會通過申奧議案的決議，摘錄其中的一些字句，可知政府方面在奧運上的訴求：
「獨立之日本，為成為國際社會之一員再出發，讓世界了解熱愛和平的體育文化……為作為國際信義的友愛做出貢獻。」
戰爭與和平，政治與經濟，光榮與夢想，1964年東京奧運會負載著太多的宏大命題，開始了當時奧運史上最昂貴、最奢侈的籌備。
東京奧運主體育場
一
我曾問幾個在北京生活或逗留過的韓國人、日本人，承辦奧運會時期的漢城（今首爾）和東京，是怎樣的景象？他們的回答是：和奧運前的北京差不多。
他們的意思很明白，這幾座城市對舉辦奧運有著近似的狂熱，而劇烈變化著的首都也非常相似，城市有著蓬勃的生命力，甚至帶有幾分野性。
1963-1964年間，假如你到訪東京，會為眼前的場景驚駭不已。東京市內的許多主幹道上，竟挖出10000多個大坑，為的是修建高架路橋，計有7000多棟房屋、50000多名市民因奧運工程拆遷。城市裡到處溝壑縱橫，由此導致的交通事故竟使1000多人喪生。
日本作家開高建的回憶文章中寫道：「那時的東京沒天沒水，只有頭頂的鋼筋和腳下黑色的廢墟。」去奧運工地勞動者的住處看一看，條件之艱苦讓人寒心，生活空間陰暗擁擠，骯髒破敗，空氣中瀰漫著屎尿的味道。
把今日的東京軌道交通圖豎起來，也許會有蜘蛛本能地爬上去。它是如此密集，承擔起這座城市八成以上的交通任務。而奧運周期是軌道交通被突擊建設的階段，大力發展城市軌道交通也自此成為東京的方向。
新幹線在奧運前搶完工期
此外，首都高速公路網一期工程、連接東京和大阪的東海道新幹線、承擔國際航空的成田機場、標誌性的東京電視塔，都在奧運周期內建成，而且大多是搶工期、突擊完成。其中新幹線1964年7月底竣工後試運行，其間多次出現脫軌等事故，終於趕在奧運會開幕前9天正式開通。
因為城市人口急速增長，1961-1964年間，東京出現了嚴重的供水不足。教育和福利也一時跟不上人口的增長，社會矛盾凸顯。後來，政府逐漸意識到過大的都市面臨許多問題，開始提出城市人口的「抑制」政策。物價上揚，房價高企，東京處於非正常的亢奮狀態。
二
東京都政府當初為了說服民眾支持申奧，提出的口號是「奧林匹克能賺錢」。他們還算了一筆賬，宣稱承辦奧運會預計要投入200億日元，而收益可達到270億。最後的實際情況，卻是奧運遊客不足預期的一半，整個奧運經濟賬也是明顯的入不敷出。
其實，那時候讓民眾支持奧運，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雖然不是社會主義體制，但受濃重的東方國家主義影響，日本人也具有「集中力量辦大事」之傳統，人們認為理應為國家的重大事務做出奉獻，及至個人犧牲。為了「國家大事」，一度1964年前半年還很激烈的學生運動，在奧運開始前自動停息。
原北京電視台記者徐春昕曾做過東京奧運尋訪，日本受訪者向她描述當時的社會熱情：每一個居民委員會要開會，每一個學校要訓話，專門講述奧運的意義；每一個有特長的人都要動員起來，每一個公司都要鼓勵職工參與奧運會的工作。
申奧時，日本媒體提及東京的優勢，總結為「700萬都民（指東京都市民）之衷心要求」，「舉國一致之體制」。其實並非虛言。
生命築造的火炬台（資料圖）
每年的10月，東京奧運會的開幕紀念日，鑄造工匠鈴木文吾都要專程趕到東京，到國立競技場擦洗火炬台，以此祭奠為鑄造火炬台獻出生命的父親鈴木萬之助。鈴木家族是日本鑄造方面的名匠，負責鑄造奧運火炬台。在盛會還有三周就將開幕的時候，模具在澆注過程中破裂，看上去這個無比重要和神聖的任務已無法完成。68歲的鈴木萬之助羞憤難當，心力交悴，三天後就命赴黃泉，其子鈴木文吾繼續著父親未竟的工作，巨大壓力下的鈴木文吾立下誓言：「如果失敗，不但我家族永難翻身，而且故鄉都將為此蒙羞。若有失敗之日，我將切腹謝罪。」
趕在奧運會開幕前一周，巨大的火炬台竟奇蹟般地鑄造成功。鈴木文吾後來曾說：「我的生活很貧苦，但這又怎樣，畢竟一件留給將來的東西，是我的。」
在西方人當時看來，把這項工作與人的生命相聯繫是難以理解的，而鈴木家族的故事，在日本人心目中卻成為與奧運有關的一段佳話。
普通人的狂熱體現在售票處門口。為買奧運比賽門票，許多人扛著行李趕到售票處，排在前面的市民居然是提前五天就到了。1964年10月2日，中央郵局發售1000枚奧運紀念幣，門前排起了6000人的長龍。
為了觀看家門口的奧運會，相當多的家庭在1964年添置了電視機，或者把黑白電視換成彩電，1960年，日本家庭的電視機普及率為54.5%，到舉辦奧運的1964年，這一數字飆升到93.5%。
東京奧運的和風（資料圖）
日本女作家新井一二三回憶說：「我平生第一個記憶是1964年10月10日開幕的東京奧運會，雖然當時我才二歲半，但是全體社會極其興奮的氣氛還是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民眾熱情的最高潮，無疑屬於女排決賽。據NHK電視台的記載，那場比賽的瞬間最高收視率竟達到85%，比後來轟動日本的「紅白歌會」更高。當日本女排最終取勝，有媒體評論說：本屆奧運會在今天（10月23日）開幕，也在今天閉幕。
那場歷史性的女排決賽，並不是以一個完美的細節收場，最後一個球的爭奪中，蘇聯隊員被判觸網，日本姑娘不戰而勝。裁判哨聲吹響，日本隊員和億萬觀眾都怔了片刻，才猛然意識到偉大時刻來臨，舉國狂歡釋放的能量堪比一次核爆。
20年之後，女排題材的體育傳奇移植到中國人身上，成為他們的民族強心劑，被強調的主題詞同樣是「拼搏」，這算不算東方式的巧合？
三
東京奧運會閉幕式上的一個鏡頭，感動了無數日本人。當運動員們以很自由的方式集體入場，一些興奮的外國運動員把日本代表團的女棋手福井抬起來，繞場一周。《20世紀日本》一書這樣評價這一細節的意義：「被孤立的日本回到世界。」感人的場景讓日本民眾相信，他們為奧運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了。
1936年柏林奧運會, 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都曾給奧運抹上過分濃烈的政治色彩。像所有國家主義佔主導地位的舉辦國一樣，日本爭辦奧運會，也是一種迫切的政治上的「形象工程」（也有人刻薄地稱之為「粉飾太平」）。回望1964年東京奧運會，不得不承認，這項「形象工程」取得了預期的成功。
飛機在開幕式上空做的五環(資料圖)
當年的日本報紙，有的把1964年稱為日本的「國際化元年」，有的把奧運會閉幕時刻稱為「重新取回自信的一天」。
1964年，確實是日本重回國際社會的標誌性的年份。除了承辦奧運會，另有大事件很「巧合」地發生——這一年，日本加入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隨著門戶大開，日本人的生活也開始更國際化，尤其是美國化。
新井一二三說，直到1950年代末，東京人的家庭還處處看得見近代化以前的生活小景，如水井、洗澡盆、蚊香、風鈴、煤炭爐、和服、塌塌米。「但是奧運會一來，古老的一切都走了。我小時候，家裡每年增添新的電器、生活用品，如：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熱水器、空調、立體聲音響組合、微波爐。關起門來開冷氣，在塌塌米上鋪化纖地毯，放西式傢具，穿著牛仔褲看美國連續劇，或聽英國搖滾樂，大家都覺得很先進、好酷，卻甚少有人介意傳統文化和街坊生活同時被破壞。
戰後日本人的生活目的是趕快富起來跟美國人過一樣的日子，祖先留下的一切反而顯得陳舊落後。之前嚴禁孩子們站著吃東西的父母，後來鼓勵我們邊走路邊嚼口香糖甚至吞下漢堡包；因為整個社會認為學美國人就不會錯。」
1966年，「披頭士」樂隊首次訪問日本也被視為標誌性事件，西方生活方式開始深入日本年輕一代的內心。反映當年世情的記錄片里，街上的年輕人出現了怪異的「莫西干」髮型，甚至一些學生夜不歸宿的現象也成了社會問題。
四
讓我們延續一下「三種神器」的故事——到了東京奧運會之後，國民生活進一步改善，彩色電視、窗型冷氣機、汽車非常普及，成為新「三種神器」。報紙上滿眼都是汽車廣告，鼓動日本國民趕快進入「My car」時代。
1962-1964年間，日本的年均經濟增長超過了10%，史稱「奧林匹克景氣」。不過它並不是一個孤立的經濟繁榮。從1954年至1970年，日本經濟先後經歷了「神武景氣」、「岩戶景氣」、「奧林匹克景氣」和「伊奘諾景氣」。奧運投資過熱導致1965年出現半年左右的蕭條期，隨後又進入高速路。
日本的「北京奧運支持會」是一個以經濟學家為主組成的民間組織，其理事長冢大在接受採訪時認為，雖然單從經濟數據上分析，舉辦奧運會對日本經濟崛起沒有特別大的影響，但是對於身處戰敗陰影中的國家和戰後廢墟中重建的城市而言，奧運會帶給了戰後日本「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和精神動力」。
日本經濟崛起與中國的一個顯著區別，就是它沒有造成懸殊的貧富分化。正如新井一二三所說：「經濟高度成長的時代，差不多每個家庭的收入都直線提高；不是一部分人發財，而是大家一同富起來的。失業率幾乎等於零，大企業的終身僱傭制給上班族保證了一輩子的鐵飯碗。」
五
奧運會帶來的全球性的遊戲規則，遠遠超出了體育範疇,一大批日本企業自此走向世界。如今的日本，差不多成了世界上工作壓力最大的國度，被稱為日本奧運大叔的山田直稔老人說，日本的傳統文化是不鼓勵競爭的，經歷了奧運，好像競爭的意識突然強烈起來，「我本人不喜歡競爭，為什麼要那麼大壓力呢，大家開心就好。」但是，82歲的老人的態度有時略顯矛盾，「日本現在在體育上不愛競爭了，沒有進取心了，」這又是他不喜歡的。
所謂的「缺乏進取心」，或許也可以看作是在追求體育的另一種境界。
1964年，日本在本土奧運會上奇蹟般地獲得16枚金牌，金牌數位列第三。但他們並沒有因此而繼續追逐「奧運爭光」一類的夢想，而是藉此完成了向大眾體育的優雅轉身。
對奧運的巨大關注也喚醒了普通人的體育熱情。1957年，日本男性的體育參與率只有23％，奧運會後的1965年，這一數字已飆升為45％。而多數不需要工作的日本婦女，是體育熱的更重要的推動者。
奧運會後，日本盛行「媽媽桑排球」，乒乓球也很受媽媽桑們鍾愛，中國的許多退役乒乓球運動員在日本謀生，都以陪媽媽桑們打球為主業。
小野喬堪稱當年日本的體操王子，曾獲得過五枚奧運金牌，在東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他作為運動員代表進行了宣誓。奧運會之後，他和妻子小野清子告別競技體育，於1965年開辦了日本第一家面向普通民眾的體育俱樂部。漸漸地，大眾化的運動俱樂部風靡日本，到1994年，這類俱樂部竟多達37萬以上。
大眾體育興起的同時，競技體育也在被重新審視。
1968年1月9日，27歲的馬拉松運動員圓谷幸吉在家中割頸自盡，他留下的遺書中寫道：「親愛的爸爸、媽媽，我不能再跑了，我真的想成為一個勝利者，但我太累了。」
東京奧運會馬拉松比賽，圓谷幸吉並不被人看好，卻憑藉超強的意志搏到一枚銅牌，其衝過終點後痛苦得滿地翻滾的場景，是如此符合日本人推崇的隱忍、執著的品質，圓谷成了那屆奧運會的英雄。
不甘心銅牌，一定要為日本奪金，輿論在切盼，圓谷本人也不斷自我施壓。他一直進行著魔鬼式的、不盡科學的訓練，傷病也隨之增加。實力所限加之傷病之虞，讓圓谷幸吉自感1968年奧運奪冠的夢想有點遙不可及，「英雄」終於精神崩潰。
當時日本體育的成績主要由陸上自衛隊支撐，圓谷幸吉也是一位自衛隊選手，嚴酷的自衛隊「強化選手訓練」制度是競技體育升空的引擎，也被認為是殺死圓谷幸吉的禍首。這種體制類似於中國的所謂「專業體育」體制，當年《每日新聞》的體育記者岡野對那種訓練並不陌生：「自衛隊的訓練方式和外界那種自由寬鬆的訓練環境是不一樣的。不管隊員壓力是否太大，不管身體狀況是否承受得起，都要進行艱苦訓練。」
圓谷自殺事件讓日本人大為震驚，各大媒體上，開始對錦標主義、奧運戰略進行反思，一種有代表性的批評聲音是，日本正「忘記體育的原點」。《朝日新聞》的評論是「無視人性的期待」，激烈批判了現代競技中的狹隘民族主義，痛斥錦標主義對人性的戕害。
對現代競技運動的批判，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末引發了一場抵制名古屋申奧的運動。當名古屋市提出申奧，意外招致民眾激烈反對，輿論普遍認為，應該把財政經費用於大眾體育而非少數運動精英。
大阪也曾與北京一起競逐2008年奧運會承辦權，不過與名古屋那次申辦一樣，國內民眾「動員力不足」，反對聲浪巨大。雖然長野也曾在1998年舉辦冬奧會，但留給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印象僅僅是「多數人漠不關心的世情」。
我在2008年採訪當時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這位運動員出身的政客在推動東京申奧，但民眾低迷的熱情讓他很沮喪。在他之後，東京申辦2020年奧運會，最終成功。這次民眾的支持率略有上升（勉強超過了七成），或許與日本在亞洲的「失落」不無關係，但是，1964年的狂熱再也不會重現了。
奧運這支興奮劑，對政客永遠是好東西，就看民眾怎麼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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