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革命需要一個國王的頭來推進

文 |張鳴

歐洲的君主，譜系跟中國的不一樣，同樣為路易，前面的一個，跟後面的一個未必是父子。但路易十六和路易十五，卻是父子。在法國歷史上，路易十五的名聲不大好，很是招人恨。但他的兒子，口碑其實還不壞。

人們傳說，路易十五有句名言：我死之後，管他洪水滔天！跟伏爾泰的那句，我不贊同你的觀點，卻拚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一樣，很可能是後人假託的傑作，但根據他的表現，倒是真有那麼點意思。

不管不顧，像個被慣壞了的孩子一樣的路易十五（他也的確是個被慣壞的熊孩子，因為他是路易十四唯一的男性後嗣），給他的兒子留下的，是一副爛攤子。確切地說，這副爛攤子，自打從路易十四後期開始，就已經很爛了。

「太陽王」路易十四統治期間實行君主專制。

按法國年鑒學派觀點，法國的資本主義，很早就發端了。在專制主義國家形態中，得到了相當迅速的發展。在路易十四的年代，封建主義基本上已經在法國壽終正寢。英國由於光榮革命，君主立憲或者近似於君主立憲的代議制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法國，專制制度照樣也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法國成為歐洲大陸，除了小國荷蘭之外，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

被歐美史學家稱為絕對主義（Absolutist ）階段的專制國家，其崛起就是依賴的城市經濟。所以，從來對於資本主義親昵有加。事實上，只有城市經濟發展起來了，這些王國的君主，才有可能壓倒各個貴族領主，建立起自己的官僚體系和常備軍，也才有本錢跟教皇叫板。

但是，歐洲的專制王國，跟遠東的中國相比，又是一個雛兒。就算號稱太陽王的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國，也是如此。因為它們沒有發育出像中國那樣的考試選官體系，沒有辦法不斷地從社會中汲取精英，建立起一個有效率、在某些時段也有些責任感的官僚階層，和一個更為龐大的，依附於王權的士紳階層。

難怪啟蒙時代的重農學派一直稱道古代的中國，就他們面對的官僚階層和不負責的貴族而言，這樣的稱道的確是有道理的。

任何有規模的專制帝國，其優點都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時代，法國都辦了一些封建時代無論如何都辦不了的大事，比如大規模的擴張領土，修築國家公路網等等。中產階級，也是在這個時代，迅速成長起來，成為國家的新富人（雖然他們可以買官，改變地位，但總的來說，他們仍然屬於第三等級）。跟任何一個專制國家一樣，此階段的法國，也有眾多的國家工程，國家項目。承攬這樣國家工程和項目，是企業家階層掙錢發財的終南捷徑。

但是，法國的官僚，都是買來的，不僅行政官員如此，法官系統，也是如此。如此一來，腐敗，就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由於貴族已經在路易十四年代，已經被國家贖買，被整治，不再是領地的主人，化為不納稅卻領年金的特權階層，根本就沒有可能，出頭去抗阻官僚的橫暴。因此，第三等級的狀況，在某些方面，反而變得更加惡化了。農民自不必說，連企業家階層，也處於一種不穩定的狀況。承攬國家項目的人們，連為軍隊製造槍炮，製作服裝的工廠，能不能拿到政府的錢，都得撞大運。有時，即使給了賄賂，有關的官員也可能賴賬。

也就是說，歐洲的專制國家，的確在最初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讓資本主義成型，但發展到一定程度上，就會遭遇制度的瓶頸，這個瓶頸，有時不僅是國家制度上的，也可能是資本主義自身的，因為在專制形態下的資本主義，原本就相當的畸形。

童年的路易十六與路易十八(1757年)

路易十六所面臨的，就是這樣一個狀況，一個龐大的國家，已經病入膏肓，經濟發展，遠遠落在英國的後面。雖然看起來在歐洲大陸，還有優勢，但國內民怨沸騰，所有的人，都不滿意。

教士們不滿意，因為國家對教會的重視，越來越低。穿袍貴族不滿意，因為他們不僅被後起的佩劍貴族排擠，而且在財產上也不如企業家和商人。

佩劍貴族也不滿意，他們覺得自己的地位跟自己的戰功不相匹配。至於企業家商人更不滿意，因為他們不僅地位低，而且收入極不穩定。

而那些新興的媒體人，作家，律師，醫生則非常不滿意，這些人不僅無緣進入官僚階層（像中國的知識人那樣白衣致卿相），而且隨時可能墮入下層。

至於最底層的工人農民，以及各種各樣的無產者，當然也不會滿意。由於經濟的發展，國家受過教育的人口，跟封建時代，已經不可比擬，能識文斷字的人多了，媒體的發達，印刷品的增加，這種不滿，就更加加劇了。

路易十六顯然意識到了國家的這種狀況，其實，他可以選擇無視，像他的父親一樣，繼續混下去。以當時法國的狀況，在他這代崩盤，也許還不至於。他完全可以擊鼓傳花，把接力棒交給後任，有雷，讓他的兒子孫子頂。然而，路易十六是個有責任心國王，他想在他這一代，有所改變。

在1789年召集三級會議之前，他已經做了若干的改革，比如說最大限度地減少以國王手令拘押人犯的現象，巴士底獄基本上已經空了。督促地方官關注民生，設立孤兒院（盧梭的五個孩子，才能因此而被送進孤兒院），增加對貧民的救濟，適度的開放言路等等。當然，這些措施，在一個腐敗的官僚體系下面，是做不出多少成效來的。

召集三級會議，是他改革的最大動作。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召集這個會議，僅僅是為了徵稅。這個會議屬於封建時代的法蘭克人遺產，已經有150多年沒有被理會了。在此之前，稅實際上一直是在增加的，不好增加新稅種，但在老稅上添加附加稅是沒有問題的。

召開三級會議，為了向第三等級示好，路易十六甚至同意把第三等級的代表人數，增加到跟前兩個等級之和那樣多。為此，不惜開罪第一第二等級。在他的強力維持下，三個等級的代表選舉，也能夠順利地進行。

像丹東、羅伯斯庇爾這樣身為小知識分子的激進人士，都成了代表。此時，三級會議里，沒有什麼共和派，所有的人，包括丹東、羅伯斯庇爾，都擁護國王，個別激進者，頂多是君主立憲派。

儘管，在托克維爾看來，跟英國相比，法國的思想家極不成熟，但受這些思想家影響的小知識分子們，最初並沒有想過推翻君主制。

然而，三級會議一召開，一個龐大的第三等級代表集團，命里註定，要跟前兩個等級發生衝突。而且，受前階段啟蒙運動的影響，只會有前兩個等級的代表，從自己的階層中分化出來，而絕不會有第三等級的代表，背叛自己的階層。由此使得第三等級更加理直氣壯，沒有可能與前兩個等級妥協。

當第三等級從三級會議中分裂出來，自行組織國民議會之際，路易十六這個國王就坐蠟了。他到底該坐在哪一邊，他自己已經無法選擇了，畢竟，他召集的是三級會議，而非第三等級的會議。這個國家的難題，事實上得三個等級一起來解決。

在這種困難時刻，國王身邊的顧問們，卻又餿點子迭出，使得國王似乎是首鼠兩端，逐漸失掉了所有三個等級的信任。讓路易十六屋漏又逢連夜雨的是，巴黎在這種時刻，又出現了糧食供應的困難。越來越多的巴黎市民，包括大量不識字的無套褲漢，在各個俱樂部的激勵下，被動員起來，小知識分子的代表，越來越激進。

1789年7月14日，法國革命者攻佔巴士底獄

當饑民起來，進攻巴士底獄之際，路易十六自然沒有決心下令鎮壓。巴士底獄被攻佔之後，巴黎實際上成了暴民和國民自衛軍的天下。等到國王被從凡爾賽帶到巴黎，雖說依舊住在王宮裡，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自由。

在一次流產的逃亡之後，他被送上斷頭機，已經是遲早的事兒了。即使路易十六沒有做錯什麼，革命也需要一個國王的頭來推進。

由於路易十六的選擇，法國王室的崩盤，提前發生了。但是，如果沒有這個選擇，崩盤也是會來的。

【注】本文原標題為《命不好的路易十六》

【作者簡介】

張鳴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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