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後聞一多大罵：國家元首豈可劫持

西安事變（資料圖）

本文摘自《並未遠去的背影》，王彬彬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中外震驚。共產國際聞訊立即指示中共，要「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西安事變能和平解決，蔣介石能安全地回到南京、主持全國抗日大局，與中共中央的努力是不無關係的。撇開其時國際國內的政治局勢不談，僅從其時國內的民意來看，中共中央最終確立了積極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的方針，也無疑是絕對正確的。換句話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其時國內的人心所向。事變一爆發，許多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人們無論如何不能理解張學良們的行為，因而紛紛對張學良們發出非議、譴責、聲討。在事變次日的日記中，朱自清寫道：「得知張學良在西安扣蔣消息，惟詳細情形仍不知，此真一大不幸。」（姜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頁。）

在陳福田、蕭叔玉、陳達、潘光旦、蕭公權等八位教授的倡議下，12月15日，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清華教授會臨時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會議決定發布《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並成立由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七人組成的電報宣言起草委員會，朱自清擔任該委員會召集人。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發表於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宣言》說：

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於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對外之鬥爭，須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能奏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近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復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夫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這些教授們，不但公開發表宣言，在課堂上也對張學良嚴加斥責。聞一多平時上課從不跑野馬，但西安事變後幾天，在一次「毛詩」課上，卻離開「毛詩」而大談國事，聲色俱厲。張春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中說，這天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台，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後，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么？」又如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你們知道么？」並厲聲責問台下學生：「誰敢起來告訴我，你們做的對么？你們這種搗亂，不是害了中國么？你們可以站起來說！」停了許久，聞一多又說道：「今天我可說話了，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今天我可說話了！」（聞黎明、侯菊坤編：《聞一多年譜長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492頁。）事變發生在西安，聞一多為何在清華的課堂上對著學生喝問呢？朱自清1936年12月14日的日記，多少能回答這個問題：「一些激進學生對其同志發出通知，稱彼等應努力促進華北大同盟。彼等製造謠言，稱華清池有五萬人請願，要求對日宣戰，而約四十人被蔣的衛士開槍打死，因此張學良的行動是正當的。多麼骯髒的騙局。」（見姜建、吳為公編：《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167頁。——韋君宜在《他走給我看了做人的路——憶蔣南翔》一文中的一段話，也有助於理解這一問題：「『雙十二』西安事變那一次，蔣介石突然被扣。我們這些左派學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審、槍斃蔣介石，黨內負責幹部黃敬他們也是如此。只有蔣南翔說不要這樣提，群眾不會同意。

而12月14日也據說傳來了中央的消息，說要公審。彭真同志趕到北平，說等一等，等中央的正式傳達。第二天，正式消息來了，周恩來同志飛往西安，提出和平解決的口號。左派學生內部的爭論也解決了。如果當時學生上街遊行並喊殺掉蔣介石，這個彎豈不很難轉？蔣南翔能提出這個意見，實在非常卓越。後來我問過他：『你當時怎麼會看那麼遠的？』他說：『我也不是看得遠，是那時在校車上聽同學們議論紛紛，其中大部分人說，如果這下殺了蔣介石，可天下大亂了。我感到我們那殺蔣的口號不符合群眾的要求，才提出來的。」（韋君宜：《他走給我看了做人的路——憶蔣南翔》，《回應韋君宜》，大眾文藝出版2001年3月版。）韋君宜們雖然因為蔣南翔的冷靜而沒有衝上街頭高喊「殺蔣」口號，但卻在校園內「大喊大叫」著。不僅僅清華教授對事變持如此態度，其他大學也一樣。北大教授胡適事變後立即致電張學良：「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毀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將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曹伯言、季維龍編著：《胡適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13頁。）接著，又寫了《張學良的叛國》一文，於12月20日《大公報》津滬同載。文章痛斥張學良「背叛國家」、「破壞統一」、「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不僅僅是知識分子希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廣大民眾也惟恐事態惡化。1936年12月25日，蔣介石平安回到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聲通宵達旦，市民們以此表達慶賀之意。這鞭炮聲令在老虎橋監獄的陳獨秀恍然大悟：原來他還是很有「群眾基礎」的（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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