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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Gary Sanders:從粒子加速器、引力波到巨型望遠鏡

專訪Gary Sanders:從粒子加速器、引力波到巨型望遠鏡



(圖片作者:Matipon Tangmatitham)

從哥倫比亞大學到麻省理工學院(師從丁肇中先生),從歐洲核子中心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從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到加州理工學院,如今的三十米望遠鏡總經理Gary Sanders一生不斷挑戰建造各種重大科學實驗裝置,成為享譽國際社會的物理學家、職業經理人。超級對撞機的功敗垂成,卻成就了激光干涉儀引力波天文台的初步探測,當前主持的三十米望遠鏡國際項目會是他的封山之作嗎?在今年5月Gary訪華期間,他接受了《賽先生天文》的專訪,且看他如何解讀自己多年的科學項目管理經驗和科學實驗裝置情結。本文根據2016年5月8號採訪節選而成。

專訪Gary Sanders:從粒子加速器、引力波到巨型望遠鏡



Gary Sanders

採訪毛淑德(清華大學、國家天文台)


編譯辛玲(中國科學院)、James Wicker(國家天文台)


小小科學迷


問(毛淑德):下午好Gary,感謝您接受賽先生的採訪。首先我想問,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想成為科學家的?


答(Gary Sanders):其實我很小就有了這個念頭。小學三年級時我寫了一篇只有一段話的作文,說將來要當一名基本粒子物理學家。我都不知道自己從哪裡聽來的基本粒子物理學這個詞。

問:聽說你高中就開始造回旋加速器。那可不一般。


答:我當時念的高中比較特殊。紐約市有三所以科學教學為特色的高中,我念的是曼哈頓的史蒂文斯高中(Stuyvesant High School)。我們學校有個物理老師很有才華,在我入學之前就開始組織學生仿製世界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圖1)。整個高中三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繞線圈、做加速器輻射探測器上面,然後試著組裝調試。


問:那您高中就是半個項目經理了。


答:沒錯。很多年後翻看高中年鑒,我居然發現自己是當時回旋加速器小組的組長(圖1)——因為我一直都只記得那些技術部分,什麼設計磁場、造探測器之類的。所以可以說我那會兒就當「經理」了。


問:你們的加速器最後出科研成果了嗎?

答:沒有。我高中畢業時,它還沒有運行得好到能進行真正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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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左圖,Gary Sanders中學畢業照片,見證其為回旋加速器小組組長;右圖,他的老師Bender先生和回旋加速器

師從丁肇中


問:您到麻省理工讀博士,導師是丁肇中(圖2)。丁在中國是很出名的。跟他一起工作是什麼感覺?


答:工作強度特別大。他手下的每個人都很努力。我是1967年到他那的,1971年畢業。他答應收我當學生的時候,跟我說麻省理工讀博士一般要五年到五年半才能拿到學位,你得三年半拿下來,要不你就是沒志氣。結果我真的三年半就畢業了。他就是讓大家都拚命工作。


問:他真像傳說中的,一天要開三個會?


答:是的。上午一個,下午一個,晚上一個。開會就是分析探測器性能,比對數據分析結果。我們經常是同一組有兩個人進行完全相同的物理分析,但他們的工作是互相獨立的。兩個人不能交流,最後拿出可以比對的結果。這麼做都是為了避免出錯。


問:然後一周七天,天天如此?


答:是啊。


問:您從他那兒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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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Gary(右一)和丁肇中先生(中間)80年代後期在丁先生成為蘇聯科學院院士時合影


遍讀頂級名校


問:您讀遍了美國最有名的四所高校: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這些學校的文化差異主要在哪?


答: 麻省理工的佔地面積很大,所以給人一種大地方的感覺。哥大也很大,但它的物理系不大。我的感受主要還是來自與自己專業——粒子物理,高能物理領域的接觸。


問:如加州理工,跟許多中國的大學比起來都算是很小的,但它國際聲譽極高。


答:有人告訴過我,加州理工只招最最聰明的人。然後學校負責籌錢,讓這些聰明絕頂的人去做自己想做的事。這種模式很特別,也造就了加州理工這些年來的輝煌。確實,它很小,但很成功。


問:而且加州理工的專業還不是很多。


答:主要就是基礎科學。關鍵還是招到最好的人,這些人已經在解決未來的問題了。不用過分在意學科的多寡,專業的寬窄,擁有了最棒的人才你就擁有了未來。


超級對撞機之殤


問:1993年10月,美國國會決定終止建造超導超級對撞機(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 SSC)。項目被砍跟當時美國國內的經濟形勢有沒有關係?


答:應該說跟經濟形勢和政治文化都有關係。從八十年代里根執政開始,美國政府就趨於保守,而1991年又發生了經濟滑坡。雖然政府原本打算支持SSC的建設,但根本問題是項目要花的錢越來越多。當時美國在尋求國際夥伴方面也做得不好,他們規定美國一定要居於主導地位,卻又指望外方合作者出很多的錢。這在政治上真是行不通。然後項目的管理也很糟糕。總之在國會普遍削減預算的大背景下,SSC的預算卻越做越大,最終難免淪為犧牲品。


問:您當時是SSC一個子系統的負責人。這個結局有沒有對您的心理產生負面影響?


答:沒有,我本人沒有受到太大影響。我當時都精疲力竭了。SSC取消以後,我們這幫搞探測器的都被請去為歐洲大型強子對撞機的ATLAS和CMS探測器工作。1993年底我們去歐洲開了幾個會,最後我感到探測器的工作我算是干夠了。我們當中很多人後來都加入了ATLAS和CMS,用SSC的設計思想為CERN貢獻了很多智慧。而我則回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做起了科研。但那之後不久,我就被我的同事Barry Barish叫走了。Barry原來是也是SSC的一個項目經理,項目砍掉後他先是回到加州理工工作,後來被請去領導激光干涉儀引力波天文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 LIGO)項目。在他的邀請下,我幾個月後就到LIGO工作了。


激光引力波天文台之光


問:您為什麼選擇了LIGO?


答:要決定哪個項目適合我,通常只要10秒鐘。這是個浪漫的審美過程,我通常會被那些最基礎和最具有革命意義的東西所吸引。去LIGO的時候,我聽說那裡有內部鬥爭,但LIGO的科學實在是太值得大幹一番了(too good a piece of science to do)!


問:LIGO的內部鬥爭是一種普遍現象嗎?


答:我去LIGO時,各種矛盾由來已久: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之爭,LIGO創始人和創新派之爭等等,在我們接手的最初兩年真是挺動蕩的。這種情況在類似、尤其是成功的大科學項目中並不多見。我剛工作時(圖3),大科學工程的領導人多是個人意志比較強的大科學家,如丁肇中、Carlo Rubbia、Leon Lederman等,他們的管理方式比較個人化。後來的年輕人改變了這種情況,大家都更重視人際關係和相互合作了。這些都是我在職業生涯里所看到的變化。


問:聽說十年前中國曾試圖參與LIGO?


答:對,那是2003或2004年的事了。一個中國代表團訪問了LIGO,我們還在加州理工某個大樓前面的草坪上合影留念。具體細節記不清了,不過最終沒有產生任何形式的合作。


問:現在中國有很多科學家熱衷於參與第三代地基引力波探測器的建設。我們是不是起步有點晚了?


答:目前地基探測器如aLIGO和VIRGO的技術已經非常尖端。如果它們算是第二代,我認為下一代應該是第2.5代。比如日本的KAGRA就是2.5代的典型例子,利用地下環境來減小噪音,同時發展極具挑戰性的低溫干涉儀技術。而真正的第三代探測器將是革命性的,利用光場壓縮實現對整個宇宙的探測。對於中國來說,要想掌握如此尖端的技術,我覺得合作和學習非常重要。如果你們想參與新一代探測器的發展,現在就應該派人出去學習,積累經驗,建立合作關係。否則只靠自己單幹,可能很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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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Gary (左一)在安裝LIGO的(MMT3)鏡子


三十米望遠鏡之困


問:建造三十米望遠鏡(Thirty Meter Telescope,TMT)的主要挑戰是什麼?


答:TMT (圖4) 的基本技術是現成的,只要保證建設過程足夠專業和仔細,成功運行應該沒有問題。挑戰主要來自成本、時間、質量三方面。尤其是成本,目前預算是15億美元,這麼多錢一定要控制好。然後,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單位、經驗和背景迥異的人要合作起來,比高能物理項目還要難,畢竟高能物理領域的國際合作已經開展很久了。TMT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類似歐洲南方天文台的機構,凝聚起各方的力量來。其實這種管理上的挑戰比技術挑戰更大。


問:TMT要做的科學裡頭,有哪個讓您特別感興趣?


答:在地外行星上尋找生物標誌物。這個聽起來可能有點不靠譜,但我真是想想都興奮。伽利略觀測到了一個以太陽為中心的太陽系,引發了社會觀念的根本改變,他也為此歷盡磨難。如果我們能在地球以外找到令人信服的生物標誌物,那將是人類智力發展史的又一次根本變革。


問:您怎麼看待中國為TMT做的技術貢獻?有人擔心中國在國際合作中無法參與核心技術的研發,而幹些外圍的、「搬磚頭」之類的技術含量低的活兒。


答:我剛才提到,TMT的基本技術是現成的。中國的分工包括非球面主鏡部分子鏡的磨製;那麼精細的工作不是搬磚頭。導星激光器也不是搬磚頭。看看整個激光導星裝置研發的要求,就知道它多有挑戰性,雖然不需要超越現有的頂尖技術,也絕對不是搬磚頭!這些都真正的技術活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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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Gary在2012年國際天文聯合會年會的招待會上宣講三十米望遠鏡


問:TMT在夏威夷遭遇的政治風波,媒體報道已有很多。能否透露一下最新進展?


答:目前的狀態是我們還在努力,但前途未卜。一方面我們希望在夏威夷重新申請建設許可,跟當地繼續修補關係,恢復在夏威夷建設TMT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這些文化、政治和法律風險迫使我們開始在別處尋找台址,包括智利,西屬加那利群島和墨西哥等。我們甚至收到了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申辦請求。從董事會、科學家到工程師,大家正在加緊評估各後備台址的可行性。所以現在TMT並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沒有台址了,恰恰相反,我們的選擇很多,問題只是選一個好台址。


大科學管理專業戶的煉成


問:比較您擔任過管理職位的三項大科學工程:SSC,LIGO和TMT,您覺得哪個最有挑戰性?


答:從政治、文化、社會和管理角度看,TMT是最難的,因為天文學領域這麼大的國際合作沒有經驗可循,需要借鑒其他領域的經驗,而且也不是一夜間就能學成的。從技術角度說,LIGO無疑是最難的。直到開機、鎖定真空腔的那天,我們都不敢確信LIGO真的能運行起來。


問:作為項目經理,您每天要做哪些具體工作?


答:我的工作首先是分工,把項目拆分成具體的幾塊,每一塊找人負起責來。項目經理的手裡應該是沒有具體工作的。其次是協調解決問題,但不能干涉,因為每一塊工作都有那個領域的專家在負責,除非是技術、人事、政治或資金上超出他們控制範圍的問題。


問:管理項目需要哪些技巧?


答:其實我至今都不知道需要什麼技巧。我的建議是去發現自我,看看自己究竟適合幹什麼,然後有計劃去展開職業生涯。每個科學工作者都應該對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專家心中有數。對於我自己,幾十年以後,當我坐在一屋子科學家中間,我會看到他們看不到的一些事,他們會看到我看不到的一些事。我的興趣讓我傾向於去看問題的主要方面而非細節。這就是我,沒有什麼技巧可循。每個做科學的都應當去發現自我。


問:工作這麼緊張,您平時是怎麼進行自我調節的?


答:我是個潛水愛好者(圖5)。每年要潛水50到100次,通常在加州海峽群島外,從年輕時一直堅持到現在。潛水時整個人都沉浸其中——真的很管用,你會忘了其他所有事情,得到很好的放鬆。


問:還有什麼想對中國讀者說的?


答:選擇那些能改變我們對宇宙基本看法的科學去做。到大型的國際合作中去鍛煉自己,不斷向前。


問:好的。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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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Gary 在加州海岸Farnsworth Bank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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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先生由百人傳媒投資和創辦,文小剛、劉克峰、顏寧三位國際著名科學家擔任主編,告訴你正在發生的科學。上帝忘了給我們翅膀,於是,科學家帶領我們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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