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澎：日本的戰爭記憶是如何選擇和建構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日本社會研究室主任胡澎（林昶 攝）

人民網8月18日電

由中國日本史學會和北華大學聯合主辦、北華大學東亞歷史與文獻研究中心承辦的中國日本史學會2016年年會暨「日本的社會變遷與中國」學術研討會12日在吉林省吉林市舉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日本社會研究室主任胡澎表示，日本總是片面強調受害，迴避加害責任，這與日本作為侵略戰爭的發動者和加害者的歷史事實相違背，也與戰爭受害國民眾的戰爭記憶產生較大錯位，導致歷史認識問題成為中日關係中的一大障礙。

胡澎在發言中指出，因戰爭親歷者相繼離世，大多數日本人所記憶的戰爭已與史實有了相當大的距離，研究日本人的戰爭記憶問題以及思考中、韓、日等國如何重構和共享接近歷史事實的共同戰爭記憶，不但重要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片面的受害者記憶

胡澎認為，當今，大多數日本人的戰爭記憶是片面、扭曲和中斷的，呈現出強烈的受害意識。

戰時物質生活的窘困、家庭破碎、親人離散、東京大空襲、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爆炸等，構成了日本人對戰爭的主流記憶。日本人牢記著兩個與戰爭有關的日子：一個是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紀念日，另一個是8月6日廣島原子彈爆炸紀念日。8月15日在日本通常被稱為「終戰日」，這一表述迴避了「戰敗日」、「無條件投降日」的字眼，同時也迴避了那場戰爭承載的罪惡和教訓。日本學者藤原彰認為，8月15日作為戰爭的紀念日，是從被害者的立場上傾訴國民的感情。於是這一天就被稱為「終戰紀念日」，意思就是說，由於天皇的「聖斷」才結束戰爭取得了和平。所以日本人根本沒有意識到戰爭是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性的戰爭,沒有認識到日本對朝鮮和亞洲許多國家來說是加害者。每年的8月6日，廣島和平紀念公園都會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悼念原子彈爆炸中的無辜犧牲者，日本各大新聞媒體連篇累牘地報道廣島的「受害」，構成一個戰爭「受害者」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一天，很少有人去深究戰爭是誰發動的？日本軍人在海外戰場都做了些什麼？為何日本會遭到原子彈爆炸？如同「安息吧！過去的錯誤將不再重複！」這句刻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受害者紀念碑上的碑文，主語是誰？誰犯的錯誤？ 為什麼會「被爆」？均被故意隱去了。

戰後，日本出現了大量描繪戰爭的殘酷以及給日本人身心造成巨大傷害的文學和藝術作品，甚至出現了在世界文學中獨樹一幟的「原爆文學」。日本的歷史博物館中，幾乎沒有揭露侵略戰爭和殖民統治等加害行為的展示，一味突出日本民眾的戰爭受害狀況。西方一些學者曾尖銳地指出日本人片面的戰爭受害者記憶。英國學者布衣曾批評道：「對大多數日本人來說，廣島是太平洋戰爭巨大的象徵符號，日本人所有的苦難，都能濃縮到這個近乎神聖的字眼『廣島』裡面。除了民族與國家的殉難這一象徵意義外，廣島也是絕對罪惡的符號，常常被人們拿來與奧斯維辛相提並論。」德國學者沃爾夫岡?施文特克也闡述道：「北京郊外的盧溝橋事變或者珍珠港事件在日本人的戰爭記憶中並未佔據顯著位置，反倒是沖繩、廣島和長崎留下了深刻印象。簡而言之，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的認知要強大得多。」

由於記憶具有主觀性和身體性的特徵，因此，作為個體的日本人對戰爭年代遭遇的苦難以及喪親之痛有著深刻而痛苦的記憶，這本無可厚非。然而，當個體身體體驗的戰爭受害記憶上升為日本人的集體記憶乃至民族記憶，一味沉浸在本民族的受害情緒中，甚至以戰爭受害者自居，對被侵略國家民眾的傷痛和感情缺少體察，甚至漠視、輕視、無視，則是錯誤和危險的。

綜上所述，當日本人的戰爭「受害意識」被固定化以後，面對中韓兩國對日本正視歷史、反省和道歉的要求，對勞工和「慰安婦」予以道歉和賠償等要求，有相當數量的包括政治家、知識分子和民眾在內的日本人難免反感和抵觸心理。其意識深處潛藏著這樣的邏輯：作為戰爭受害方的日本為什麼要對戰爭反省、懺悔和道歉？

被建構的受害者記憶

胡澎分析稱，「記憶並非一個不變的容器，用來盛裝現在之前的過去，記憶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件事物，在不同的時間點上它的工作完全不一樣。」如何建構戰爭記憶是一個尖銳、敏感的話題，同時關涉到權力的作用、社會變遷、文化導向，以及遮蔽戰爭加害者的主觀願望等。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作為戰爭加害者的記憶被抹消或選擇性地忘卻，大多數日本已習慣置身於受害者的立場去記憶戰爭，缺少從加害者的角度去反思戰爭，思考戰爭責任，這與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日本民族保守主義思潮的大行其道有關，同時，也受到歷史修正主義的影響。日本政要多次參拜靖國神社，一些民族保守主義政治家、歷史修正主義者、右派媒體人一直抵制對那場侵略戰爭的否定性評價，不斷拋出否認南京大屠殺言論，對強制勞工、三光作戰、從軍「慰安婦」、七三一細菌部隊、日軍遺留生化武器等戰爭遺留問題否認、抹殺或故意縮小。凡是客觀反映日軍加害行為的敘述均被扣上所謂「自虐史觀」、「反日史觀」的帽子加以攻擊。針對這一系列歷史修正主義的動向，山田朗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慰安所和慰安婦的相關話題，已經是鐵的事實，但對歷史修正主義者來說，卻認為這是有損日本人榮耀的事，將是否存在強征的問題矮小化，將問題的存在本身也試圖隱藏起來。」由此可見，權力在日本人戰爭記憶的建構中發揮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德國學者沃爾夫岡?施文特克也曾指出「自民黨的政治領袖、文化領域的官僚和國家媒體的一部分在當前組成了一個意見壟斷集團，他們出於政治的目的把歷史加以工具化利用。」

靖國神社內設的游就館中的解說詞和展板所代表的是所謂「靖國史觀」，它將侵略戰爭的爆發歸咎為美、英的「挑釁」和「壓迫」，將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目的粉飾為幫助亞洲擺脫白人殖民統治，實現「大東亞共榮圈」，標榜和宣揚日本軍人「戰功」和為天皇盡忠效死的「武士道」精神，否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將被處死的甲級戰犯視為受戰勝國迫害的殉難者……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出現了一批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等右派保守組織，還有藤岡信勝、西尾干二等一批右翼學者。他們編輯出版了多部宣揚、美化、掩飾日本侵略戰爭的書籍，如《大東亞戰爭的總結》對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性質進行全面的翻案，強調那場戰爭是日本把亞洲從歐美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戰爭，為侵略戰爭尋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該書否認戰爭中日本軍隊對亞洲各國人民造成的痛苦與災難，聲稱南京大屠殺是「虛構」，「從軍慰安婦」是商業性質，呼籲建立日本人自己的歷史觀。《「自虐史觀」的病理》、《教科書沒有講授的歷史》、《污衊的近現代史》、《國民的歷史》等書籍也都是在宣揚這一類觀點的。

一個民族的歷史是通過歷史教科書建構、記憶和傳承的。2001年，文部科學省審查通過了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主導編寫、扶桑社出版的初中歷史教科書。該教科書蔑視亞洲、將統治韓國殖民地正當化，主張南京大屠殺和「慰安婦」等歷史事實都是偽造的，對日本侵略戰爭進行肯定和美化。子安宣邦認為在歷史教科書中將「侵略」戰爭改寫為權益防衛的不得已的軍事「進攻」，這種國家對教科書檢定的行為是國家一方發動的對過去記憶的「變換形式的再生」，是要謀求對過去的「重提與再敘述」。

安倍當局深知重塑民族歷史記憶的重要性。2015年是日本戰敗70周年，早在年初，安倍晉三就設立了專門委員會為起草戰後70周年談話做準備。8月14日，「安倍談話」發表，雖然迫於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要求日本正視歷史的呼聲，「談話」中使用了「侵略」、「殖民統治」、「反省」、「道歉」等字眼，但模稜兩可、遮遮掩掩、閃爍其詞的態度令戰爭受害國的民眾感到缺乏誠意。「安倍談話」發表當天，日本外務省就從其官網上刪除了刊有「村山談話」等前任政府對戰爭「深刻反省」、「由衷道歉」內容的網頁。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義政治家、歷史修正主義者、右派媒體人妄圖通過淡化和模糊戰爭責任，將戰爭定格於原子彈爆炸，混淆戰爭的加害與受害的關係，將受害作為日本人和其他戰爭受害國人民共同擁有的經歷。在他們眼裡，供奉著二戰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既是體現日本近代以來為國家「犧牲」的人們的人生價值的場所，也是消解喪失親人的痛苦記憶的裝置。小泉純一郎首相在參拜靖國神社時說道「戰死者們崇高的犧牲才有我們今天的日本」，這句話令我們質疑他是要以「國家榮譽」和「犧牲」來取代日本人作為戰爭加害方的負罪感。高橋哲哉在《國家與犧牲》一書中針對小泉的說辭予以揭露：「通過頌揚戰歿士兵『崇高的犧牲』，把這種犧牲作為『敬意和感謝』的對象予以美化，會產生某種重要的效果，那就是會產生一種掩蓋、抹消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慘狀、在戰場上陣亡的慘死和不快的效果。」

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存在著共謀關係，在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這樣一組辨證的關係中，大多數日本人選擇了「歷史失憶」，這既是一種選擇性遺忘，也是一種作為加害者自我保護性的遺忘。因此，我們經常看到，很少有日本人提起戰爭中對他國的侵略行徑、大屠殺、慘案，似乎戰爭僅僅意味著廣島和長崎的「被爆」、日軍戰俘在西伯利亞的慘痛經歷。這種選擇性記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為戰爭加害方企圖逃避和推卸戰爭責任的一種主觀願望。學者藤原歸一曾指出「日本國民並非是因為經歷了太長時間而遺忘了戰爭，而是因為不願看到某種東西而早早的閉上了眼睛」。在戰爭歷史真相面前，選擇性記憶和遺忘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剝離自己與罪惡的關係。

在日本政治權力的操控以及錯誤歷史觀念的影響和推動下，日本從侵略戰爭的「發動者」、「加害者」同時也是戰爭「受害者」的身份置換成了戰爭「受害者」。在巧妙的概念偷換以及有選擇性記憶的建構之下，越來越多的日本民眾遺忘了日本是戰爭的「發動者」、「加害者」、「參與者」，習慣於將日本定格於「受害者」的立場。作為戰爭「加害者」的立場和記憶的遺忘與缺失，以及對戰爭「受害者」意識和記憶的強調和傳承，其後果是嚴重的，與中、韓等被侵略國家的民眾的戰爭記憶發生了嚴重的背離。

民間力量客觀記憶的努力

胡澎強調，二戰結束至今，針對否認侵略戰爭歷史史實和否認侵略戰爭性質的逆流，一些愛好和平的日本人和日本民間組織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們不但作為戰爭的受害者來反思戰爭，同時也站在加害者的立場，思考和研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在對抗日本右翼團體和右翼政治家的錯誤歷史言論，捍衛歷史真實和客觀記憶戰爭等方面做出了積極努力。

這些民間團體數量眾多，有以反對化學、細菌、核武器為己任的「日本ABC企劃委員會」、支持日軍細菌戰受害者索賠的「要求國家賠償七三一部隊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律師團」、「七三一細菌戰審判運動委員會」、針對否認南京大屠殺輿論成立的「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調查南京大屠殺全國聯絡會」、「南京證言會」以及支援中國戰時被搶擄勞工、要求日本國家賠償的「日中勞動者交流會」、「支持中國人戰爭受害者要求會」等等。有些團體規模不大，但深入日軍侵略過的國家採訪戰爭的受害者、倖存者，親手調查、搜集戰爭期間日本軍隊的罪行和證據。有的團體頂著右翼勢力的壓力，克服經費緊張等困難，編輯有關侵略戰爭的資料集、發行簡報、舉辦演講會、展示會。

為了阻止各地教育委員會採用扶桑版右翼教科書，一些民間團體分別在2001年和2005年發起了兩輪「讓扶桑版教科書採用率為零」的運動。「日本律師聯合會」中一些具有正義感和良知的律師不但關注中、韓等亞洲各國對日民間索賠運動，還從法律、道義、人力和資金等方面提供了支持。

著名歷史學家家永三郎在其編寫的《新日本史》教科書中記載了日本在二戰中所犯罪行。為抗議文部省的刪改，與之打了長達35年的官司。《朝日新聞》記者本多勝一是第一個站出來，全面採訪、揭露日軍侵華罪行的日本記者，也是第一個將整個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告訴日本人民的學者，《南京大屠殺始末採訪錄》等多部關於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的書籍讓日本讀者了解到這段塵封的加害歷史。小學教師松岡環20多年來致力於南京大屠殺的民間調查，在日本先後尋訪了250 多名二戰老兵，並自費80多次到中國訪問，與300多位大屠殺倖存者會面。她自編自導的紀實電影《南京，被割裂的記憶》以7名日本老兵和6名中國倖存者的真實故事為主線，從中日雙方的視角再現了那場可怕的災難。學者野田正彰在他的《戰爭與罪責》一書中對八名原侵華日本軍人進行了採訪，通過他們在戰犯管理所的改造，細緻入微地刻畫了他們人性的回歸過程，對他們的戰爭記憶進行了挖掘和剖析。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人的精神構造》揭示了戰前日本每個國民都直接或間接的成為日本向外擴張發動侵略戰爭中的一員，提出日本國民有責任對當初支持戰爭進行反思。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出版了一批反映被侵略國家民眾的苦難的調查和研究類書籍。如：石田米子、內田知行編著的《黃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大娘們的戰爭仍未結束》、上田信的《鼠疫與村落——731 部隊的細菌戰與受害者的創傷》、關成和的《被731 部隊佔領的村落——平房村的社會史》、石井弓的《作為記憶的日中戰爭》等。他們「將個人的受害記憶作為學術研究的對象，從遭受戰爭摧殘的個人及地域社會的角度分析戰爭的破壞機制和造成的後果，自下而上、自微觀而宏觀地解讀歷史。」 這些有良知的日本學者、知識分子、普通民眾既有戰爭受害者的意識，同時又具備戰爭加害責任的自覺，是針對日本人片面選擇受害者記憶而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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