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耕望 純粹而堅強的知識人

嚴家世代為農，父親嚴裕明事理、重教育。在嚴耕望幼年時，父親曾用數石稻穀換得一部善本《李太白集》作為家中孩子的學習材料。其代表著作除《唐代交通圖考》外，還有《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國政治制度史綱》、《兩漢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魏晉南北朝佛教地理史稿》。圖為嚴耕望台版、港版、大陸版部分著作書封。

嚴耕望的人生箴言。他還有一條治學箴言是「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

（上接B02版）

在今天看來，嚴耕望的論斷，對以思想史研究為專業的年輕學生是一劑清涼的解毒劑。如果沒有堅實的史學基礎訓練，入門便大談思想、潮流、主義等，最後的學問可能一生漂浮，難以落到實處，亦無法融入主流史學界。

從梁啟超、顧頡剛之後，關於史學研究方法論的新著作不多，年輕學子苦於沒有史學入門讀物。嚴耕望的著作，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白，因此廣受歡迎。其價值不僅僅在於傳授了技術性經驗，更在於他從價值層面闡明了一個史學研究者應該有的道德修養和人生態度。

他認為，真正的學者應該有健康的身體和心理，大境界才能出大學問，心術不正者絕對難以成為一名優秀的歷史學家。學者還要心無旁騖、珍惜時光，淡泊名利，避免權位的困擾。學者對於影視報刊也要隨時警惕，了解時局和娛樂生活到最小的限度，以免分散學術研究的精力。今日流行的各種史學方法論書籍已經不少，但多局限於教人提升技術的層面，而少談史學家的修養問題，在價值觀與境界上低於《治史三書》遠甚。

當然，嚴耕望的觀點似乎也頗矯枉過正。如果照此實行，似乎也只是充當了兩耳不聞天下事的書櫥而已，必將對時代、對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缺乏觀照。學者應淡泊名利，避免為名利所累耽誤學術，對於當下熱衷於「學者從政」者當然是一種提醒。然而，學術官僚是不是要比職業的行政官僚尤佳？只有懂得學術之理路，才能有效領導學術、組織學術，避免外行指導內行的鬧劇。胡適、傅斯年等都是兼具學術與事功於一身的大學者。如果人人都皓首窮經、鄙視事功，那真正的學術繁榮也無從談起。

王開先生：

昨自海外歸來，得讀惠書。承詢《酉陽雜俎》「椰」「榆」字，我所讀並非善本，其字當作「榆」，手民誤植為「椰」字，勞你多方翻檢，為歉。其實此等處縱然今本皆作「椰」，亦不能據此說唐代關中有椰樹，蓋只此孤證，不足據以立論也。

又承索拙作有關陝西交通史者，茲就手頭尚存抽印本檢若干篇，不能盡也。論文寫作已十餘年，頗有誤處，現已增補刪訂為定稿，刊於《唐代交通圖考》前三卷，明年當可出版。

我將於兩星期後仍到海外工作，請不必回信。匆匆，此祝

夏安

耕望

1984年6月22日

這是嚴耕望寫給友人的一封信，收信人王開曾經主持編寫《陝西古代道路交通史》和《西安古代交通志》。信札討論了《酉陽雜俎》中的一個字，小而寓大，流露出嚴耕望為人、為學的風範。（葉康寧藏原稿）

「不識時務」

以清醒、正直維護學術尊嚴

當然，嚴耕望並不迂腐，而是清醒於學者的職分。

一個原因是自卑。嚴耕望一直對自己有某種否定性的評價，認為自己是天資平常之人，僅有能力當一名皓首窮經的學者，做好中古史研究的本職工作，缺乏領導社會、移風易俗的能力。至於那些領導學術、轉移一代風氣的大師胡適、傅斯年等，他能夠理解而且內心尊敬。

但他最推崇的，或許還是做一位單純的「史學工作者」。在《治史三書》中，嚴耕望獨闢蹊徑，將呂思勉與陳寅恪、陳垣、錢穆並列為近代中國四大史學家。他評價呂思勉說：「我想像他一定是一位樸實恬淡，循規蹈矩，不揚露才學，不爭取名位的忠厚長者。無才子氣，無道學氣，也無領導社會的使命感，而是一位人生修養極深，冷靜、客觀、勤力、謹慎、有責任感的科學工作者。其治史，有理想、有計劃，又有高度的耐性，鍥而不捨地依照計劃，不怕辛苦，不嫌刻板地堅持工作，才有這些成就。」嚴耕望對呂思勉的概括，實際也正是對自己的概括。在呂思勉身上，他發現了自己的影子。

另一個原因則是自信。他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極為自信，相信自己的研究具有載入學術史的恆久價值。因此，他的各種研究都有系統的計劃，拒絕任何外界因素影響他的學術大計。所以，他對於「官定」的寫作項目或研究計劃，完全不感興趣，只要與自己的研究計劃相衝突，便一概婉拒。

1945年，傅斯年接納嚴耕望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職。首次面見時，傅斯年希望嚴耕望暫時留在他身邊幫助他處理文書事宜。嚴耕望認為他沒有能力處理此事，而且與自己的學術研究計劃相衝突，則直接予以拒絕，傅斯年只好讓他直接去史語所所在地李庄報到。

1962年7月，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傑，也是一手締造武漢大學的老校長、前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希望嚴耕望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然而，嚴耕望考慮到自己實際的興趣已經轉移到歷史地理方面，無法兼顧兩個方面，沒有把握限期完成一部大書，遂予以婉拒。

其後，王世傑又希望由中研院仿照劍橋史系列著作，編撰一部《中國通史》，由嚴耕望領導編纂中古史的部分。這是一項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部能夠流傳後世的工作，只要成功便可以暴得大名。如此美差，嚴耕望再次婉拒。表面原因是認為自己沒有行政能力，恐怕辜負王世傑的美意。實際是他自己早訂有系統的研究計劃，非三四百萬字不能解決，如果接下此種寫作項目，必將難以完成自己的研究計劃。

更有趣的段子是，1959年7月蔣介石來到中央研究院視察，因沒有預先通告，找不到人，蔣遂前往史語所找人。當時嚴耕望獨自在研究室工作，上身赤膊，聞聲出來看了一下，沒有接待蔣「總統」，又回去做自己的研究了。

以上種種舉動，按照今天流行的標準評價，可謂「不識時務」，可謂「迂腐」！然而，嚴耕望自稱「對外更不想賺一分錢，不想增加一分知名度」，自然也無意於最高領袖的垂青。他一心坐冷板凳，撲到學術研究上，真可謂異人！

此種「迂腐」，在今天看來恰恰反映出，嚴耕望作為一個純粹學人的正直，為學術而學術，不慕名利，不求聞達，不低眉折腰侍奉權貴。我們今天的學術界，已經成為名利場矣！承擔何種級別的項目，已經成為學術機構排名的標準，更成為學者晉陞、加薪的終南捷徑。甚至大學不惜降格為智庫，忽視了追求自由和真理的責任，將所謂領導批示的分量等同於「權威期刊」，將學術評價的權力交給「領導」之手。種種自降身價之舉，知識人的尊嚴可謂蕩然無存。

嚴耕望則是不唯上、只唯實，以維護學術尊嚴為生命。他雖然如一潭溫水，卻也立場鮮明，甚至不無鋒芒。他曾說：「大陸上一些左派史學家抱著社會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治史的萬應靈丹，每一論題大體都先有了一個結論或者意念，這個結論或意念是由他們奉為神聖的主義思想所推演出來的……這種工作要說有意義，那只是用來鞏固什麼主義思想的權威性。所以這些所謂史學工作者，只是相應當政者『學術為政治服務』這一個相當坦率的口號，而趨附權貴，不是真正的史學家。」嚴耕望的評價，應當放在上世紀70年代「文革」前後的歷史語境中理解，然而在今天看來又何曾過時？嚴耕望看似迂腐和保守，但又是多麼清醒？

總之，百年後重溫嚴耕望的人生歷程和學術之路，會發現內容與其名字一樣樸實無華，卻充實而有光輝。他的身上能看到很多今人稀缺的品質，無愧於一個純粹而堅強的知識人。世俗時代，學者何以安身立命？有人自甘墮落，有人遁入宗教，嚴耕望則以學術為託命，以實現學術理想為人生最大價值。其「為學術而學術」的觀念，我們可以保留意見。其學術道路，我們今天或許難以複製。但是，我們今天回顧嚴耕望，還是能夠清晰地看到，在世俗時代，做一個純粹、正直、堅韌的知識人的可能性。

□韓戍（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學者，著有《儲安平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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