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古蜀國：曾經挫敗秦國和楚國，最終沒落無聲

一部古蜀邦交關係，其實就是一部戰爭史。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曾經如此不遺餘力地與夏人、商朝人、秦人、楚人、巴人奮戰，兩國交好只是戰爭間隙的曖昧時光。蜀人與夏，有確切記載的戰爭或許只有兩場，卻一度改變了古蜀國的面貌；蜀人與商，大小戰爭多如牛毛；周人是蜀人的同盟，卻經常在背後對蜀人下黑手；秦、楚是古蜀國的試金石，蜀人最終亡國，只有經受住戰爭洗禮的民族，才有資格逐鹿中原。

公元前451年 公元前451年，世界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生活在愛琴海邊民主的雅典人投票通過法律，使雙親中有一方不是在雅典出生的公民全部喪失了選舉權，這一法律使雅典公民的人數大大減少。而公元前451年中國已是戰國早期，奴隸制尚佔據主導地位。這一年，史官頗為清閑，全年並無大事可記載。唯一不安定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國和渭水一帶的秦國交惡。此時的中國並未統一，諸侯國之間爭奪土地的戰爭從未消停，人們對戰爭早已司空見慣了。 這一年，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遇到了點麻煩，他們必須迎戰鄰國秦人的攻擊。當時兩國國力相差並不大，雙方在一個叫南鄭的地方展開激戰。

南鄭即今天的陝西漢中，其實直到三國，此地仍是不毛之地，並無多少經濟價值。不過，公元215年，劉備和曹操卻親率大軍爭奪漢中，歷經4年的鏖戰，劉備才艱難取勝。究其原因，劉備其時已佔有了益州，漢中是入蜀的咽喉之地，扼守在漢江和嘉陵江上游之間，進可出蜀入關中，退可固守，戰略地位十分險要。因此，蜀人、秦人的南鄭之爭，從戰略上說，與曹劉之爭是沒有太大區別的。 南鄭雖鄰近秦國，不過早在開明王朝建國初期，鱉靈之子盧帝便率蜀人北上，一度「攻秦至雍」。雍的位置，大約在今天陝西鳳翔一帶，已經越過了渭水，南鄭也自然成了蜀王的囊中之物。公元前451年，秦人決意奪回南鄭，他們猛烈的攻勢一度讓蜀人手忙腳亂。秦人偷襲得手，如願攻取南鄭。蜀人自然不甘心，又集結兵力反撲。不過，「秦左庶長城南鄭」，秦人早已經在這裡築起了城牆。果然，經過10年的鏖戰，蜀人才將南鄭艱難收復。司馬遷在《史記》中稱之為「南鄭反」。

這以後的蜀人似乎沉浸在了勝利的喜悅中，他們在成都平原上很長一段時間不願走出來。南鄭收復後，蜀人似乎無意將其作為前哨，只當作一片領土，準確地說，只是一個擺設。他們並未曾想以此為據點，一舉殲滅鄰國秦人。同樣是公元前451年，奴隸制發展到此時，已經是強弩之末。不僅是蜀、秦，整個中國大地都呈現出一派老態龍鍾之勢。 變法圖強與原地踏步 內憂外患之下，公元前359年（一說公元前356年），衛國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國變法。商鞅的變法招來秦國領主貴族的一致反對，秦國一度混亂。蜀人卻依舊按兵不動，失去了進軍秦國的最後機會。 商鞅命人在咸陽南門放了一根三丈長的木頭，貼出告示：有人搬到北門便可得百金。

眾人皆不信，後來有人一試，賞金果然有百金。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徙木立信」，商鞅由此確立起自己的威信。商鞅重編戶籍，獎勵軍功，變領主為地主。這些措施使秦國完成了領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轉化。公元前350年，商鞅繼續改革，開闢阡陌，實行郡縣制，中央集權得到加強，全國秩序井然。一時間，「兵革大強，諸侯畏懼」。不過，「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秦孝公死後，太子秦惠王上台，第一件事便是車裂商鞅。這位秦王雖因私仇殺商鞅泄憤，卻又為商鞅的新法拍手叫好。他將是日後蜀人的主要對手。

而早在公元前382年，吳起即在楚國變法。此前的楚國接連受到魏、趙、韓的夾攻，大片國土淪喪，民不聊生，餓殍遍野。更有甚者，楚聲王竟然在路中遇盜被殺。楚悼王上台後，任用吳起為令尹，開始變法。吳起廢除貴族爵位，整頓吏治，加強王權，楚國慢慢強大起來。楚悼王死後，舊貴族反叛，殺死吳起。不過，吳起的變法早已經為遲暮的楚國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封建制在楚國逐漸萌芽。「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兵力陡增。公元前381年，魏國伐趙，趙求救於楚，楚人「圍魏救趙」，這場經典的戰役吹響了楚人復興的號角。 我們之所以如此關心秦、楚的變法，是因為在不遠的將來，他們會是蜀人的主要對手。

在商鞅變法前，秦人與蜀人還有過一次交鋒，地點仍是南鄭。公元前387年，秦人又攻取南鄭，司馬遷稱之為「伐蜀，取南征」。蜀人依舊不依不饒，又糾結大軍硬是把南鄭奪了回來。司馬遷只得又記載「蜀取我南鄭」。此時的蜀，勢力已經遠遠伸出了成都平原。對於古蜀人來說，龐大的地圖似乎帶給過他們難言的幸福和快感。 這種快感在他們與楚人的戰爭中依舊得到延續。10年後，即公元前377年，蜀人東征伐楚。此時吳起雖死，新法卻已深入楚國的五臟六腑。許是突襲得手的緣故，蜀人一路高歌猛進，並很快佔領茲方。茲方距楚都江陵，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距離。這場戰爭的勝負，史料並無記載。

蜀國與變法之前的秦國、甚至是變法之後的楚國交戰，並不吃虧，甚至還一度佔優。我們不禁要問：成都平原上的蜀人並沒有變法，也沒有走上封建制的道路，為何他們在與新興的楚國交戰中，竟能旗開得勝，並一度咄咄逼人？其實，蜀人固守南鄭抗秦，東征楚國用的戰術是偷襲，都沒有正面交鋒的痕迹。況且，從地理位置看，楚要防禦韓、趙、魏的進攻，秦人要防備北方游牧民族的偷襲，很容易顧此失彼。此時的戰爭，當不能說明蜀人的強大和競爭力。 從近年來的考古發掘中，可以窺探出蜀人當時在國內的動靜。

2000年，成都商業街出土了一處大型船棺葬，這處船棺葬屬於開明王朝已經死去的諸位蜀王，他們原本已經入土為安，卻又遷到了成都。船棺葬上面，還曾經有過豪華的宗廟。由此看來，此時的蜀王正忙著遷祖墳，而非勵精圖治，以求逐鹿中原。更值得一提的是，船棺旁的獨木棺中還有一些一次性埋葬的屍骨――顯然，這是蜀王用來殉葬祖先的人牲。這種殘酷的殉葬制度在中原早已銷聲匿跡了，古蜀王卻仍舊樂此不疲。 當秦楚龐大的戰車隊在平原上沖馳酣戰時，在三峽的峽谷溝壑間，巴國軍隊卻仍然依靠他們強健的四肢翻山越嶺，跨江涉水。與生機勃勃的秦、楚相比，推行奴隸制的巴國已經走到了它的晚年。在與秦、楚的交戰中，巴人顯得首尾難顧，巴國勇士更多的是用血腥的搏殺來延緩國家消亡的時間。歷史上，巴人在江關（今重慶奉節）、陽關（今重慶長壽）、弱關（今湖北秭歸）一連布置三道防線與楚軍對峙，卻終究沒能阻擋楚師西上的步伐。

公元前361年，「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奉節以東盡入楚之版圖，巴人的東方大門完全向楚敞開，無險可守。而向北，面對著雄踞關中的秦國，巴人不得不向秦人朝貢，以獲得苟延殘喘的時間。巴人的衰落並沒有讓蜀人警醒，相反，他們覺得這是個有利可圖的機會。戰國早期，蜀國軍隊不斷在山峽與成都平原一帶來回穿梭，不斷蠶食巴人在川東一帶的領土。純粹是小家子氣的手筆。 巴、蜀國滅 公元前316年已是戰國尾聲。這一年，巴蜀風雲再起，末代蜀王率大軍攻巴。巴人節節敗退，眼看就要亡國。無奈之下，巴王遣使求救於秦。 秦惠王欣然出兵。早在幾年前，他跟蜀人已經有過兩次交道。末代蜀王有一次想調侃秦惠王，就寫信邀請他參加自己的軍事演習，沒想到秦惠王大膽赴約，蜀國軍隊的兵制在演習中被秦人一覽無餘。

幾年後，秦惠王宣稱得到了可以便金的神牛，末代蜀王遣使來求，為此還勞民傷財開鑿金牛道，結果發現所謂便金的神牛隻不過是些石牛而已。他的無知和貪財，無疑加速了蜀人亡國的進程。 秦惠王派大夫張儀、司馬錯率師伐蜀。此時的秦師，再也不是前兩次與蜀人不相上下的軍隊了。果然，秦師一路高歌猛進。蜀王不得不從巴國退兵，迎戰秦軍。這場大戰並沒有持續太久。此前的演習中，蜀人的兵制暴露；金牛道既通，蜀國已無險可守。蜀軍潰敗，末代蜀王也在戰場上丟了性命。秦師攻佔成都。同年冬，張儀移師東伐巴國，俘獲巴王，巴國遂滅。歷史的天平，最終開始向強大的秦國人傾斜。蜀人連國家都守不住，更何談逐鹿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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