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那個摘下雨果獎的天津80後科幻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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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寫作只是她生活的一小部分，她的寫作節奏一向很慢，一年只寫一兩篇。只有在夜晚，女兒睡著之後，她才會坐在桌前，把頭腦中溢彩流光的科幻世界寫出來。
對於那些不熟悉科幻的讀者而言，郝景芳一夜之間就火了。
8月21日，郝景芳憑藉短篇小說《北京摺疊》繼劉慈欣後，成為第二位榮獲世界性科幻大獎「雨果獎」的中國人。
4月入圍雨果獎時，這位原本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作者，迅速被媒體貼上80後、科幻女作家、清華學霸的標籤，讚譽不斷，非議不斷。
連郝景芳自己也覺得奇怪，怎麼一下子就有這麼多人關注她。畢竟，科幻寫作只是她生活的一小部分，她的寫作節奏一向很慢，一年只寫一兩篇。大部分時間，她都坐在中國國家研究基金會窗明几淨的辦公室里，做數據研究，寫經濟報告，研究經濟結構轉型、財稅制度，參與籌辦高規格的會議。每天忙得不亦樂乎。
只有在夜晚，女兒睡著之後，她才會坐在桌前，把頭腦中溢彩流光的科幻世界寫出來。
郝景芳
一則天體物理學界的不成文規定
2007年，還在清華大學讀物理系的郝景芳寫下了一個叫做《流浪蒼穹》的故事：移民火星的人類爆發了反叛地球的獨立戰爭，使得地球和火星成為兩個互不往來的迥異世界。百年之後，地球和火星開始了戰後的交往。一群火星少年被送到地球學習。當他們重返火星時，發現自己的命運被兩個相互猜忌的世界裹挾。故事的開端就是這群少年回家的時刻，雖然「身的遠行在那一刻結束，心的流放從那一刻開始」。郝景芳將這個故事稱為「最後的烏托邦瓦解的故事」。
誰也不會想到，這個故事的最初靈感來源於天體物理學界一個不成文的規定。
在天體物理學界，所有研究的數據、研究成果都是全球共享的。因為在這樣一個挑戰人類認知的尖端領域，單打獨鬥往往是無效的，只有資源共享才有突破的可能。不同於那些自身產生市場價值的應用科學領域和經濟領域，天體物理沒有「實際的應用價值」，它既不能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又不能變成產品拿到市場變現。
在這樣一個「人人賺錢不多」的圈子裡，人與人之間的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研究人員最終獲得的，並非是經濟層面的滿足，而是純粹理論研究的樂趣，是「人們對於天體物理的認識，因為有我的貢獻而拓展」產生的精神滿足和價值實現。
這在郝景芳看來，和共享經濟的烏托邦模式有著某種共通之處。
《流浪蒼穹》
郝景芳 著
版本: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6月
因此，她做了一個大膽的假設：假如在火星上，最初到達那裡的人只是科學家、宇航員和藝術家，他們建立起了一個類似天體物理學界的純共享社會，人們通過和他人分享自身所得，獲得自我認同。到了第二代第三代，不再是原先那批科學家、宇航員和藝術家。人人都想要自由的生活，想用集中起來的資源做更多其他的事，原來的小社會就會衝散、瓦解。
「當社會變得龐大且日益複雜化，就涉及到資源配置的問題和人身活動的自由選擇問題。原始的小社會就很難維繫下去。這就是自由和公共性的衝突。公共性是在某種約定下維持的秩序，而自由則是打破這些秩序的界線。」郝景芳對社會制度的思考由來已久，在她博士階段從物理系轉到經濟系之前，就已經被這些問題吸引。
她自知自己並不是制度決定論者，不相信哪一種制度是完美無缺的，也不相信達到某種制度之後所有人都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
現實世界並不存在烏托邦。
「人在制度向後迭代的過程中，不斷發現它的缺陷，在面對制度造成的困難中，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尊重他人，對人真誠。因此，真正好的世界，答案不在制度，而在人。」
郝景芳將這個問題的答案寫在她的第一部長篇科幻小說《流浪蒼穹》中。
人的內部自由是最高的價值
郝景芳沒有把自己定格在科幻作家這個單一的身份中，在她看來，寫作本來就有多種可能性。她最近出版的現實主義小說《生於一九八四》證明了這一點。
這本小說寫的是三十年里兩代人的心路歷程。父親經歷「文革」、上山下鄉，回城後反思自己，在內心負疚的驅使下，前往世界各地，尋求精神出路。女兒則從小上學讀書，生活平穩，經歷了公務員、北漂生活，卻在面臨人生選擇的時候迷茫、痛苦，精神崩潰。
1984年，正是郝景芳出生的那一年。她的父母都是大學教師，沒有過小說《生於一九八四》中父輩坎坷的人生經歷，生活平順。因為父母對她管束很少，放學之後，七八歲的郝景芳就背著書包，到附近的舊書攤和租書店裡搜羅東西讀，不管是港版的言情小說、日本漫畫，還是舊書、舊雜誌、偵探故事，她都照單全收。
到了初中，她把諸如《雙城記》《蝴蝶夢》這樣的經典讀物和言情小說混著看。她開始讀武俠，讀完了金庸和古龍寫的全部作品之後，她發現自己對其他的武俠作品再也提不起興趣。正是那個時候，郝景芳開始接觸科幻作品，發現了一些書的內容之豐富超出想像。這些書為她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從高中起，郝景芳開始閱讀卡爾·薩根的《暗淡藍點》、約翰·格里賓的《大爆炸探秘》和《尋找薛定諤的貓》。她為他們描繪的包羅萬象的宇宙痴迷不已。儘管如此，她還是覺得真實的宇宙更讓她好奇。
如願進入清華大學物理系之後，郝景芳又閱讀了愛因斯坦關於科學哲學的文論、海森堡和波爾等人關於量子力學的闡釋、薛定諤的《意識是什麼》。隨後，她轉向閱讀笛卡爾、萊布尼茨、康德和丹尼爾·丹尼特的心靈研究。從那時起，她立志成為一名量子物理學家或宇宙學家。
高一那年，郝景芳讀了喬治·奧威爾的《1984》，或許是和自己出生的年份有著某種感情聯絡，或許是書中的內容讓她震撼，她記住了這本書。既然奧威爾寫的是虛構的1984，那麼為什麼不能寫一寫現實中的1984呢？在奧威爾的《1984》中，生產是由上層指定的，生活是受到控制的，一切都匱乏，和外界沒有接觸，整個社會處於戰爭的瘋狂中。而現實中的1984，計劃經濟被打破，工廠生產變得自主，銀行體系被拆分、市場化，口岸開放，和外界接觸增多。人可以向城裡流動，鄉鎮企業開始蓬勃。對於中國來講，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
時隔多年，郝景芳再次想起奧威爾給她的啟發，開始著手寫《生於一九八四》。寫科幻的時候，她像個科學家，搜集背景資料，查閱不同星球上的地理環境、大氣環境，設計人物如何在不同的星球上生存。寫這本書的時候，她又做起了歷史學家，閱讀了那個年代的檔案資料、傳記，翻看了當時的影像資料和老照片。這些材料不停積累，她頭腦中關於那個年代的想像就浮現出來。
《生於一九八四》中，郝景芳關注的是人的內在旅程。整個小說的故事線就是小說中「我」的內心疑問的解決過程。在寫作的過程中，郝景芳也在和自己的內心對話，尋找焦慮的源頭，達到平靜的自我。
「如果一個人沒有找到平靜的自我，他會隨時隨地處於沒有方向的焦慮之中。而找到了平靜的自我之後，生活中現實的困難是很好解決的」。
她找到了答案。
她曾多次在作品中反思「命運」這一課題。在《癲狂者》中，一個優秀的年輕人覺得自己的命運不受控制，生活都是假的。在《繁華中央》中，阿玖懷疑自己獲得的成功和名譽是一場精心謀劃的騙局。《深山療養院》則講述了一個學業優秀的男主人公對生活焦慮、想要逃離的故事。
相比於把人物丟在一個危機四伏的環境中，郝景芳更痴迷於寫一個在沒有任何外在壓力下自我推動型的人。
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使得她的科幻作品大多有一個科幻的架構或外殼，但其內核是成長、青春、自我反思，和對社會及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思考。畢竟，有時候距離一些事情或人物太近，反而不知道怎麼寫。所以她選擇了拉開一段距離，這段距離就是科幻：創造出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國家，把自己的想法投射進去。
《生於一九八四》則是一種通過拉開心理距離而實現的回顧式寫作。小說中的父親對自己早年的所作所為反思時說：「覺著你周圍人本來要干一件什麼事，全都往一邊跑，你也看不清楚，就跟著大家跑，結果跑著跑著，發現大家全都往另一邊跑了，或者是往四面八方跑……」女兒則困惑：「在所有這些紛繁的世界畫面中，我不知道該去哪兒找自由。」
《生於一九八四》
郝景芳 著
版本: 電子工業出版社，2016年6月
郝景芳喜歡思考個體的小命運和無形的大命運之間的聯繫。在她看來，真正重要的，既不是大命運，也不是個體的小命運，而是個體看待大命運的心態。「我們常常在無意中被大命運推動，覺得很多思想、心態、觀念都是無比正確的，其實可能不過是大命運中一個側面的展現而已」。警惕單從幾件事的結論中獲得的「真理」，對大命運保持清醒的自覺，是郝景芳對自己的要求。
對郝景芳而言，在各種各樣的價值當中，人的內部自由是最高的價值：每個人都有權利感知這個世界，通過思想和選擇決定自身的命運。
讀者沒有理由為作者的眼淚買單
高三那年，郝景芳在課業之餘參加了第四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初賽，她寫了一篇小小說《迷路》，講幾個中學生小女孩在公園裡迷路了，想要找到方向，為日常生活找出口。後來，她拿了一等獎。大四那年，她轉向科幻寫作，兩次參加科幻文學的徵文比賽，都拿了一等獎。由此，她認識了一些科幻雜誌的編輯，開始寫更多短篇科幻作品，為雜誌投稿。
起初，她的作品並不被人看好。原因之一就是，那些小說對於科幻讀者而言不夠科幻，對純文學讀者而言不夠文學，介於二者之間的尷尬定位讓她的投稿之路充滿波折。寫完《流浪蒼穹》之後，她拿到《科幻世界》筆會上給人看，沒有人回應。這讓她十分沮喪，一度陷入自我懷疑。幾個星期之後，她收到了一封郵件：你創造的世界絕無僅有，你的小說有一種其他科幻作家沒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陽又回來了。發件人一欄，寫著——劉慈欣。
《孤獨深處》
郝景芳 著
版本: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7月
有很長一段時間，郝景芳特別在乎外在的標準，甚至給自己假想一個理想化的形象，刻意讓自己去達到那個標準。漸漸地，她發現自己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麼、對一些事情有怎樣的感受。
她對這種情況進行了一次曠日持久的反思。最終明白了：當「真我」中有個人無法解決的困難遺留下來，人就容易把多餘的精力放在「假我」上面。久而久之，人就與自己的內心沒有了碰撞。她想到了一條解決的路徑：「只有把真我不斷擴大，人才能穩定下來，平靜下來，才不會始終都對自己達不到的狀態感到焦慮。接受自己現實的狀態，一個無限平靜和無限豐滿的狀態。未來的一切發展都是自然的、順理成章的。」
想通了這件事，郝景芳的內心才漸漸安靜下來。她不再因為自我迷失而苦惱，也不會因為外界的評判標準而苛求自己，丟失自己。她說：「外界給我的定義，就像窗戶上的影子。我不需要真的把自己貼在窗戶上，成為那個影子。只要我還真實地坐在房間里，我的內在自由還是存在的，那窗戶上的影子就不會困擾到我。」
正如《生於一九八四》里寫的那樣：「金錢的、名聲的、嚴肅的、宏大的、革命的、愛戀的時刻，都變成時間流中的一個切面和片段，都不再重要，或者說至少不再以通常理解的方式重要著。重要的只有連續的、雲端的、看這一切的這個我。」
文/張暢 編輯：一一
本文首發自公眾號「新京報書評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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