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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諾·迪亞斯:我始終感興趣人們如何在不平等系統中生存

文學都是從具體通向普世的。朱諾·迪亞斯認為男人從來不寫愛情,因為不寫愛情,也就不寫自己與愛的關係。大多數男人在成長過程中,都不曾被教育要與女人站在同一陣線,我們不被鼓勵有這種情感,通常我們把女人視為敵手、對立面。


文|littlerotten


「如果對親密關係背後的社會政治不感興趣,你就無法以它為主題進行寫作。愛情故事是揭示世界真相的武器。」多米尼加裔美國作家,普利策獎得主朱諾·迪亞斯(Junot Díaz)喜歡觀察約會中的人們,他覺得這是迅速了解一個社會的有效途徑。

帶著《你就這樣失去了她》中譯本來到上海書展到的迪亞斯,短短几天內就獲得了一個印證這一點的簡單例子:他的翻譯就快要結婚了,來上海出差之前,未婚妻特意叮囑他,在拍完婚紗照之前千萬不能曬太陽。「真的只是為了拍照更好看嗎?那是表面借口而已。為什麼這是一個深色皮膚暗示著較低階層並且被認為是一種污點的社會?為什麼這是一個覺得女人出門理所應當撐陽傘的社會?對美的判斷絕對不是偶然的,是社會安排了這樣的審美。」因此他考慮寫這樣一個故事,妻子旅行歸來,曬得黝黑,不僅她的丈夫氣瘋了,周圍所有人都對她非常生氣。


迪亞斯認為自己是一個不太典型的男性寫作者。「男作家不寫愛情,」他說,「不是說他們的作品裡沒有愛情,而是他們不寫男人與愛的關係。」在他看來,女作家總是專註於「尋找愛情」,但男人與愛的最常見關係則是「他們如何破壞了愛」。「寫作會逼迫他們正視這一點,正視自己的『愛無能』」。短篇集《你就這樣失去了她》,他的第三本書(前兩本分別死《沉溺》和《奧斯卡·瓦奧短暫而奇妙的一生》),就是一部男主人公尤尼奧(Yunior)摧毀一段又一段親密關係的陳情錄。


但實際上迪亞斯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作家。和大多數移民一樣,身份問題是他生活中的潛藏的基本問題,即便早在6歲時就隨著家人定居新澤西州,早已成為用英語寫作和教學的成功作家,他仍然是一個在運用這種第二語言時會感到羞愧的人。他始於大學時代的早期寫作中充滿了對政治議題的意見,他談論作為非洲裔美國人的權益問題,談論美國對拉丁美洲的政策,談論種族屠殺、壓迫、剝削等等,直到有一天,他當時的女朋友告訴他,你寫得實在是太差了,根本讀不下去,就像政治犯的沉悶自白書,沒有人會喜歡這種東西,應該寫寫偷情和性。在前女友的建議下,他花了一年時間,看了大量西班牙語電視劇,研究電視劇如何藉助愛情故事來表達複雜的問題,如何帶著批判性的眼光審視自己家庭內部的關係。


找到了迂迴道路之後,他才開始了「真正的寫作」:「如果我要寫社會對黑皮膚的歧視,最好加入一些令人尷尬難堪的分手情節。如果讀者覺得跟著我的故事走,最後會有性和八卦的話,他們就會饒有興緻地跟著我,哪怕我把他們帶到黑洞里去。」

為什麼要寫愛情中的分手故事?

朱諾·迪亞斯:我始終感興趣人們如何在不平等系統中生存



B = 外灘


D = 朱諾·迪亞斯(Junot Díaz)

B:你曾說你在講英語的時候,會時刻檢查自己的語法和表達方式,以確保自己使用的是純正的英語。那麼在用英語寫作的時候呢?會更自在嗎?


D:我們的腦子加工語言的速度,是神經元突觸傳遞信號的速度,快得不可思議,你看不見摸不著。但是寫作時組織語言,是在頭腦里以正常的速度發生的,通過慢動作,你可以看到它的發生過程。我喜歡寫作的一部分原因,可能正是因為它能讓我真正感覺自己在用英語思考。


B:因為寫移民的故事,你不僅僅是這個群體的一份子,也是這個群體的觀察者,這會不會反而加強了你作為一個「局外人」的感受?


D:就我和我朋友的經驗,年輕的時候,你永遠覺得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局外人。我搞不清楚我這麼覺得是因為我是一個移民,還是因為我是一個年輕人。我有很多美國白人朋友,他們也從未覺得自在過,他們不喜歡自己的家人、家鄉,不喜歡他們自己,渴望改變,要去一個能令自己覺得被理解的地方。我覺得這很神奇,作為移民,我和他們的經驗是一樣的,大家的人生旅途竟然如此相似。即使生長在你的家族已經生活了兩百年的地方,你仍然要去尋找一個「家」。如今我快要五十歲了,那麼老了,我還是在想,這到底是移民的問題,還是每個人的問題。


B:你心裡有答案嗎?

D:我現在覺得我們不必將自己限定在「只有一個家鄉」的困境里,為什麼不能同時擁有兩種生活呢,既作為移民,也作為出生地的一員,這樣你就會理解很多事情。


B:既然很多情感都是普世情感,為什麼寫作多米尼加移民的故事對你來說非常重要?你還曾就美國文學中關注拉美移民問題的作品數量太少發表過意見。


D:這是個很好的問題。我認為,讓某種情感或經驗變得普世可見、令人感同身受的,正是這種情感或經驗的特殊性。換句話說,作為移民的經驗是一種非常特殊的、明確的經驗,它能夠創造共通的連結。因為每個人都體會過過面對一個全新世界的手足無措,比如第一天去公司上班的時候,不知道怎麼與人交談才得體,明確的經驗給了人們將自己代入其中的機會,模糊的經驗則不會。拿《白鯨記》(Moby Dick)做例子好了,這是一個在美國非常有名的捕鯨故事。現在誰還捕鯨呀?它不在任何人的經驗里,但是那個「如果得不到我想要的東西,我將永不滿足」的想法,是普世的。我想這就是人,人難以對概括性產生共鳴。你知道愛很困難,如果我告訴你愛很困難,你只會說,哦,是啊。但如果我給你看一部電影,拍的是一個愛情悲劇,那就不一樣了。


B:這就是你想要寫一系列尤尼奧的分手故事的原因?

D:文學都是從具體通向普世的。寫《你終於失去了她》的想法來源於,男人從來不寫愛情,因為不寫愛情,也就不寫自己與愛的關係。大多數男人在成長過程中,都不曾被教育要與女人站在同一陣線,我們不被鼓勵有這種情感,通常我們把女人視為敵手、對立面。當我塑造尤尼奧這個人物的時候,我想的是,如果他比其他男人更能與女人產生休戚相關的情感,這就是我的寫作空間。


尤尼奧常常談論女性在情感關係中遭受的暴力和侵犯,為什麼他會對此感興趣?一方面,他是個典型的渣男,另一方面,他也是典型渣男的受害者,某種程度上,他是在父親的「施虐」下長大的。他每傷害一個女人,自己的傷就暴露出來,因為那些會傷害和打擊女人的事情同樣會傷害和打擊他。這讓他與女人的關係和別人不太一樣。這是我寫他的要點。


B:你的第一部作品《沉溺》寫的也是尤尼奧的故事,我發現這兩部短篇集可以拼湊成一個更完整的關於尤尼奧故事。


D:是的,可能你要把小說讀上20遍才會發現其中全部的線索。《沉溺》里,尤尼奧的哥哥突然消失了,到了《你終於失去了她》,我們才聽說他得癌症死了。每一本書里都有巨大的沉默,它已經形成了一個故事,但讀者能感覺到缺少了什麼。等你讀完後一本,可能會對前一本有完全不同的理解。


B:也就是說,你寫第一本書的時候,就已經計劃好第二本和第三本了?


D:是的,我很瘋狂,我會建構一個很大的計劃,一整套模式。儘管這是個壞主意,對寫作沒什麼幫助。我認識很多聰明的作家,他們就是簡單地開始寫作,然後看故事會把他們帶去哪兒。我同意這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很笨,你知道那種在開始戀愛的時候會列一張To Do List的人嗎?我就是這種人。


B:顯然尤尼奧身上由你自己的影子,你覺得作家如果總是寫自己,會是個問題嗎?


D:寫作那麼困難,為什麼不走捷徑?我很懶,如果可以拿我自己當原型,或者可以用我的衣服、我的車、我的公寓去拍電影,為什麼要買新的?你看到有可用的東西就用了。


B:你的寫作存在一個潛在的永恆議題嗎?


D:我始終感興趣的是人們如何在不平等系統中生存。愛情里是沒有平等的,如果女人被允許按照她們的想法決定一段關係,世界肯定不會是現在這樣。但是女人們想出了生存的辦法,在任何一個可能的空間里,獲得掌控權,創造出美好的東西。移民也是一樣,一個非洲裔移民如何在一個討厭非洲裔的國家生存?怎麼尋求愛和安全感、如何保持創造力?無論在多米尼加還是美國,我童年和青年時代都過得很窮苦,看到很多不公平、不平等,但我們創造出了很好的藝術。那些生活在極度不平等條件之中的人如何創造家庭、愛和藝術,我想我關心的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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