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遠舉：這個時代如何避免無錢醫治大病的悲劇

文史 08-23

文 |劉遠舉

這幾天，蘭州交通大學博文學院英語老師劉伶利患癌症被學校開除，因病去世的事件引發廣泛的尖銳批評。幾乎就在同一時段，華為前員工魏延政因病去世，由於病後被華為解除勞動合同，也引發了一波華為無情無義的指責。

對於此類事件，法律層面的解讀是最基礎的。簡單的說，根據勞動法等相關法律規定，企業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可以有三個月到二十四個月，甚至經企業和勞動主管部門批准還可以進一步延長的醫療期。在醫療期內，即便員工不上班，除非法定事由，企業也不可以解除勞動關係，還必須按照最低工資的80%發放工資，並繳納社保。

在法定的醫療期之後，如果員工不能從事原工作，用人單位給員工調換至與身體條件相符的工作崗位，員工仍不能勝任，用人單位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不過，單位必須提前三十日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本人或額外支付勞動者一個月工資，還需按「N +1」，即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的標準，支付經濟補償。實際上，解除勞動關係後，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只要員工緻殘程度達到一定標準，就可以辦理退休、退職手續，享受退休、退職待遇，繼續享受社保。

蘭州交通大學在醫療期內開除員工，致使員工醫保斷繳，顯然是違法的。實際上，女教師家人已經接受被開除，僅僅請求學校給女老師買醫療保險，但校方的回答卻是冷血的：「不要給我哭，我見這樣的事情挺多的。」所以，蘭州交通大學的這種做法，不但違反了勞動法，還冷酷無情。按現在的後果，不光是執行法院判決，補發工資、補繳社保，並且負擔因醫保斷繳導致的不能報銷的部分，還應當賠償由此可能給員工造成的耽誤治療的後果與家人的精神損害。

劉遠舉：這個時代如何避免無錢醫治大病的悲劇

相比之下，華為不但給了魏延政兩年的醫療期，還按上海平均工資4000元的80%支付病假工資，而不是按上海市最低工資標準2190元的80%來執行。並且，在解除合同之後，還給予了N+1的補償，以及員工商業保險賠付的20萬元。當然，這些錢加在一起，對於治病而言，也是杯水車薪。

有聲稱是華為前員工的人表示，魏延政從華為拿到的，其實不止這些。魏延政在華為是18級員工，有相應的股票分紅，大約120萬～300萬元，「他生病後從華為獲得的錢夠他治病的，畢竟小几百萬」。這個說法符合常識，多年在華為打拚，總有現金或不動產，自然不會無錢治病。正如這名華為前員工所說的，魏還想給老婆孩子留下點什麼，這也是人之常情。所以，客觀的說，華為的做法不但合法，而且也並非無情無義。

劉遠舉：這個時代如何避免無錢醫治大病的悲劇

不過，華為沒有一直維繫於魏延政的勞動合同的局面讓很多人覺得，勞動法對企業太過寬鬆：一個人在企業上班，一旦生了病，企業僅僅只需要養他兩年，還不用養得很好，然後，就可以把病人拋棄掉。

實際上，勞動法對企業不是太寬鬆，某種程度上，恰好相反，過於嚴厲，甚至不公。

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對企業而言，到底意味著什麼，換為數字更好理解。以上海為例，2012年，上海的最低工資大概在2000元出頭，按80%計算，就是1600左右。除了工資，還有社保。上海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險、生育險，按最低標準交納，企業與個人，一共要交1247元。也就是一個月總計2850元，兩年共67000元左右。然後就是N+1的補償，即使按最低工資計算，一個工作了10年的人，就是2萬元。

也就是說，對於一個企業而言，員工一旦患上大病，企業就要白白付出9萬元。這個代價，對於華為、蘭州交通大學來說，都不算什麼，但是，對於一個僅有十個員工的小公司，或者一個剛剛起步的創業企業，不但成本就非常高，其風險也是不可測的。

一個人生了大病，他的病與工作並無因果關係，那麼，為什麼是他這個時候所在的單位要為此付出代價？難道是因為單位、老闆具有更強的經濟實力？我們應該用法律去規定，強制一部分更有錢的人或組織，由於純偶然的原因就必須行善嗎？

這就如同規定，一個1000萬的身價的老闆，只要在路上遇到乞討就必須給錢。如果，這是一種道德上的善，那善行就應該全社會一起來共同負擔，所以，一個更合理的方式是，把所有員工的醫療問題，全部納入社會體系，由國家統籌，而不是兩個大病的員工就拖垮一個小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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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由這兩個悲劇所引發的，不能僅僅是「大公司守法無情」，「冷血違法」的煽情敘述，還應引發一些更深入的思考，那就是「市場經濟下，企業對患病員工的義務邊界到底在哪裡」？

在計劃時代，一個企業要負責員工從生到死，乃至下一代成長的全部過程。但是，這種全部包乾的所謂企業辦社會的制度，不但以隱形的更低工資為代價，也已被實踐證明了是低效的。所以，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才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把企業從繁重的社會義務與不可測的風險與負擔中解脫出來。

在建立國家統籌的社保體系之後，計劃經濟時代企業的這類社會義務一部分通過稅收進入國家的社保體系，而另一部分，直接變為了員工的收入。企業與員工之間，是單純的勞動合同，並不包括社會義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市場經濟時代，員工不能對企業有過多的道德與社會義務期盼。

那麼，一個順理成章的結論就是，國家應該負擔起這個責任，員工應該把期盼寄托在社保制度上。從這個角度，雖然員工達到一定傷殘標準之後，可以享受退休待遇，但兩年期的醫療期內的報酬及解除勞動合同的補償制度，本質上是勞動法把這個期間的國家責任，強制性地轉移給了「有錢人」。從公平的角度而言，並非沒有可商榷之處。

不過，即便把這期間的責任從企業轉移到國家，現有的醫保體系，恐怕也不能完全免除這種悲劇。

對於個體，或者一小部分人而言，患病是運氣好壞的問題，不想冒這個險，就可以投入保險。但對於全民性的保障而言，患病就不是概率，而是一個大概穩定的數字。

當下中國每年新發癌症病例約337萬，這個數字每年大致上是穩定的，不會有突變。如果全部兜底，按照現在的醫療條件與費用，且不提去美國、去日本，就在國內的公立醫院進行「有希望的治療」，憑常識大概估計一下，每個病人消耗30萬並不算多。

那麼，每年新增337萬癌症病人，就意味著一年就需支付1萬億的醫療費用。雖然這些病人的治療費用，有些已經在財政支出的預算中，但別忘了，這個估算還沒有計入各種非癌症的大病。

政府出這筆錢是眾望所歸。不過，這個錢到底是個什麼概念？2015年全國財政支出17.6萬億元，醫療衛生與計劃生育支出1.2萬億元。2016年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預算安排1.23萬億元，比2015年增長3.7%。財政支付還包括公務支出、教育、國防、社保、保障性住房、扶貧等等，如果憑空再多出1萬億的醫療開支，要挪騰出1萬億的空間，對於18萬億的總財政支出，是不可能的。

所以，全民性的癌症、大病兜底醫療，從財政上來說，是不可能實現的。所以，即便中國在逐步建立大病醫療體系，但仍不可完全免除此類悲劇。

劉遠舉：這個時代如何避免無錢醫治大病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