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加入日本籍是最大的恥辱嗎？

作者：孔健祥林

來源：新浪博客

我來日已經二十多年，不知有多少人勸我入日本籍，因為入了籍，首先在那年月，去歐洲方便，簽證沒問題。說實話，我心裡抵觸大了，先不談國內人會白眼看我，再說讓我改啥名字好？叫「孔子健太郎」。肯定讓人笑掉大牙。今天新浪的博主登記不上孔健，我只好登記：孔健祥林。還讓憤青一頓好罵，我這孔子子孫怕了。怕給先祖丟臉，怕給祖國丟人，怕讓憤青罵得狗血噴頭，其實怕就怕在做不好孔子後人，被釘上歷史的恥辱柱。

就拿我的學兄叫王靜波，一入籍不能用了，他就改為「王靜子波」，日本人經常寫錯，寫成「王精子波」，多不雅觀呀。所以，為了家庭和孩子，去年我就選擇了「永駐」，我想就作為中國畫報的代表永駐日本也不錯。

凡是在日客居多年的華人，都是多年的媳婦熬成婆。對於將來，每個人心裡總有個盤點，該回去的就放馬回去，想留的就堅持革命第一線，是革命也總要有個成果交待，擺在面前的有二條路：「歸化」或「永住」。所謂「永住」，就是以外國人身份長期合法居住日本，而「歸化」，則是改變國籍，徹底變成日本人。「歸化」這個詞看起來也真是不雅，總有那麼點交槍投降的味道，說得再輕一點，就是那麼種奪路狂奔的味道。

日本政府是希望你「歸化」，歸化就是自己人，自己人就好說話，因此，在以前，申請「歸化」比申請「永住」容易，但近兩年來，日本為迎接少子化浪潮、吸引外國優秀人才，〖JP2〗在「永住」資格的審批上逐漸寬鬆。由此，在日華人在決定去留的同時，也就有了是選擇「永住」還是「歸化」的某種迴旋餘地。

一、「永住」族

對許多身在日本，心掛中國的華人來說，「永住」是他們最好的選擇。中日兩國是非常特殊的近鄰，目前兩國政治氣氛非常冷淡，國民感情也日趨惡化。

在普通中國人眼裡，一想起日本就很容易想起太陽旗，想起日本鬼子明晃晃的刺刀。從在日華人的個人感情來看，比起在太陽旗下宣誓「歸順」，「永住」的理念可能更容易被接受。

胡先生畢業於中國南方某所名牌大學、赴日留學後，一路過關斬將，直到獲得博士學位。之後經教授介紹進了一家大公司，但大公司內人材濟濟，胡先生這樣的外國人就只能委曲求全，當個下手搬搬實驗器材。這樣的生活是苦澀和難熬的，曾經，胡先生因為精神壓抑而求助於心理醫生，還出現過長時間難以入睡的可怕現象。

但胡先生沒有退路。他是個非常要強的人，當年在大學時他就是一個閃光的尖子，如今那批拜伏在他腳下的小兄弟都已出道，開公司的開公司，當官的當官，在大學裡混的也至少是個副教授什麼的。建校五十周年胡先生回母校一次，十多年未見老同學分外親熱，胡先生掏出名片，周圍自然也有一點恭維，但胡先生心中明白，自己是在一棵大樹下打打雜的小腳色，別人恭維的是那棵大樹，而這實際上離他很遙遠。可如此窩囊的想法又怎能說得出口?如今人到中年，要想改變又談何容易?為了那份廉價的自尊，為了記念這份遺失的青春，更為了留住那段在日本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的歲月，胡先生無論如何要在日本扎個根，雖然這裡包含著他的失落、眼淚和痛苦，但沒有這個根，胡先生將成為無根的浮萍，將失去生活下去的最後避風港灣。抱著這樣的信念，胡先生忍常人不能忍之忍，苦別人不能苦之苦。

對胡先生來說，歸化排除於他的視線之外，因為他已嘗盡了日本排外的苦楚，他知道他今生今世，甚至他的骨頭腐爛成泥，他都無法與日本人抱成一團，他的那把老骨頭，今後是一定要撒在中國大地上的。胡先生唯一能亮出的牌就是「永住」，「永住」是一張通行證，又是一張擋箭牌，它代表了胡先生在日本奮鬥的收穫，代表了胡先生某種精神意識的煥發和輝煌，雖然胡先生活得很累，是在為別人而活，但手捏這張「永住」證，胡先生似乎覺得為自己的留日生活划上了一個相對完美的句號，從此，他的心至少獲得了某種平衡與安靜。

批准「永住」後，胡先生毅然辭掉了這份表面上絢麗堂皇的工作，他棲身於一家日本小公司，被派往中國代理。如今，日本已漸漸離他遠去，偶爾工作需要他會返回日本看看，但那是走親戚般的霧裡看花，胡先生的心中，已多了一份淡淡的洒脫。「永住」為胡先生扎了一個根，他今後可以享受日本一整套完整的福利體系制度，他也可以瀟洒地在中國施展自己的活動空間，從這點來看，胡先生覺得自己現在挺瀟洒。至少，「永住」的苦難等待終於有了完善的回報。

比起胡先生，許先生的「永住」選擇就有點特殊的沉重。許先生赴日多年，早就具備了申請「歸化」的資格，再說他也喜歡日本清潔的環境、現代化的交通設施和完善的社會服務系統。作為一名技術工作者，他雖說不可能完全溶入日本社會，但他憑本事吃飯，曾甩出過幾件象樣的東西，日本人的同事、上級都對他刮目相看。

許先生自覺中國的生存環境要靠複雜的人際關係，而他特別不善長的就是這一點。從現實的角度來看，他在日本有穩定的收入，而且公司前景也是一片光明，人到中年應該為自己扎個根，這不僅僅是為自己同時也是為了孩子。

孩子是在日本成長，接受的是全套的日本式教育。許先生曾經努力想把孩子培養成中日兩國的「橋樑」，為這他和妻子每年還輪流陪孩子回中國過假期，但這些努力都化成泡影，中國在孩子的心中依舊遙遠，日本已成為他們最真實、最摸得著的家園，為了孩子的將來，為了孩子能與日本人有同一條起跑線，許先生決定申請歸化。許先生知道他即便加入日本籍，他的生活也不會有什麼改變，但至少孩子可以堂堂正正地溶入日本這樣一個保守的社會，這點，對許先生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

許先生把他的申請歸化的決定通知了家人。他的家在中國的西南邊錘，祖父那代據說吃夠了鬼子的苦，那邊老父給了他一頓臭罵：「好好中國人不做，去當日本鬼子，連孩子的名字都要改，這如何面對列祖列宗?」許先生的兄弟姐妹也都不是省油的燈，心裡算計的是將來如何多分一點遺產，因此在老父面前一個勁地吹風，最後，老爺子攤牌了：「你要投靠日本人悉聽尊便，但從今以後，許家沒你這個兒子，原本有一份遺產留給你的孩子，現在名字都要改了，也不能給了。」

許先生傻了眼，匆忙趕回家給父親磕了幾個響頭，咬牙切齒表示不忘家仇國恨，這才消了老爺子的氣，但也斷了許先生入籍日本的如意算盤。好在日本放赴寬了「永住」申請條件，許先生改變主意，順順利利辦了個「永住」，回國時他故意拿出護照，博得老爺子一片歡喜。

將許先生歸入「永住」族，實際上並不是太妥當，事實上沒有那家仇國恨，許先生或許早已不姓許，按照他原先的構想，應該叫「鈴木」什麼的了。

二、「歸化」族

靳博士大概是真正意義上的博士了，他一口氣拿了中國和日本的兩張博士文憑。當年他是作為訪問學者而來，沒想到日本的教授對他刮目相看、厚禮有加，結果和日本結上了緣。靳博士在學業上、工作上是沒得說，唯一的缺點是自理能力太差。他真正算得上是書香門弟出身，父母都是名牌大學的教授，兄弟姐妹五人，繼承父母的衣缽，個個都出落成大知識分子，他那父親老頑固，當年子女成家立業，都由他上下打點，利用大學的「有利條件」走後門，硬是將手下中意的得意門生網羅於家中。老頭子掛在嘴邊的「名言」是：我將你們兄弟姐妹5人統統送進了一流大學，今後你們每家一個孩子，也是5口人，希望你們也統統將他們送進一流大學，這就是最大的孝道了。

老父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五個小家庭在培養孩子問題上互相切磋、暗中較勁，前途一片光明。靳博士的長時間滯日，打亂了預定的培養計劃。靳博士一個人漂泊在外，做妻子的放心不下，當然要赴日共渡難關。最為難的是孩子了，老父親依舊豪言壯語，我當年一抓五個全部成功，今天再度出馬焉有不勝之理?靳博士捨不得父子離別之苦，又念及老父畢竟年邁，恐有三長兩短不好交待，因此還是決定讓孩子東渡日本。那邊老父有點意氣用事，要靳博士保證孫子將來考上一流大學。靳博士立下軍令狀，開始了日本的育子生涯。

無奈靳博士的兒子是從日語發音學起，雖說逐步溶入日本生活，但擠入日本一流學生之列，尚有差距。這裡面原因很多，一則靳博士雖滿腹經綸，但日語能力並不很強，要抽出有限時間指點兒子，實在是勉為其難。二則日本的教育拚的是錢，看看東京大學的學生，家庭的年平均收入都是要1000萬日元以上的。這學業上的精英、都是用錢燒出來的。靳先生雖然也咬咬牙每月付10萬日元讓孩子上私塾，但底氣終究是不足的。

日本有規定，孩子在日本上的高中，就必須和日本學生按同一要求報考，靳先生跑學校好多次，老師說，憑孩子的這個成績，倘考上國立大學無疑是個大奇蹟。日本人說話特含蓄，繞來繞去，要說明的只有一個：這孩子能進一所二流的私立大學已上上大吉了。靳先生打了個大悶包，那廂老父的軍令狀可不是玩的。還是靳博士的妻子靈活，她拿來中國北京大學的招生廣告，對靳博士說：「憑咱孩子的中文功底，上個北京大學當不成問題吧!」靳博士一拜讀，頓時大徹大悟。原來中國各名門大學廣招日本留學生，條件是極其優待。原本靳傅士想辦個永住，但那招生廣告明文規定：持有中國護照的學生不在此等優待招生之列。靳傅士作了一夜長思，既經歷了要放棄中國國籍的心靈痛苦，又念道著老爺子那面無情的軍令狀，權衡再三，痛下決心。最近，靳博士已順利歸化，但他保持低調，密不發表，只局限於小範圍的人知道。其孩子明年赴北大留學已成鐵板上的事了，這曲線留學的歡喜與悲哀，大概也只有靳博士最有切膚體驗了。

林女士是堅定地選擇了「歸化」這條路。她在國內是學中醫的，又當過幾年醫生。赴日留學後鑒於日本獨特的醫生培養制度，她只能轉而主攻藥學，畢業後在一家醫藥公司工作。林女士手上有絕活，她的針炙術、推拿術，在國內時就在當地小有名氣，她棲身於醫藥公司，也是權宜之計，這幾年時間裡，她瞞過公司，去日本的針炙專門學校上課，並通過日本國家資格考試，獲得針炙師的資格。林女士打算在日本拿到「永住」或「歸化」後，馬上辭去公司的工作，自己開業獨創新路。

這幾年裡，林女士仔細地調查了日本針炙、推拿行業的現狀和走勢。她得出的結論是：隨著中國醫藥業等的大舉入侵，這一市場的競爭越來越激烈，摩擦也日益增多。日本警方已採取多次整肅行動，取締無照經營。林女士認為：這種整肅說到底還是要打擊外國人。日本政府要考慮到社會的安定與失業人員的出路，在取締對象方面是有所側重的。有一件事對林女士刺激很大，她親眼目睹警察在掃蕩行動中，只抓中國籍的發廣告紙的女孩，對日本人，則僅僅警告了事。林女士考慮到開業的前途，她覺得以「永住」的身份從事她的事業，這只能令她站在一個很不公平的起跑線上，因為她畢竟是個外國人。而且，將來的事情誰也無法預料，即便拿下了「永住」，也並不是永保平安，日本政府拿到把柄，照樣可以驅逐你出境。想來想去，林女士覺得還是「歸化」好處多，讓人有個安全感。

就這樣，出於這種非常純粹的功利目的，林女士於今年5月加入了日本國籍。現在她開了一家「中島」治療院，生意是出奇的好。她手上目前雇了四個員工，全是中國留學生，當然也沒有行醫資格。但林女士似乎已不再害怕，她如今豪氣已上來：「我是日本人，警察能砸我飯碗嗎?大不了就罰點錢嘛!」

結語

永住與歸化，是一種兩難的選擇。永住保留了你母國的根，卻有可能令你游離在日本的主流社會的邊緣。歸化或許令你實現在日本「做一個平等的人」的理想，卻令你扔掉那份幾十年珍藏的舊記憶。那是孩提時代的戲水，少年時代朦朧的初戀，青年時代的歲月流痕以及難以割捨的故鄉情懷。但我們無法逃避這份選擇，既然選擇了，就只能毫不猶豫地承擔選擇的結果。沒有必要將永住與歸化和愛國心聯繫在一起，因為更換國籍與愛國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選擇永住與歸化，在日本每人都有各自的理由和心態。以寬容的心情來平靜地看待永住與歸化，更以欣喜的態度來讚歎在日華人社會的迅速膨脹和成熟，或許，這就是唯一正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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