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實的誤判與曲解——駁葉兆言《誠知此恨人人有》一文

一向對論及周作人的文章感興趣，見到總是要看一看的，因之有友人推薦葉兆言的《誠知此恨人人有》（載《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6年5月29日）一文，自然不會忽略過去。不過一讀之下，感覺存在一些問題，觀點傾向且不提，史實的錯誤不在少數，這其中，有誤判史實，有曲解材料，有解讀誤差，不一而足。聊舉幾例，可作商榷。

1

葉兆言在《誠知此恨人人有》的開頭，這樣寫道：

「（1938年）1月26日，淪陷在北平的周作人寫了兩首打油詩：

廿年慚愧一狐裘，販賣東西店漸收。早起喝茶看報了，出門趕去吃豬頭。

紅日當窗近午時，肚中虛實自家知。人生一飽原難事，況有茵陳酒滿卮。」

隨後有這樣的評說：「若沒有抗日這樣的大背景，沒有國難臨頭，打打油還真是挺好玩。然而中華民族已到最危急時刻，再繼續打油就有問題。周作人這兩首打油詩，顯得很不正經，喝喝茶，看看報，吃點豬頭肉，放下閑書倚窗坐，一尊甜酒不須辭，完全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樣子。查當時記錄，周作人這段日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譯《希臘神話考證》。」

這樣子理解這兩首詩，若不是曲解，那只能說沒有真正讀懂。周氏在詩後是有附記的：「苦水道兄以小詩二首，代柬招飲，依韻奉和。廿七年一月廿六日。」苦水即顧隨，乃知堂的弟子，也苦住在淪陷後的北平，此時是要請老師聚一聚，以詩二首代替請柬，知堂和詩回復。詩中寫的，分明是在自嘲：「廿年慚愧一狐裘，販賣東西店漸收」，要當掉自己保存多年的衣服，以補拮据的困窘；「紅日當窗近午時，肚中虛實自家知」，自己知道自己的肚子是否在唱空城計，雖不足為外人道，還是自嘲一下吧；「人生一飽原難事」，直接把話挑明，就是生活已到了吃飽飯都成問題的地步。知堂在詩中說的就是其時現實處境的真實，不過對學生用自嘲的方式說出，哪裡是「喝喝茶，看看報，吃點豬頭肉，放下閑書倚窗坐，一尊甜酒不須辭，完全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樣子」呢？這種解讀，與詩的意思全然背道而馳，不知道怎麼得出的。

此時的周作人就是難民的心態，從這一時期的多首舊體詩即可看出（不能因為他後來的經歷，就去曲解他此時的詩文）。如：「燕山柳色太凄迷，話到家園一淚垂。長向行人供炒栗，傷心最是李和兒。」借陸遊《老學庵筆記》中李和兒故事，發故國之思。「家祭年年總是虛，乃翁心愿意何如。故園未毀不歸去，怕出偏門過魯墟。」黍離之悲，更是昭然若揭。周作人將自己的住所改稱「苦住庵」，這二首詩和前兩首詩均為極佳體現，不過一是精神之「苦」的抒發，一是生活之「苦」的自嘲，一體兩面而已。

得知此中原委，再看葉兆言的以下文字：

「1月30日是舊曆除夕，周作人在日記中惡狠狠地寫了這麼一句：

今晚爆竹聲甚多，確信中國民族之墮落，可謂無心肝也。

不妨想想當時情形，文化人不講起理來，讓人哭笑不得。憑什麼你老人家打油喝茶看報吃豬頭肉，卻不讓老百姓過年放爆竹？」

就是全無道理了，一是他老人家此時經濟拮据、生活困窘，什麼「打油喝茶看報吃豬頭肉」，是在自嘲，你卻沒聽出？二是，其日記里吐露想法，是真情實感，符合知堂一向的思想，哪裡是什麼無來由的惡狠狠？

再返回頭看這一句：「查當時記錄，周作人這段日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譯《希臘神話考證》。」作者寫此，顯然是對「完全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樣子」的補充，意謂不僅喝茶看報吃豬頭肉，還譯希臘神話這種不接近人間煙火的外國書。這是完全不了解淪陷時期的北平知識分子（包括周作人）的生活與工作狀況：胡適之所主持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在盧溝橋事變後，為了解決留守北平的學者教授們的生計問題，請他們翻譯外國經典文獻，付與譯費，周作人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與編譯委員會商定，每月交譯稿二萬字，得二百元，於是開始翻譯希臘阿波羅多洛斯所著神話《書庫》。但這個事情並不長久，僅僅到一九三八年春就中止了。據李霽野回憶：「1938年春代我領稿酬津貼的朋友來信說，基金委員會決定撤銷北平辦事處，移到香港，原約定譯稿的五六個人，要將手頭的譯稿結束，以後不再續約譯稿了。這樣一來勢必影響他們的生計，所以他們幾個人結隊去向主管會務的清華大學一位教授請願，不要把辦事處移走，或只留一個辦事員，每月收稿發稿酬，並定約翻譯新稿，在請願的人中有周作人，大家原以為看在他的面上，這點合理的要求是可以實現的。不意遭到了拒絕……」

2

「自從魯迅逝世，說周作人是文壇領袖並不為過，左翼文壇固然很熱鬧，很受年輕人喜歡，但是內行看門道，真正懂得文章好壞的，顯然更看重周作人的文字。」

葉兆言的這種說法似是而非，若不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現代文壇有深切認知，或會矇混過去。其實，這一紛紛擾擾的特殊歷史時期，哪裡有什麼不加區分的文壇領袖呢，是作家就要自覺或不自覺地站隊，不是站在左邊，就是站在右邊，如果本人都不樂意，那旁人亦會將之歸入中間派。各派自然是有領袖的，但絕無所謂「共主」，且不同派別之間互相攻訐，互不買賬，不可能取得統一，所以說周作人是某一派別的領袖可以，但絕非「文壇領袖」，因為壓根兒就不存在這樣的人物，即使魯迅，也只是左翼文學的領袖（或曰名譽領袖），為別派（乃至本派）輕則嘲訕非議，重則敵視攻擊。另外，也並非魯迅逝世之後，周作人才是「文壇領袖」：周氏兄弟在其時文壇並駕齊驅，知堂絲毫不弱於乃兄的名聲，他們是各自不同「翼」的代表人物。

至於周作人到底屬於哪一邊的領袖，這是曾經有過爭論的。舒蕪在《周作人概觀》里說：「周作人對左翼文學（革命文學）的鬥爭，有理論，有口號，有作品，有陣地，並且不必諱言，還有相當多的苦悶彷徨的知識分子做他的群眾，做他的同情者和友軍，於是周作人成為整個右翼文學陣營的精神領袖，同革命文學家所組成的左翼文學陣營之間再也沒有妥協的餘地。」舒蕪的此篇長文乃新時期周作人研究的拓新之作，將周氏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了大大地闡發，說他是某一陣營的精神領袖，固然有振聾發聵之效，不過對於是否為右翼，存在疑問。

魯迅研究專家倪墨炎曾寫過一篇與舒蕪商榷的文章——《周作人是三十年代右翼文壇的首領嗎？》，是有說服力的。他認為存在右翼文壇，但「左翼文壇靠攏共產黨，右翼文壇靠攏國民黨，是明白的政治標誌」，而胡適，才是當仁不讓的「右翼文壇的首領」；「周作人在政治上，他始終和國民黨保持距離，和共產黨也保持一定的距離」，「他有一些知交好友，但趣味相投、互相唱和有之，卻沒有結成一團去與別人『對壘』」，因此可以得出公允的結論：「三十年代左、右文壇之間或之外，還有中間派文壇；周作人是中間派文壇的代表人物」。

這一中間派文壇，其核心即京派，京派的精神領袖確是周作人。京派在構成上是鬆散的，其成員心境之普遍特徵乃寧靜淡泊，但在鬆散的組織構成（沙龍聚會、同人刊物）之中卻有著精神上較凝聚的向心力，也就意味著，他們對知堂老人是極為崇敬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何知堂在北平附逆的消息傳出，昔日友人朱光潛無論如何也難以置信，寫文章為之辯護，待事情被證實，心理打擊之大可想而知；沈從文在昆明西南聯大時期，還要寫《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刊於一九四〇年《國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在這樣的年份寫這樣的文章，沈從文甘冒天下之大不韙）。

3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周作人，這位被大家認為充滿了智慧的長者，根本不懂什麼叫國際政治，看這段時期的日記，不是他請日本人吃茶聊天，便是赴日本人的宴會喝酒，似乎活得非常瀟洒。」

這是《誠知此恨人人有》中對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對周作人的描繪（珍珠港事件發生於1941年12月，作者誤寫為1942年12月），不過，周作人真不懂國際政治么？懂不懂政治能否以日記中的瑣事記載來印證，這是一個問題。

那就看看周作人在太平洋戰爭之後的1942、1943、1944年，都有哪些值得關注的「動作」？

自1942年始，周氏寫了四篇重要的文章：《中國的思想問題》《漢文學的傳統》《中國文學上的兩種思想》《漢文學的前途》，體現了這期間他的許多思想動態。他說：

「中國近來思想界的確有點混亂，但這只是表面一時的現象，若是往遠處深處看去，中國人的思想本來是很健全的，有這樣的根本基礎在那裡，只要好好的培養下去，必能發生滋長，從這健全的思想上造成健全的國民出來。這中國固有的思想是什麼呢？有人以為中國向來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給他新定一個出來，這事很難，當然不能成功，據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為中國的中心思想本來存在，差不多幾千年來沒有什麼改變。簡單的一句話說，這就是儒家思想。」

這些文章中，雖也有「共存共榮」云云，但均為套話，因為在日本侵略者「大東亞理想」的高壓籠罩下，偏偏極力主張中國的固有思想，分明是有些分庭抗禮的意思在。周氏為何要在此時寫這些文章，是值得探究的，我想，其中既有其自身思想的變化，而他對時局的判斷不可避免成為重要因素。

果然，周作人的這些文字及言論（曾到南京偽中央大學演講其中的論點），很快招來了攻擊。1943年8月，日本作家片岡鐵兵在第二次「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猛烈斥責中國的「反動老作家」：

「諸君及吾人建設大東亞之理想，系一種嶄新之思想，亦即青年之思想，欲將東亞古老之傳統以新面目出現於今日歷史之中……然彼老作家則毫不考慮今天之中國呼吸於如何歷史之中，被置於如何世界情勢之下，唯以其獨自隨意的魅力來豐富的表現，暗嗤諸君，而於新中國之創造不作如何的努力。彼已為諸君與吾人前進之障礙……」

這位「反動老作家」即是指周作人。周作人是如何做的呢？他沒有忍氣吞聲不作應答，而是精心謀劃迅猛反擊，寫信給「文學報國會」的事務局長久米正雄，要求說明，後來片岡鐵兵不得不複信，雖然還強作口硬，其實已經服軟。而據日本學者山田敬三的文章說，日本外務省還曾派小說家豐島與志雄專程赴中國，並由當時興亞院華北聯絡部任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調查官的志智嘉九郎陪同一道去勸說周作人，以息事寧人。

同時周氏還策劃發動了針對弟子沈啟無的「破門事件」，鬧得沸沸揚揚（事情很出名，茲不贅述）。學者高恆文在《謝本師：「你也須要安靜」——沈啟無與周作人文學關係的歷史考察》中說：「他反擊日人片岡鐵兵所謂『反動老作家』之『叫罵』，將沈啟無罪其名曰勾結日人打擊乃師而逐出師門，正是試圖塑造其『下水』卻未『親日』，『附逆』並不『附日』的形象，試圖為自己留一後路也。戰後周作人在法庭上為自己申辯，片岡鐵兵所謂『反動老作家』之『叫罵』及其反擊，恰恰是他十分重要的理由。」

將這幾年發生的事情聯繫起來看，還能說周氏不懂政治，勿論是國際政治抑或國內政治？

4

以上略說若干大的環節，尚有小的地方可稍談一下。

「南京夏天很熱，老虎橋監獄通風條件非常差，黃裳先生曾有文章記錄當時的情景，看見周作人光著上身，笨拙的身體在席子上爬，完全一副斯文掃地模樣，旁邊還放著個裝花露水的小瓶子，顯然是用來驅蚊止癢的。」

這個描寫是轉述黃裳在四〇年代所寫《老虎橋邊看「知堂」》，且看原文是如何的：

「走到第四間，『知堂』剛剛回來，在裡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脫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掛在牆上，赤了膊赤了腳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邊放著一個花露水瓶子。」

兩相對照，可看出前文在轉述黃裳文章時，是加了東西的，除解釋部分（「斯文掃地模樣」、「用來驅蚊止癢」）外，還添上了十分觸目的「笨拙的」一詞。黃裳原文，是有著記者筆觸之冷靜的（雖就全文而言未必客觀），而葉兆言這樣添枝加葉，可謂有濃厚的感情色調，且在所謂轉述他人的段落中，使得不知情的讀者還以為就是黃裳原話，自然是不妥的。

「此後的十八年，除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化人在劫難逃，他的生活也談不上太糟糕。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他照樣寫文章，數量很多，質量也不錯，真不能寫就翻譯，用各種各樣的筆名發表，每個月有四百大洋仍然入不敷出。」

這樣寫，給人造成印象是周作人四百元一月的收入持續了十八年，事實上1949年之後，周氏暫時無固定收入，只得為《亦報》《大報》等撰寫專欄文章，以此維持家用，直到1951年2月，人民文學出版社特約他翻譯日本及希臘等著作，定為每月預支稿費二百元，這一收入持續至1960年1月，增加為四百元，到1964年9月，政治氛圍收緊，仍縮減為二百元，至1966年1月，索性什麼也沒了，1967年5月6日，周氏去世。數字是有些枯燥的，無甚趣味，這樣較真似吹毛求疵，不過求真一下未嘗沒有必要，否則隨手寫個「每個月有四百大洋」省事是省事，但與史實卻不免存在大的出入。

葉兆言還有這樣的論斷：「周作人顯然不足以成為知識分子的表率，他從神壇上跌落，名譽一落千丈，斯文從此掃地，因為他的存在，因為有他這塊擋箭牌，中國文化人的整體道德水平，似乎都被拉低了。」這樣子由周作人的失足拉扯到「中國文化人的整體道德水平」，此種發散性思維讓我一時不能適應，不知道如此這般聯繫，是否獲得了「中國文化人」的同意，空空泛泛地斷定是否合適。不過，我寫這篇文章是採用實證的方法，只考據史實部分，於這種主觀性較強的判斷，就不多說了。

(「新批評」2016.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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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熱誠知處處皆，何當危坐學心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