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遠鏡中國早期謎案和遭遇

望遠鏡與中國的淵源，如果從17世紀初來華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專門介紹望遠鏡的中文作品《遠鏡說》算起，已有將近400的淵源。再早些，耶穌會士陽瑪諾（Manuel Dias）的中文作品《天問略》（1615年）中已經提到望遠鏡了。但這個淵源也可能更早些，這就要牽涉到望遠鏡究竟何時發明的問題了，而這個問題在現代西方學者中至今未有定論。

以前中國人曾以為是伽利略發明瞭望遠鏡，後來大都採納西方比較流行的說法：由荷蘭人於1608年發明，而伽利略只是聞訊仿製並首先將其用於天文學觀測，1610年他在威尼斯出版了《星際使者》（Sidereus nuntius），書中報導了他用望遠鏡獲得的六大發現。

但也有許多學者相信，在伽利略之前就已經有望遠鏡了。在望遠鏡發明權之爭中，英國數學家迪格斯（Digges）父子是重要的候選人。據說托瑪斯·迪格斯留下了一份詳細的望遠鏡使用說明，這被認為可能是其父倫納德·迪格斯生前已發明瞭望遠鏡的證據。倫納德死於1571年，其時伽利略才7歲。

還有的學者相信，望遠鏡的歷史還可以再往前追溯至少1500年！例如，在希臘化時代斯特拉博（Strabo）的《地理學》中，已經出現了最早的關於望遠鏡的記載。而13世紀的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則是另一個著名的候選人，相傳他曾在牛津親自製作了一架望遠鏡。而在培根的著作中，甚至提到古羅馬統帥凱撒（Julius Caesar）就擁有望遠鏡了。英國的羅伯特·坦普爾（Robert Temple）還報導了現今收藏在雅典衛城博物館等處的多個古代水晶透鏡，他認為用這些透鏡構成一架簡易的望遠鏡是輕而易舉的，因此堅信古人早已經擁有瞭望遠鏡。

中國明代留下的有關史料，在年代上當然不足以支持上述誇張的說法，但卻也有若干可能將望遠鏡歷史推前的證據。

明人鄭仲夔《玉麈新譚·耳新》卷八中的記載，如果屬實的話，那就表明望遠鏡早在伽利略用以進行天文觀測之前很久就已有了，並且還被最早進入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之一利瑪竇（Mathew Ricci）帶到了中國。利瑪竇於1582年到達中國，1600年起定居北京，1610年逝世——伽利略正是在這年出版《星際使者》的。《耳新》成書於1634年，此時《天問略》、《遠鏡說》兩書皆已刊行，鄭氏讀到它們固屬可能；但是上述二書中所述伽利略用望遠鏡觀測到的六大天文發現（金星位相、月面山峰、土星光環、太陽黑子、木星衛星、銀河眾星），有五項鄭氏都未提到。因此鄭氏所記不像是因襲耶穌會士中文著作之說，很可能另有所據。

關於利瑪竇的望遠鏡，《耳新》所言並非惟一的中文文獻。比如清初的王夫之在《思問錄·外篇》中也有「瑪竇身處大地之中，目力亦與人同，乃倚一遠鏡之技，死算大地為九萬里」之語，這是中國文獻中關於利瑪竇擁有望遠鏡的又一記載。而晚清著名學者王韜曾與傳教士偉烈亞力合譯《西國天學源流》一書，其中也談到16世紀的望遠望，說「伽利略未生時，英國迦斯空於1549年已用遠鏡於象限儀」，但學者們目前還未發現《西國天學源流》所據的原本。諸如此類的說法，都有可能從鄭氏《耳新》的記載中獲得間接支持。

1629年，徐光啟奉命成立歷局，召集來華耶穌會士編纂《崇禎曆書》。據學者們考證，歷局中已經裝備有望遠鏡。在此後的年代中，西方的望遠鏡不斷改進並越造越大，最終催生了現代天文學的主流——天體物理學。例如，1671年牛頓製作了反射望遠鏡，1672年卡塞格林（Cassegrain）式的反射望遠鏡也問世了。而海維留斯（Johannes Hevelius）1679年毀於大火的天文台上，他的長焦距望遠鏡（當時為了避免「球面像差」而採用的流行做法）長達150英尺。但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實是：中國人雖然也早就學會了製造望遠鏡的技術，卻幾乎不把它用在天文學上。

清代李漁（1611～1680）有小說集《十二樓》，其中《夏宜樓》一篇，講述一個書生在市場上購買瞭望遠鏡，用來窺看他心儀的美女，最後有情人終成眷屬的故事。李漁要賣弄才學，居然在小說中留下了一長段關於望遠鏡的記述：

千里鏡：此鏡用大小數管，粗細不一。細者納於粗者之中，欲使其可放可收，隨伸隨縮。所謂千里鏡者，即嵌於管之兩頭，取以視遠，無遐不到。……皆西洋國所產，二百年以前不過貢使攜來，偶爾一見，不易得也。……數年以來，獨有武林諸曦庵諱某者，系筆墨中知名之土，果能得其真傳。所作顯微、焚香、端容、取火及千里諸鏡，皆不類尋常，與西洋土著者無異，而近視、遠視諸眼鏡更佳，得者皆珍為異寶。

其中「二百年以前不過貢使攜來」一語，將望遠鏡來到中國的歷史提前到了1480之前，聽起來相當大膽。畢竟是小說家言，不能完全視為信史，但據此推測望遠鏡的製造在17世紀後期的中國已經開始商業化，應該不算離譜。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另一位著名來華耶穌會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1673年奉康熙之命建造了六座大型天文儀器——它們至今仍陳列在北京建國門古觀象台上，基本保存完好。這六座大型皇家天文儀器有一個奇怪的、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特點：它們全都未曾裝置望遠鏡（哪怕只是用於提高測量精度的——這種想法和措施至遲1640年以後就在歐洲開始出現了）。古觀象台上還有兩座建造年代更晚的大型天文儀器，上面也未裝置望遠鏡。

也就是說，最初是作為天文利器傳入中國的望遠鏡，在中國甚至可以商業化生產之後，卻並不被應用於天文學上。

北京古觀象台上的大型儀器之所以沒有裝置望遠鏡，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南懷仁受了海維留斯保守觀點的影響。海維留斯那時以精於天文觀測著稱於世，隱然第谷後身；他自己明明也熱衷於裝置大型望遠鏡用來觀測天體，卻終其一生堅決拒絕在用於方位測量的天文儀器上裝置望遠鏡——儘管後來證明這樣做可以明顯提高觀測精度。這一在今天看來難以理解的矛盾態度表明，一個新技術問世之初，有時並不能馬上得到專家的充分信任。

本文原載《新發現》雜誌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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