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劍濤：文明古國能否再崛起？

本期作者：任劍濤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希臘、羅馬由衰敗而衰亡

古希臘、羅馬創造了西方文明發源期的輝煌歷史，但也書寫了衰敗國家最終衰亡的悲壯歷史。

先說希臘。希臘在宗教、哲學和藝術上的偉大創造，讓人類分享了兩千五百多年。但希臘自身政治-社會結構的脆弱性，以及晚期希臘政治運作無法克服的矛盾，導致希臘由衰敗終至衰亡：古希臘分裂為百數十個小規模的城邦，這就讓每個城邦國家的實力大大受到限制。這是一個直到現代政治學都在聚精會神探討的國家規模問題：國家規模太小，不足以提供維持國家權力體系的資源，以至於國家難以持續；國家太大，複雜到難以治理，也會陷於衰敗、衰亡的危險境地。規模適中的國家，才能解決這兩個難題。

位於雅典衛城的帕特農神廟，為女神雅典娜而建。它是古希臘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標誌性符號之一。

古希臘顯然陷入規模過小的危機。因此，古希臘一直在城邦國家間的合縱連橫中謀求生存。但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間的連綿戰爭，極大耗費了城邦國家的元氣，加之引入極富侵略性的波斯人因素，極大打擊了古希臘各城邦的生存發展能力。至於為今人讚美的古希臘民主制度，到晚期階段，由於對政治極為陌生的外邦人和奴隸的介入，變得幫派林立，拉幫結派、私利橫行、結黨營私，成為城邦民主的常態。在強敵羅馬的進擊下，古希臘陷入內憂外患，終於無法自救，而由羅馬人以武力宣告了衰敗希臘的壽終正寢。古希臘的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綿延，古希臘的政治實體則消失無蹤。

羅馬人並不追求希臘人那種政治上無能和思想上高超的畸形發展模式。羅馬人是以自己的公法和私法的完整建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在歐洲片區第一次偉大的突破，那就是建立了遠遠超越於希臘小小城邦國家的世界帝國。站在西方視角看，人類的大國治理智慧，都與羅馬緊密相連。但羅馬脆弱的共和體制被帝國機製取而代之以後，帝國的集權體制，導致權力的高度腐化不說，而且權力反過來腐蝕權利，讓羅馬人耽於享受，聲色犬馬不亦樂乎。此時的羅馬，完全喪失了共和開國時期的那種積極進取精神，徹頭徹尾地腐朽沒落，註定了羅馬在人性的神聖價值面前不堪一擊的命運。史家吉本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描寫的興盛帝國的衰朽狀態，讓人驚覺強大的羅馬實在是敗於權力濫用與腐朽生活。

羅馬競技場

從古希臘、羅馬的興衰史可以看出，政治的進取性對維持強盛國家具有多麼重要的作用：古希臘失於這種進取性而亡；古羅馬失去這種進取性而滅。教訓深刻！衰敗國家一蹶不振，終至於退出歷史舞台，西方早期歷史以古希臘、羅馬為例，給人類呈現出一幅極為悲壯的畫面。讓人感嘆！

中國是韌性極強的國家

站在東方的立場上說，人類可長且久的大型政治體治理，首推中華智慧。

中國人綜合了理智與統治兩種智慧，因此總是可以行走在國家韌性綿延的軌道上。但中國苦於長期無法走進法治的天地，鏖戰三千五百年，迄今依法治國還是一個羞澀的話題。這讓古代中國一直在治亂循環中勉力延續國運——與其說中國的久長歷史是一以貫之、一瀉而下的，不如說是中斷的朝代史，由後朝承接了前朝的文脈和精神。但在總體上維續著的文化認同、天下認同，讓國運久長，得為人知。

王朝政治是古代中國的鮮明特色。圖為明清故宮一隅。

中國以治亂循環的方式，解決了國家在衰敗或衰亡周期作用的時候，如何避免它的惡性發展，從而維持國家精神命脈，成就衰而不亡的國家延續奇蹟。保證這一點，是一個衰敗國家重新崛起必須保有的契機，否則國家都覆沒了，還談何崛起。

一個國家在衰敗之際，要做到衰而不亡，豈是那麼容易？這是一個國家在衰敗之際追求復興首先要面對的重大難題。而一個處在衰敗之際的國家追求復興，是第二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是要艱難地與衰敗做鬥爭。如果一個民族沒有很精巧而到位的政治智慧，其衰敗必定走向衰亡。尤其是在古代，農耕民族的相互征服、游牧民族對農耕民族的風捲殘雲，常常使得農業國家的版圖出現十分巨大的變化。其間，國家的消亡簡直就是家常便飯。

《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描繪的永樂年間的明朝最大疆域。

大家無須就遠去看羅馬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瑪雅帝國，就只是就近看看我們中國的領土。從1世紀到11世紀，「中國」的版圖變化之大，你絕對不會想到，這是同一個國家的版圖！國家版圖的驟大驟小，提示人們，「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變化之大！

人口的規模遷移，文化的重大流變，軍事的殘酷征服，政治的治亂無序，都對一個國家的延續發揮重大影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怎樣維持其文化核心價值，使它不至於中斷，也許是解決衰敗民族不至於衰亡的必要選擇。須知衰敗民族或國家，並不會因為民族成員內心一發狠，就能走上復甦之途。問題豈是如此簡單！

當國家衰敗之際，首先要避免其走向衰亡。避免國家衰亡最重要的辦法，就是要對自己國家的缺陷有一種理性的檢討能力。一個處在衰敗境地中的民族，如果陷於自怨自艾的心境，那這個國家的生存能力就格外令人擔憂了。

中國疆界變遷圖，圖為清朝最大疆域及勢力範圍。

古語云，木強則折，人強則滅，強國的衰亡危機因之更甚。因為在你周邊的國家，大致都會與你為敵。這種敵視，在古代是基於被強敵消滅的擔憂，在現代是基於國家利益被強敵侵奪的憂懼。在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中，當別國對你無可奈何的時候，你醒悟自己國家進入鼎盛時期；當周邊國家和鄰國甚至世界力量對你有辦法的時候，絕對扼而制之，置於死地。扼住兩端，尋求國家的長治久安，便是一個民族政治智慧高低的體現。一個國家，在輝煌的時候，需要為自己的可能衰敗，做出籌劃；在衰敗的時候，必須忍辱負重，才能重現輝煌。

這從一部人類征服史上可以得到印證。希臘人創造了令人類感到光榮的文化史，但羅馬征服者征服希臘的時候，希臘人卻洞開城門，歡迎征服者的到來。這是何故？原因在於，希臘民族的成員對希臘城邦制度晚期的腐朽深惡痛絕，早就陷入一種極端的焦慮心理，既畏懼當下的處境，又無從設想未來。這時，民族的生存意志已經喪失了，被別的民族征服，只是遲早的事情。

對於處心積慮征服別的民族的國家而言，他們大多會精心部署，穩步實施。日本人花了七十年漫長時間，設計如何征服中國。甚至利用儒家傳統的「華優夷劣」作為武器，自認日本列島文化輝煌堪稱中華，而中國大陸已經蠻夷化了，因此征服中國實屬必然。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國際理論，於此而來。不過日本人迷惑不解的問題是：在其侵華之前，中華民族受外來民族或野蠻民族的征服，並未特別抗爭、拒不服從。但日本人征服中國的時候，為何遭到如此頑強的抵抗？

日本人沒弄清楚，在古代歷史上，中華民族被征服後，其內在精神脈絡從來沒有中斷，更為關鍵的是，征服者達到軍事征服目的以後，卻在政治與文化上臣服於被征服者的傳統。因此，中華文化成為高度融會性的機制。近代以來，隨著民族國家興起，古代的文明型帝國已經演變為民族國家。國家不再建立在文明的基礎上，而建立在領土、主權、民族的機制上，因此，民族韌性，復加民族的排斥性認同，已經不再能複製古代征服史了。

中國人進入現代世界體系，贏得兩重自我綿延的重要動力：一方面，民族的精神脈絡依然還在，為中國性強力辯護，代不乏人。儘管中國性辯護，有時顯得狹隘。另一方面，承自清朝的民族國家疆界非常明確，這就劃定了中國現代國家的地理範圍。在這個範圍內，傳統中國的那種文明與野蠻的國家劃分指標，不再發揮作用。所以，日本人處心積慮，精心謀劃七十年，也無法以「文明」代替「野蠻」作為征服中國的理由。這就跟蒙元和滿清入侵中原的性質，有了根本差異。反而當下一些國人不明白這個道理，還想重新拿出華夷傳統來建構中國，實在是愚不可及。

僅以儒家重振中國，也是類似的幻想。只著重於中華民族的精神脈絡，而無視我們民族的政治脈絡，更完全沒有注意到現代世界中國家興衰的邏輯軌跡，是根本無法理解現代中國的演進的。

文明古國能否再崛起？

轉換視角，看看印度。在歷史上，印度兩度被征服。兩千五百年前印度的被征服，使得印度的古典文化毀滅殆盡；現代歷史上又一次淪為殖民地，國家主權淪喪。因為前者，今天的印度，已經無法通過傳統印度來辨認。中國人長期以為印度是一個佛教國家。這是一個誤會。印度佛教徒甚少，印度教徒居多。由於後者，英國殖民者對印度的征服，就像殖民者西班牙和葡萄牙切開了南美的血管一樣，英國殖民者肢解了印度。今天的印度，跟古代的印度，關係不大。

再看看埃及。古埃及的文明程度非常之高，堪為世界典範。今天的埃及，雖然金字塔和獅身人面像還是舉國的驕傲，但此埃及非彼埃及，自中世紀以來，埃及就再沒有創造自己民族的輝煌時刻。從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獨立後，埃及也沒有再現歷史上曾有的光榮史。我們知道，埃及人曾經長期統治希臘人。今天的埃及也許還有這樣的幻想，但實際上沒有這樣的能力。

這些國家的衰敗，已經很難接續歷史的榮耀。在一定意義上講，這些國家實際上已經衰亡了：名存實亡。只不過這些衰亡的國家陰魂不散而已。在衰亡國家的土地上，同一名義的新生國家誕生了。這些新生國家是這片土地上早期興盛國家的轉世。轉世的國家，對前世的輝煌總是津津樂道：今天的印度依然在談古印度的輝煌，今天的埃及依然在談古埃及的輝煌。但兩者哪裡還是一回事呢？！

衰敗國家的名存實亡，大多是因為土地與人群還具有延續性。換言之，埃及的土地還是那塊土地，埃及人還是埃及人，埃及治理的範圍還是它原來那個範圍；印度的土地、民族、治理也都承接了歷史上的印度。但今日埃及與印度，誰會想得到它們歷史上的極度輝煌！

衰敗民族會有兩個靈魂：歷史的靈魂與衰敗的靈魂。只要衰敗民族沒有徹底衰亡，只要這個民族一直在尋求重新崛起，那些陷入苦難之境的衰敗民族，就會從歷史靈魂中找到民族復興的精神支柱。今天印度的雄心，當然要追溯到它數千年的歷史記憶。由於文化記憶與地緣政治的因素，今日印度發展的國際契機，比我們中國要好。這是我們不願意直面的問題，甚至面對發達國家產業向印度的轉移，我們還會以那是中國淘汰的產業來自我開解。這恰恰是中國人缺乏危機感的表現。印度的現代衰敗，乃是禍福相依的事情：一方面，這催生了印度的民主。另一方面，印度講英語的知識分子達五千萬之多，這為他們奠定了雄厚的軟實力。印度歷史有過中斷，因此常常顯得魂不附體。但當代印度自認是歷史印度的轉世靈童，其頭上確實有靈光照耀。因此，千萬不可小瞧印度。

一些似乎被我們瞧不起的小國，也有轉世靈童的感覺，具有成為現代大國的志氣。

譬如伊朗，自認為是波斯帝國的正統繼承者。譬如說伊拉克，認為自己征服西方沒商量。為什麼兩伊不斷開打，那不僅僅是兩國利益爭端的問題。它們都自認為是兩大帝國的繼承者。而更關鍵的是，它們對於世界的理解，跟我們所理解的世界大不相同。兩河流域文明的歷史榮耀，絕對領先古代世界。這是多麼令中東人人嚮往的輝煌歷史。今天的土耳其，顯然想到的不只是土耳其共和國，想到的更多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其國能夠把地中海當成自己的內海，那種光榮的記憶，像我們想到960萬平方公里就非常「雄起」的感覺，其趣味完全是一致的。

當我們中華民族用自己的歷史榮光來自我鼓舞的時候，一定要牢記，其他衰敗國家對自己的祖上榮光也會有揮之不去的深刻記憶。正因為如此，我們應當樂意看到，一些衰敗國家拒不承認衰亡的命運，持續展開其復興的民族偉業。

我們中國，是一個衰而不亡的國家。衰敗常常是治亂循環的一個環節。但持續的繁榮，確實不是我們的民族記憶。在經歷晚清的衰敗之後，我們民族尋求復興的雄心從來沒有丟失，但為此也不得不面對衰敗國家再崛起的複雜激烈的世界競爭局面。

從總體上講，中國五千年輝煌歷史沒有徹底中斷過。我們為此而驕傲。在今天中國重現復興曙光之際，我們卻沒有理由忘記自己的衰敗史。因此，極為審慎和理性地看待自己民族的歷史處境與現實遭遇，並從別的民族那裡汲取興衰的經驗教訓，是我們民族的必修功課：中華民族的強烈愛國心、強烈民族認同感、強烈文化自豪感，不應成為過於強大的排斥力，這樣才有希望兼取眾家之長，成就古老民族復興之業。

（作者：任劍濤；編輯：張寧；文中圖片系編者所加，圖片來自網路。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約稿，未經許可，其它媒體不得轉載。）

作者簡介

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目前主要從事政治哲學、中西政治思想、中國政治的研究。出版個人專著和文集十幾部。近著有《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2012），《復調儒學——從古典解釋到現代性探究》（2013），《拜謁諸神：西方政治理論與方法尋蹤》（2014），《除舊布新：中國政治發展側記》（2014），《重思胡適》（主編，2015），《靜對喧囂》（2016），《公共的政治哲學》（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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