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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藝苗:布達佩斯音樂之旅

寂寞高手


除了李斯特,匈牙利的現代音樂非常著名,李斯特音樂學院就培養了不少現當代音樂大師,如上面提到的巴托克,還有當代音樂的代表人物里蓋蒂和庫塔格,還有科達伊,他是作曲家,也是著名的音樂教育家,如今柯達伊音樂教學法已經老遠傳播到了中國。


巴托克生活在20世紀初,1881年到1945年。他的音樂現在聽來也是很硬的,不和諧,不討喜,幾乎比後來的先鋒音樂更酷,像一根大圓木直直撞開了現代派的大門。而我是在巴托克和里蓋蒂的故事中了解匈牙利的,這個國家對待他的天才們並不仁慈。巴托克生活的時代,匈牙利政局動蕩,奧匈帝國解體,之後成立民主共和國,1919年變成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之後又是大戰來襲···巴托克關注鄰國羅馬尼亞的音樂被罵成賣國賊,以左派流亡分子的腳本編寫的舞劇上演時遭受暴力威脅;出版的羅馬尼亞民謠被標上「禁書」;各種被批評嘲笑挖苦都是家常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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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


我站在布達佩斯音樂學院的大廳里,看著牆上白色鑲嵌金色的馬賽克女神像,這裡到處是褪色的大理石,綠色大理石地面,巨大的綠色大理石圓柱上一顆一顆金色釘子排成幾何圖案。整個格局,莊嚴里有精細,褪色中保存氣勢。布達佩斯是華麗的,滄桑的,如今有些黯淡低落,等你了解它的變故之後,發現那不僅是時間的消磨。生命不息,折騰不止。人們總是要不停爭吵、要挾、互相攻擊、掙扎,把美好的事物和人生弄得一團烏煙瘴氣,再一點點遺憾、老去。城市大概也是如此。

巴托克是這個城市的異類。他瘦削、生硬、易老,青年時代就像個倔強的小老頭,臉上的五官立體乾脆,讓表情看起來無一點迴旋的餘地。他身上沒有布達佩斯的一絲華麗氣質,他屬於書齋與山崖。如今我們知道作為作曲家的巴托克,其實他還是李斯特音樂學院的鋼琴教授,還是民族音樂學家。最讓他頭疼的是沒完沒了的鋼琴課和為了謀生的巡迴獨奏會,最讓他開心的除了作曲,還有去鄉村採風。


他在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的鄉間土路上徒步旅行,背著笨重的留聲機。在偏遠的村落里才能聽到最純正的鄉村音樂。如今這些村落都造了公路,兩旁是低矮的房屋,紅紅黃黃的屋檐,院子前有花籬。那些潔白風車,鮮亮的招牌,點綴在青翠麥田裡。空氣好,生活物品不同於我們常見的顏色與尺寸,看著尤其新穎喜人。現在看來,對於一位20世紀現代音樂的代表人物,如此天分的作曲家,去做這些鄉村音樂的改編整理,多少有些不務正業啊。但是在巴托克那時,鐵路已經修到了鄉間,現代主義的擴張很快會讓民間音樂失傳,這大概就是催他上路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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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

我和朋友們在布達佩斯的街頭亂逛,聽街頭藝人拉琴,吃甜到頭暈的麵包圈,花掉剩下的幾千塊福林。十字路口有一個巨大的可口可樂廣告牌,找不到路的時候只要回頭看看它就能給自己定位。從布達佩斯劇院出來的時候,馬路對面一陣喧鬧,有跳舞的人群!人在異國容易興奮,我們混到跳舞的人群裡面,高興地跳起了廣場舞。原來是吉普賽人,只有十幾人,舞一陣跑一陣,女人們嫻熟跳著,裙擺像黑色矢車菊綻放。男孩打著象腳鼓,吼一個歡快的勞動號子,很快就跑遠了。他們人不多,不知道在慶祝什麼,在越來越安靜的城市裡,多少有些突兀。民間音樂是跟著生活方式流傳的,有勞動的歌,敬酒的歌,哭喪的歌,嫁人的歌,而如今生活方式已經全球化,我們在世界的每個角落裡吃相同的麥當勞早餐和星巴克下午茶,不知道古老的民間音樂還能流傳多久?


巴托克寫了不少民間小曲子,《六首羅馬尼亞舞曲》、《八首匈牙利民謠即興曲》、《小宇宙》《粗野的快板》,這些小曲子差不多都是採風的記錄。


十五年前,這些樂曲是我的作業,作曲老師說,回去把它們分析分析。那時,我住杭州,一個朝陽的小書房,鋼琴邊上有一張原木的摺疊小書桌,兩個大筆記本,上面都是我寫的樂曲分析。現在想想,如果分析音樂過分認真,日後會成為一位音樂作家,而不是作曲家,作曲家都是憑直覺分析的。巴托克的民間樂曲,看起來和聲笨笨的,老是悶在一個音上不走,為了還原民間的淳樸。後來我發現,那就是他個性的一部分,這樣一個完全不會周旋和討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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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必須努力看穿一切;沒有什麼能打動他;他必須完全獨立,漠然不動。只有這樣,他才能與死亡和解,與無意義的生活和解。」


尤其喜歡俄羅斯小提琴家慕洛娃演奏他的小提琴協奏曲,慕洛娃身上也有一種倔強,她還有如水的靈氣。樂曲中好多民間節奏,歌謠的句法,始終持續,可是曲調極其游離,遠行和衝破界限的衝動不可遏制,表現在音樂中有些刺耳,如今聽來也令人費解。


二戰時期,巴托克背井離鄉去了美國。人到了一定年紀之後,適應新環境並不容易。就像一個人到中年之後去整容,整的再好看也會一直不習慣自己的新模樣。60多歲的巴托克來到美國之後,重新開創事業,開獨奏會,謀求大學教職,倔強內向的性格沒讓他少吃苦頭,而那裡都是大廈、汽車和人群,不再有蒼茫的土路給他遊走。後來他患了白血病,依舊倔強地要命,不肯接受朋友接濟,最後朋友們只好以委約樂曲的方式為他支付醫療費,委約的就是他的最後一首樂曲,《樂隊協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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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之後,我好久沒聽巴托克。那時課堂上的內容都被我塞回青春時代,沒人想把煩悶失落的青春再來一遍。可是我再搜出來重新聽的時候,發現那些曲調,居然就是我平時瞎哼哼的那些。《樂隊協奏曲》,他終於願意溫暖一些了,和聲圓滿,曲調渾厚。與過去講和,與命運融合。民間音樂的節奏感依舊存在,那些執拗的持續音,居然給他寫成了一種經典的旋律風格,這是他對自我的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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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聽到匈牙利民間音樂,是在電影《英國病人》裡面。其實那個燒傷的病人奧爾馬希爵士並不是英國人,而是匈牙利人。電影一開始那段匈牙利民謠已經暴露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位地理學家,探險家,隱藏了名姓和國籍,在沒有地圖沒有邊界的撒哈拉沙漠里尋找消失的綠洲。隨身只帶一本希羅多德的《歷史》。


凱瑟琳在他的床上醒來,聽見一段音樂。他用留聲機播放一段歌謠給她聽。就是電影一開始那一段女聲吟唱的匈牙利民謠。這首歌里有他匈牙利貴族的身份,有他的過去,男孩的成長。可是這段歌曲一點也不像歐洲的歌謠,它妖媚滄桑,倒讓我想起東方,想起神秘的巫言。大概是這首神秘的歌召喚他遠行,去遠方尋找故鄉。後來他在一個金髮女人身上找到了。凱瑟琳成了他的港灣,他把她優雅的頸部凹陷處命名為:博斯普魯斯海峽。


頓時理解了這位英國病人,以及巴托克。原來他們都來自匈牙利,都有一個游牧民族的靈魂。我從古老的漁人堡走下來,風很大,一路見到很多青銅的騎士雕像,大部分已經生鏽發綠。他騎馬站在廣場上,一個矯健的黑色身影映在藍天上,好像踩著祥雲跋涉而來。在千年紀念碑的廣場上,古老的國王們也都騎在馬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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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克


布達佩斯的士兵們,穿草綠色筆挺制服,看起來有一種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樸素耿直,卻都穿一雙資產階級的質地精良的黑色皮長靴。這是騎士的靴子。講究的靴子好像也是騎士傳統之一。以前看過茱莉亞·比諾什主演的《屋頂上的輕騎兵》,年輕英俊的騎士在瘟疫肆虐的村莊里穿行,他從她家屋頂跳下來的時候,全身襤褸,像個要飯的,卻把一雙昂貴的靴子綁起來掛在肩上,他心想,這雙靴子會讓她相信,他是擁有貴族封號的騎士。


「匈牙利的歷史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1.早期。公元9世紀,馬扎爾人游牧部落向西遷徙,定居在多瑙河盆地;在1241——1242年蒙古金帳汗國的攻擊下,匈牙利曾經遭到沉重打擊。


2.匈奴帝國時期。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各民族陸續遷移到這裡,首先到來的是匈奴人,在阿蒂拉的領導下建立了強大的匈奴帝國


·······」


在酒店讀到旅行手冊上的文字。


在古代,有一個生活在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人們稱之「匈人」。他們從4世紀開始西遷,入侵東羅馬和西羅馬,策馬沙場,如烏雲壓境席捲大半個歐洲,因此引發歐洲歷史上影響深遠的民族大遷徙。這裡的旅行導讀把匈人當作中國古代的匈奴帝國,大部分學者也都這麼認為,因為中國歷史上的北匈奴西遷和歐洲的匈人進攻正好處在同一時間。只是一直尚無定論,DNA測試也測不出結果。


中國的音樂學家杜亞雄教授卻在兩地民歌研究中得出結論:匈人就是匈奴人!


杜教授寫了一部厚厚的著作《中國裕固族研究集成》。裕固族人口不足1.5萬,分布在甘肅省河西走廊中部和祁連山北部,雖說小民族,卻有三個分支和語系,在元朝時其中一支最重要的部落曾被一位蒙古王子統治,講蒙古語。經過20年的搜集、整理和鑽研裕固族民歌之後,杜教授發表了一篇震驚海內外的論文,《裕固族西部民歌與有關民族民歌之比較研究》,指出它與匈牙利古代民歌存在大量相同之處,認為匈奴音樂文化就是匈牙利民間音樂的淵源之一。從兩國民歌的極其相似確認了匈人即中國漢代的北匈奴部落。這項研究引起世界性的轟動,匈牙利、美國、日本、阿根廷紛紛邀請杜教授舉辦學術演講會。有一位匈牙利記者採訪他的時候,聽了一段裕固族西部民歌的錄音,居然可以分辨個別詞句,而且還知道這首歌曲,連匈牙利人和這位記者自己也覺得不可思議。可能是因為兩地民歌的語言、音階、調式、結構都十分類似。


「你是人類的天譴,但這裡是上帝之城」


在旅行手冊裡面,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阿蒂拉」,匈牙利歷史上的「匈人帝國」之王。人們稱他「上帝之鞭」,形容他在戰場上風捲殘雲一般勇猛殘暴。我知道他竟是因為威爾第的歌劇《阿蒂拉》。


阿蒂拉生活在公元406—453年,活了47歲。即使所向披靡,將士的命運終是早逝。在歐洲史詩的有關插圖裡面,阿蒂拉穿蒙古裘皮長袍,戴皮帽子,一張高顴骨國字臉,像中年版的郭靖。


他的故事也很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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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阿蒂拉》


條條大路通羅馬,阿蒂拉竟是被捉去羅馬做人質的。那時他12歲,已是匈奴王。他在宮廷裡面讀書、學習,被灌輸各種古羅馬文化習俗,羅馬人希望他以後回去多多傳播大羅馬帝國的文明。阿蒂拉嘗試逃跑,卻老被捉回來。不知道這一傳說是否屬實,若是在羅馬教育長大,他那匈奴人的戰鬥力又是從何而來呢,12歲之前他就能彎弓射大雕么?


那些令人聞風喪膽的戰績都已鐫刻入歐洲歷史,成為歐洲文明形成中亡命般的傳奇。


入侵東西羅馬,殺到巴爾幹半島,包圍君士坦丁堡,遠征高盧,直至義大利,把西羅馬的皇帝趕跑。差不多整個歐洲都在匈人鐵蹄之下:東起鹹海,西至大西洋,南起多瑙河,北至波羅的海。但是在這位偉人去世之後,他的帝國也速速覆沒了。


威爾第的歌劇《阿蒂拉》就是關於他的死亡故事。對於這樣一位傳奇人物,人們給予他一個傳奇之死。可見他雖然殘暴,但在人們心目中卻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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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阿蒂拉》


公元425年,阿蒂拉率軍入侵義大利,殺死阿奎利亞城的國王,俘虜了公主歐達貝拉,公主發誓替父報仇。「你可以擁有整個寰宇,但把義大利留給我」,羅馬的將軍這樣對他說,可是風頭正健的勇士如何聽得進去?後來他一路攻到羅馬城外,教皇對他說「你是人類的天譴,但這裡是上帝之城。」阿蒂拉覺得這句話如此熟悉,彷彿夢境里聽誰說過。他心裡升起敬畏,宣布停戰,雙方和平歡慶。但就是在那天夜裡,公主歐達貝拉用阿蒂拉贈她的劍殺死了他,羅馬軍隊也攻入匈奴陣營。


英雄最後死在了女人手裡。


這傳說當然是杜撰的。但阿蒂拉的死確實是和女人有關,據說他當時新娶了一位勃墾地少女,新婚之夜喝高了,在睡夢中鼻腔血管破裂導致窒息而死。英雄沒有戰死沙場已經令人扼腕,而他居然是這樣不小心死的。現實如此嘲弄戲劇。


威爾第寫《阿蒂拉》的時候33歲。那時他已經寫出了第一部代表作《納布科》,但還沒寫到日後的《游吟詩人》和《茶花女》那個黃金時代。《阿蒂拉》在威爾第的目錄中並不算重頭戲,那幾年他還在風格摸索期,但在中國它卻是時常上演的,畢竟這是一位匈奴將領,讓中國人在歐洲揚眉吐氣之戰神,值得大演特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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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劇《阿蒂拉》


我看的那一場是匈牙利和中國的聯合演出,在上海大劇院,為了慶祝威爾第大師誕辰200周年。


相比後來那些成熟之作,這裡劇情顯得拼湊,人物看起來模糊,好像還未從破舊歷史書裡面走出來。政治因素超越了劇情和人物,在戲劇中如此安排顯然是不明智的,人們看戲又不是為了學習政治主張。威爾第的才情在寫歌劇中逐步摸索和積累,後來的《阿依達》就倒轉了這種局面。


但是從前奏曲開始,我就被它的激情點燃了。一直覺得這個義大利式蕩氣迴腸的主題曲是最激勵我的音樂之一。有這樣一種激情牽引著,劇情就算是老遠的歐洲老故事,也令人振奮。除了主題曲,合唱的烘托也感人至深,還有重唱,安排妥貼,句法成熟。


威爾第的早期作品幾乎都是政治性的,英雄、家國、復仇、壓迫、解放、權力爭奪,古老的正歌劇成分居多。因而那些作品難以像《茶花女》那樣流傳。讓人驚異的是,在這裡你聽見威爾第年輕時代的熱情呼之欲出,在這樣一部政治題材的作品裡面,居然爆發出如此感人肺腑的熱情,讓人想到威爾第的雄心和他生活時代的社會風貌。在19世紀上半葉,義大利復興運動興起,獨立主權意識覺醒。威爾第確實不同於那些不理政治的藝術家,他後來參政做了國會議員。


教堂里的音樂會


你一定要看看歐洲的教堂。


我們去看聖伊什特萬聖殿,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天主教堂。漫步在96米高的寬闊穹頂下面,仰望隱沒在陰影中的壁畫,感受主的恩惠,覺得自己原來一直是被某些信念引領著,沒有墮入時間的深淵,在聖殿裡面,依舊有深深敬畏,雖然那並不是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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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伊什特萬聖殿


平時在課堂上給學生們講中世紀的聖詠,台下聽得昏睡,我自己也草草。可是在這裡,那些平時記不住樂譜的聖詠,自己從耳畔輕輕響起來,漂浮在頭頂。獨唱的男聲,誦唱一段拉丁文,女聲像風一樣,忽而飛上了天空。那女聲合唱原來如此赤誠,如同追問不休,為什麼,為什麼活著要承受苦痛、分離、慾望的折磨,為什麼人們要相互爭奪、彼此控制與仇恨?


石頭是死的,畫中人是假的,但什麼在吸引你,感動你?你看見石頭被打磨得光滑勻稱,一塊一塊整齊疊置至高朗開闊的穹頂。頂部的構造精細飽滿,每個稜角都有手工的繁複裝飾,每段裝飾都似而不同。還有那一幅一幅壁畫,所有人物都安詳、純潔而生動,所有色彩也都安詳、純潔而生動,細膩到看不到筆觸。當它們一點一點在巨壁上綿延,延展至目力遠處,你發現那就是一部史詩。你在這裡看到的不只是藝術,還有信仰及其熱情,如果沒有信仰,人能夠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而不懈怠、不厭倦?


所有的細節都讓你發現,這裡有神存在。


人們對待那神靈也不全是敬畏,還有一種孩童似的珍愛在裡面。色彩豐美的繪畫、鮮艷的彩繪玻璃窗、花崗石、藍色的大理石,金箔。把好看珍貴的寶貝都收藏在教堂里,每次來做彌撒都細細觀賞不忍離去。就像小孩子們收藏在半島鐵盒裡的玩具,丟失一件是會傷心很久的,任何金銀財寶都比不上。


從教堂出來時,在門口看到一個攤子,寫著音樂會售票處。原來教堂里每天晚上還有一場管風琴音樂會上演。於是和朋友們興緻勃勃買了當天晚上的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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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達佩斯歌劇院


從聖伊什特萬教堂出來,走過幾個路口,就到了布達佩斯歌劇院,一座新文藝復興風格混搭巴洛克元素的歌劇院,建於1875—1884年。裡面的華麗穹頂和壁畫,讓我想起剛才看過的教堂。在上上個世紀的歐洲人心裡,音樂也是一種信仰。我在寬闊的大廳里,輕輕哼唱喜歡的詠嘆調,聽它在華麗的壁畫間流淌,在聲音流淌中感知它的開闊與靜謐。


在街頭磨蹭到傍晚,吃匈牙利油餅,喂肥胖的鴿子,在廣場上玩自拍。等到天黑之後,返回大教堂。


在門口抽了一張節目單,曲目寫在簡簡單單一條白紙上。


燈火微暗,一架不起眼的管風琴出現在講經台上。然後管風琴音樂會開始了。由管風琴家主奏,時而邀請他的朋友合作,一位長笛家和一位年邁的男歌手。都是熟悉的曲目:巴赫改編的維瓦爾第作品BWV593;阿爾比諾尼的《g小調柔板》;莫扎特的C大調行板K315;舒伯特的《聖母瑪利亞》;最後是巴赫的d小調《托卡塔與賦格》。


說實話,演出水平遠不及我們音樂學院的孩子們那樣嫻熟自如。可是在教堂里聽到我最愛的《g小調柔板》,卻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激。長笛把曲調吹得輕快,輕靈如小鳥,飛向彩色玻璃窗,划出一條一條旋律。伴奏的管風琴音響延綿不絕,在巨大的穹頂和四周拱廊下迴響,如群山回應: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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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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