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的獨特地位是如何形成的？

8月24日晚，上海一書店舉辦了一場讀書分享會，主題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政治文化」，討論的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權力源自地位：北京大學、知識分子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0》一書。本書入選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是這一系列叢書第170本引進翻譯的著作，原著作者魏定熙1995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師承著名歷史學家魏斐徳教授，現在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副教授，從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政治文化與新聞媒體領域的研究。在這次分享會上，他與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周武教授、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的張佩國教授一起與讀者分享了他們的思考。

活動現場。

五四時期的北大不僅僅是反傳統的

19世紀末 20世紀初，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變革。對知識分子群體來說，延續了幾千年的科舉制度被廢除，取而代之的是現代高等教育的建立，這對中國近代知識分子的轉型和政治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權力源自地位》一書研究的就是1898年至1929年的北京大學，重點討論了清末民初舊秩序崩壞之後，知識分子如何尋找自身定位，並為重建國家而做出的各種努力。

《權力源自地位》一書是目前英文世界中唯一一本以北京大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術專著，分享會上魏定熙教授特別講述自己的研究歷程。說起來，他與北大也是頗有緣分。

1986年，22歲的魏定熙來到了中國，在北大學習中文。「在美國讀本科的時候，我曾上過中國史的課程，其中專門談到了五四運動，我對此很感興趣，也因此知道了北大。但除此之外關於北大我什麼都不知道。本科畢業帶著一些浪漫主義的情懷，我來到北大跟一位教授學習語言。」在北大學習語言的一年中，魏定熙對北大有了更多的認識，特別是從教授那裡聽說到的一些北京大學五六十年代的往事，讓他意識到，從五四運動開始到1949年以後，北大在中國都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為什麼一個學校可以如此重要？帶著這樣的問題意識，魏定熙回到美國，並最終決定以北大為研究對象開始他的學術研究。1992年，魏定熙又一次來到了北大，開始為他的博士論文積累材料。

「1986年，第一次剛來到北大的時候，發現北大的校園氣氛跟美國差不多，都很開放，當時，我跟那位教授一起，我教他英文，他教我中文，我的中文不好，我是看《人民日報》學習中文的，後來發現，原來中國和美國的校園還是有很大的不同。」

「1992年，我再來到北大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的導師是政治系的蕭超然教授，因為他寫過一本北大校史。他對我很好，但是他對我的研究並不是很理解，安排了他的學生金安平來幫助我。在北大查看檔案、搜尋相關研究資料的時候，金安平給我提供了很多幫助，我的第一本書也是由金安平翻譯的。」

魏定熙教授所說的「第一本書」是《北京大學與中國政治文化（1898-1920）》（金安平、張毅譯），是他的博士論文，1998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當時的研究並不是特別成熟，魏定熙教授也有些不滿意的地方，後來在此基礎上他又進行了更充分的研究，2004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The Power of Position Beijing University Intellectuals and Chinese(1898-1929)。《權力源自地位》就是這本書的本。

《權力源自地位》

「1998年，北京大學一百年校慶，當時出版了一些跟北大歷史有關的書籍，我博士論文的第一次出版也是因為這一契機。北大出版社找到我表示想出版我的研究，儘管當時它並不是很成熟，我還是很高興。後來，我也參加了北大的校慶活動。」北大百年校慶活動給魏定熙教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僅是在其書中，在分享會現場，他也是饒有興緻地談到了這件往事。

1998年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紀念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議中，有人發表了一番講話，對北大的歷史以及北大的歷史地位給予的肯定。「他稱讚北大為中國貢獻了最早的一批馬克思主義信徒」，還引用了魯迅在1925年所寫的話：「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向上的道路走。」（見《權力來自地位》一書導論）「很有意思的是，我發現他說的，跟我了解的五四時期的北大並不一樣。當然，他說的沒錯，但那只是一部分的歷史。」魏定熙教授說。

五四時期的北大，其進步意義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新舊文化交替之際，北大其實是很多元的，而不單單只有「進步」這一面向。分享會上，來自上海大學的張佩國教授也特彆強調了這一點。

自稱是「讀者而非嘉賓」的張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是社會史，談及讀此書的感受，他特別提到，官方對於北大的闡釋有其特定的意義，「儘管說真實地還原歷史是不大可能的，但學者可以通過研究把歷史的面目呈現得更為立體和全面」。

「教科書里談到五四運動，一般是『反傳統』、『反帝愛國運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馬克思主義』等等這類說法，不能說這是完全錯的，但這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所做的判斷，有片面性。比如，蔡元培主張『兼容並蓄』，在當時的北大校園裡，有自由主義，有馬克思主義，也有保守主義，並不單單是反傳統這一個面向。上世紀八十年代『文化熱』的時候，有人說五四時期是文化的斷裂，實際上這個說法是缺乏歷史視角的。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哪怕是當時反傳統的那些人，比如胡適，他對於傳統也有深刻的認識。所以，談到北大的歷史，談到五四運動的歷史，學者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認識。」

新文化運動是上海和北京的「合謀」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的周武教授與魏定熙教授是多年的朋友，二人的研究領域也有重疊的部分。周武教授主要研究近代上海城市史，對上海的文化出版史有專門研究，而歷史上，上海的出版業對近代北京的政治文化運動、對北大都有很多互動。周教授在會分享會上談及了幾點感受。

首先，周教授肯定了魏定熙教授從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北大的做法——這與傳統的大學史、校史的研究頗有不同。而且，選擇北大作為研究對象也獨具意義。

「時下，大學史的研究很熱門，很多大學都想挖掘、彰顯自己的歷史，這方面的工作做了不少，已經成了歷史研究中很醒目的一個門類。一些歷史上很有名的大學都有學者在關注和研究，我本人研究過聖約翰大學的歷史。一般的高等教育史通常關注的是教師、學生的構成、數量，學科的門類，學生畢業的出路等等，也有一些比較有意思的研究關注高校中學術社會的構成和其中的鬥爭，試圖透過大學看到中國社會的變遷。魏定熙的研究屬於後者。他選擇北大也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因為其他學校再怎麼有名也無法超越北大，北大的確太特別了。」

北大為什麼特別？它的權力來自於哪裡？「這本書的題目很好，『權力來自地位』，北大的地位就是中國政治文化賦予的。北大的一些教授是上海過去的，但在到北大之前，他可能只是個地方知識分子，講話並無多少分量，但是到了北京就不同了。比如陳獨秀，到了北京就從地方知識分子成了全國代表性的知識分子。北大為什麼是中國人的心目中的金字招牌？從政治文化的角度洞察北大是一個很好的視角。」

作為首都，北京需要一個與首都地位相稱的國立大學，這個選擇就是北大。北洋時期，北大是唯一一所隸屬於教育部的國立大學，這個地位是獨一無二的。北大出現之前，學術權威通過科舉考試產生，其重心在書院，1905年科舉廢除之後，再造學術權威的地方就是新式大學。而在新舊時代的變遷中，起源於京師大學堂的北京大學也存續了歷史的延續性。

最後，周教授表示，五四運動雖然發生在北京，北大是其中心，但事實上，也應該看到上海在其中的作用。魏定熙教授在其研究中也關注到了這一點，近代上海出版業其實對北大有很大的影響。

「北大和上海關係密切，《新青年》就是從上海搬到了北京，編輯部搬到北京後，其印刷發行還在上海。另外，胡適、陳獨秀等人的作品也都是在上海出版的。魏定熙教授在書中常常比較北京和上海，在我看來，新文化運動是上海和北京的『合謀』，把這兩個城市結合起來才是一部完整的中國近代史。」（文/林夏）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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