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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悅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去河流上游看看

張悅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去河流上游看看



張悅然近照 攝影師曹有濤

張悅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去河流上游看看


文|劉爽爽


(財新見習記者)


——你愛你的父親嗎?

——你知道父親童年的事嗎?


——你覺得自己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什麼?


寫完最新長篇小說《繭》後,張悅然拍攝了一組視頻,把這三個問題拋給自己的同齡人,如今多半在生活中負重前行的80後們,想聽聽他們的答案。


2016年7月,《繭》出版。此時距離她的上一本長篇小說《誓鳥》出版,已經過去十年。《繭》講述了兩個生於上世紀80年代的年輕人,面對父輩、祖輩糾纏在一起的歷史,各自追溯真相的過程。


「我以前的寫作比較沉溺於自我表達,現在更多地投向周圍的世界,或者更遠的時空。」在接受財新記者專訪時,張悅然說。

如今,她不願再去評論同齡人的作品,「提誰不提誰都不太好」。但她覺得80後的思考是不完整的,「這一代人沒有去想自己為什麼會選擇現在的道路,沒有對自己刨根問底。」

張悅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去河流上游看看



《繭》


張悅然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8月


「長久地待在文學裡,可能變得越來越虛弱」


「十年,聽起來好可怕,真的是闊別已久。我之前寫作得太早了,後來進入一種流水線的狀態。」

生於1982年的張悅然可謂少年成名,14歲開始發表作品。19歲時,這個山東濟南的姑娘獲得第三屆「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隨後相繼出版《葵花走失在1890》《櫻桃之遠》《是你來檢閱我的憂傷了嗎》《十愛》《水仙已乘鯉魚去》《誓鳥》等作品。到2006年,24歲的她已經是三部長篇小說的作者。


風頭最勁時,她和韓寒、郭敬明被稱為「青春文學三駕馬車」。照這個速度,很快她就著作等身了。

張悅然:我希望更多的人跟我去河流上游看看



《葵花走失在1890》


張悅然 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10年


她卻越來越消極。成名的壓力讓她覺得,和寫作無關的事都是浪費時間。當時無論是去參加活動還是逛菜市場,她都會想,這有什麼意義呢?


前輩莫言曾評價她的作品,「記錄了敏感而憂傷的少年們的心理成長軌跡,透射出與這個年齡的心力極為相稱的真實」。而密集出版的作品讓她感到,自己關於青春的本能、自我的表達都已經比較完盡地展現了。她甚至覺得自己在過度表達中透支了青春。


「我可能需要慢下來,去補充其他生活經驗。」張悅然說。


2009年,她和好友周嘉寧(同樣出身新概念作文大賽的青年作家)一起創辦了《鯉》系列主題書,不時寫點短篇作品。持續幾年沒有新的長篇問世,外界的懷疑也多了起來,每次被人問起,她也有點不好意思。


2011年秋天,張悅然到美國參加一個寫作項目,在愛荷華住了三個月。30多個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彙集在一起。期間,她熟識了從捷克來的女作家米蓮娜。米蓮娜向她講述了自己的生活。「她沒有家,一直輾轉於各種文學營,在一個地方待幾個月,然後離開,再前往下一站。每段生活里都有短暫的情人,也有攻擊和傷害她的敵人。很多早晨,她在宿醉中醒來,都不記得自己在什麼地方。可是這不重要,她說,我在寫很棒的小說,等我把它寫完,一切就會好的。」張悅然在《告別米蓮娜》中寫道。


後來,米蓮娜邀請她再去別的文學營,向她保證「那裡有很多有趣的人,機會也會比較多」。張悅然婉拒了。


米蓮娜讓她意識到,作家身上這種脆弱、敏感的「戲劇性失真人格」是一種可怕的疾病。「文學是一種和日常生活不同的環境,我們長久地待在裡面,可能變得越來越虛弱。」


回國後,她無比渴望庸常的生活,願意多和日常生活接觸,而不是總想著寫作。「有些職業作家會漸漸雙腳離開地面,脫離實際生活,但我歡迎外界的事情進入到我的生活里,甚至是改變我。」


她學會了做飯,還養了些植物,每天傍晚出去散步;她到大學裡講課,成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2016年7月與騰訊合作了一場直播;最近正在把自己的小說《水仙已乘鯉魚去》改編成電影,還將親自執導。


昔日的同伴韓寒繼推出應用「ONE·一個」後,成立亭東影業公司。郭敬明也成為上海最世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兩人各自擁有愈發龐大的商業帝國。


雖然張悅然也不局限於文學,但她非常清楚,「我的職業是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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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悅然與韓寒


釘子連通我和父親的童年


作家余華讀完《繭》,覺得張悅然不一樣了,「另外一個張悅然來到了我的眼前。她的語言變得平凡了,在平凡里,你突然感覺到用詞的那種準確。」


張悅然說,「我之前的寫作,辭藻華麗,也很主觀,在《誓鳥》達到一種極致。後來我意識到,這種表達很難完成一種複雜的敘事,像一個穿著花裙子的姑娘,一走路全身叮叮噹噹地響,必須去掉一些東西,才能繼續往前走。」


寫作《繭》像是冥冥中註定的事。


張悅然的爺爺奶奶都是醫生,父親在醫院家屬院里長大。1967年,「文革」在醫院愈演愈烈。一個職工腦袋裡被插入一根釘子。這根釘子插得非常巧妙,外面留下的傷口很小,也不會讓人立刻死亡,很可能是醫院裡的同事做的。受害人慢慢陷入昏迷,成了植物人,警察沒有找到兇手。


張悅然的父親那時13歲,被害人就是住在隔壁的叔叔。十年後,高考剛剛恢復,父親放棄在糧食局開卡車的工作,考入大學中文系。他寫的第一篇小說就是釘子的故事,但沒能發表。後來父親做了教師,結婚後生下張悅然,不再寫小說。


從小到大,張悅然不止一次聽父親講過這個故事,當時都沒有注意。年齡漸長,這個故事卻好像在她心裡生了根,時不時跳出來,「冥冥中有種緣分,它好像希望被我記錄。」


2009年,決定寫這個故事後,張悅然回到故鄉濟南,找到醫院當年的檔案。她意外地發現,在她出生時,這個植物人還活著,而且兩人在同一家醫院。她想像,也許這個老人聽到了自己出生時的啼哭,還在夢裡露出一絲微笑。


之後的兩年,她始終找不到合適的寫作結構,直到某次回到童年居住的大學家屬院,她看到,「門口賣報的男人還在那裡,幫她爸爸守著水果攤的女孩,也仍舊坐在原來的地方,只是已經是個中年女人,眼睛變得渾濁了。」


她悚然一驚,想到自己的人生或許也應像這些人一樣圍著這個小院起伏。但是什麼改變了這一軌跡?父親出生在醫生世家,也一直在醫院大院里長大,是什麼讓他棄醫從文?


那枚釘子很可能是其中的關鍵,「也許釘子這件事,顛覆了父親對醫生、對救死扶傷事業的理解,重塑了他的心靈。」張悅然說。


她的童年和父親的童年似乎連通了。那枚釘子不僅改變了父親的人生軌跡,也影響到她。當晚,她寫下《繭》現在的開頭,由此決定了整個故事的結構與敘述角度。兩位主人公,一個是受害者後代,一個是施害者後代,兩人在對話中追溯事情的源頭,合力揭開謎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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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悅然


「我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什麼?」


新書的主題涉及個人與歷史,個人與父輩、祖輩的關係,張悅然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對自己與家族歷史的思考中。因為「思考一直在打結、停滯」,寫作斷斷續續,《繭》真正成書時,已經過去了七年。


「比較小的時候,你會覺得周圍的東西和你沒什麼關係。你活在自己的世界裡,看不見現實。」張悅然說,「但你看到了,就不能再去迴避。」


小時候,張悅然常常覺得父親理性到冷酷。那時她是一個好奇又熱情的孩子,總會興緻勃勃地去做一些事情,比如畫畫、剪紙。但父親總是流露出一種不屑的目光,像一盆冷水澆到她頭上,她曾經暗暗發誓,將來絕對不要像父親一樣。


2001年,她考入山東大學,後赴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計算機科學專業。這是父親幫她選的,他不願意女兒讀中文系。沒想到,孤身置於異國的環境,反而促發了她的寫作慾望。


寫作之初,父親這一形象,在張悅然的作品裡頻繁被殺死。小說集《十愛》里有這樣一個故事:女孩小染和畫家父親一起生活,父親總讓小染為他做畫模,需要一動不動。終於有一天,在父親畫畫時,小染跳起來殺死了父親,用父親的血塗紅了嘴唇,出門赴約。


近些年,父母退休,張悅然重新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漸漸多了理解。「他也許是害怕我對這個世界懷有太多幻想,長大後會很容易碰壁。所以,他試圖讓我在小時候就明白這個世界的真相。這是他愛的方式吧。」


「我從父親那裡繼承了什麼?」視頻里拋出的三個問題,張悅然也在問自己。


她漸漸發現,無論寫作時多熱忱,自己始終秉承著一種冷眼旁觀的理智。她筆下的人物似乎都極度缺愛,無時無刻不在求索周圍的溫暖與愛意,字裡行間充斥著死亡。有個讀者甚至想鼓勵她,「你一定要活下去。」


張悅然承認自己對文學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和痛苦有關,這是她寫作的基調,「好像在痛苦裡走一遭,靈魂才會得到潔凈」。「可能我的悲觀是從父親那裡繼承來的。你會發現,他們身上無論是我們愛的還是我們恨的甚至是拒絕的東西,可能都是我們自己的一部分。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想得多了,也有懊惱和遺憾,「有些東西如果很早就記錄,現在的效果肯定不一樣。」


張悅然的爺爺曾經參加緬甸遠征軍,做醫生兼翻譯,晚年回憶起來,很多細節都記不清了。爺爺念念不忘的是曾經和孫立人將軍合影,但照片早已在動亂中遺失。


外公做過銀行家,「文革」中受批鬥,早早去世。母親曾經簡單提過一些,那時候,她意識不到要追問。當她終於對家族歷史感興趣的時候,母親的記憶卻模糊了。


「不是說那些東西對他們的傷害和衝擊不夠大,而是在後面的人生中他們也在應對著社會新的衝擊,就像一個拳頭攥著很多往事不鬆手,但被水沖著沖著,慢慢慢慢手就鬆開了,往事也被沖走了。」她覺得自己終究遲了一步。


她說,記錄家族歷史「特別特別」重要,這和作家身份沒有關係,「因為那是我的一部分,哪怕我的職業和寫作一點關係也沒有,我們也應該找到它。」


「歷史總會來到我們的筆下」


十幾年來,「80後」這個定語緊追著張悅然,一度令她非常反感。「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標籤,他們把既有的對80後的一些想法,安置在我的個人寫作上。」


余華寬慰她:「我現在已經快60歲了,百度上還說我是先鋒派作家。你活到100歲,他們仍然說你是80後作家。這個是改不了的。你就把它當做一個很高的評價。」


她其實對此已經釋然,畢竟自己屬於80後,身上有這代人的印記,這無法抗拒。於是,談論80後慢慢變成一個很自然的事情。


《繭》發布會的主題是「80後的精神成長」。她的理由是,80後之所以成為一個令人反感的標籤,不是因為它被討論得太多,而是太少。


「這個標籤的定義老早就穩定了,它被貼在那裡沒人去動。想改變這個標籤,唯一的辦法是我們真正去討論它。只有在討論中,80後的含義才會豐富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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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悅然《繭》新書發布會


(左起)楊慶祥、張悅然、梁文道


在《繭》出版前一周,作家閻連科憑藉長篇小說《日熄》獲得第六屆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紅樓夢獎」首獎。以年齡和寫作資歷評判,這個生於1958年的作家算是張悅然的父輩。他在接受採訪時說:「在這部小說中,我努力擺脫宏大敘事和歷史現實,嘗試進入完全個人化的寫作,這對我這代作家來說非常難。」


而到了張悅然這一代,個人化的寫作則成為80後最明顯的標誌。「我們這代人可能還是更傾向於從個體出發,表達我們對歷史的感受和態度。所謂的宏大敘事對我們來說很難實現。」


在她看來,這種改變是必然的。和50多年前相比,人和社會、集體的關係發生了極大變化,因而不同時代的寫作者進入歷史的方法也有差異,「我覺得二者沒有優劣之分。」


不夠關心歷史,是80後常常被詬病的一點,但張悅然覺得這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對這代人而言來得比較遲,但歷史總會來到我們的筆下,我從來不會為此焦慮。」


「我也知道現在80後都這麼大年紀了,再說長大這個詞其實挺矯情的。但什麼才是真的長大?」她覺得,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明白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


「所以我希望有人看完《繭》,願意跟我去河流上游看一看。」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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