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塔夫·高希：我想重建那個擁有語言多樣性的世界

在中國，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不是一個那麼廣為人知的名字。但在世界文壇，他是數一數二的印度作家，獲得過包括法國美第奇文學獎、印度頂級文學獎挲訶德耶學院獎以及英國阿瑟·克拉克科幻獎等諸多國際大獎。

對於中國來說，讀他讀作品或許會感到莫名的親切，因為他享有盛譽的「朱鷺號」三部曲《罌粟海》《煙河》《火海》講述的是鴉片戰爭的故事。在今年的上海書展，他獲邀參加上海國際文學周。8月19日，他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專訪。借著這次機會，我們和高希就他的作品、中印關係、歷史小說的寫作展開了對話。

阿米塔夫·高希

鴉片戰爭對於當代東亞的形成發生了重要影響

澎湃新聞：在您的「朱鷺號」三部曲中，你揭示了一段有趣的歷史，即印度深入地捲入了鴉片戰爭，但今天的印度人似乎早已將這段歷史遺忘了，為什麼呢？

高希：首先，這場這是一場發生在海外的戰爭，它沒有直接影響到印度，儘管它確實對印度產生了非常深遠的間接影響。

此外，當年那些參與了戰爭的士兵他們沒有和其他印度人交流的渠道。而且還有一點，不論對於印度人，還是對於英國人來說，這都是一段很恥辱的歷史，所以今天的人們不怎麼談到它，它已經完全從歷史記憶中消失了。

澎湃新聞：但對大部分中國公眾來說，他們可能會認為隨著中國國力上升，鴉片戰爭這段滿載羞辱和創傷的記憶也已經沒那麼重要了，您怎麼看？

高希：是的，我不認為今天的中國人還那麼在意這段歷史。但是鴉片戰爭對於世界歷史、對於當代東亞的形成發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對於我們亞洲人來說，鴉片戰爭之於我們的意義就相當於法國大革命之於歐洲人的意義，當代亞洲就是從這場開始的。

我想重建那個失落的高度世界主義化的世界

澎湃新聞：你曾經說過，很多小說都太有局限性了，「我想讓我的作品都填滿所有真實世界的元素」，但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這類充斥大量細節描寫的、全景式的寫作會不會對閱讀造成一定的障礙？

高希：很可能。當然，我在寫之前，不會考慮今天的讀者會喜歡讀什麼，我只關心我想讀什麼，我想寫什麼。今天的讀者可能喜歡讀帝國、超級英雄之類的，我當然不想寫這些。

說到細節，我寫的是19世紀，那是一個非常世界主義化的階段。比如在廣州，當時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那個城市不是完全中國，也不是完全歐洲的，也不是完全印度，它有自己的獨特性。但那個世界已經失落了，沒有人再記得。所以我得一磚一瓦地重建那個世界。

澎湃新聞：人類學、歷史學的背景如何影響你的小說創作？

高希：我經常被問到這個問題，但其實我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對於我來說，這些不同的身份不是存在我腦中不同的區域的，一部分是歷史學，一部分是記者，一部分是人類學，我可能自己都沒意識到這些背景的作用。要說有什麼影響的話，就是我有這些工具，我知道怎樣去做研究。

印度人從不以自己的印度口語為恥

澎湃新聞：你的小說里的人物會說各個地方的語言，廣東話、馬來語、印度語、英語、孟加拉語等，你怎樣做到在小說里如此遊刃有餘地處理這麼豐富多元的語言？

高希：這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困難的。我描寫的那個世界本身是一個語言非常多元化的世界，你無法想像當時有那麼多廣東人是會說英文的。而且，當時的人們還創造了交易專用的語言，而且這些交易的語言最後變成了正式的語言。

我想去呈現當時這種語言的豐富性、多樣性。

當然，這是一本用英文寫的小說，我的方法是用不同類型的英語來寫，水手的英語，英國人在印度人說的那種英語，中國人說的英語。重現這樣一個多元語言的生態確實是一個挑戰。

而且我特別想說，如果你去看19世紀的英語，它裡面有很多來自亞洲的詞語。而這種英語曾經有的豐富性已經消失了。在我書寫的那個年代，要比《牛津大詞典》還早。大詞典是1880年代，英語的書寫此後越來越標準化。而有了大詞典之後，很多我提到的這些外來詞都被剔除出去了。所以這也是英語的一個矛盾，隨著它越來越霸權，越來越流行，它的豐富性卻越來越小。

澎湃新聞：說到英語，在中國，很多中國人喜歡嘲笑印度人的英語口音。對於這個所謂的「口音政治」的問題，像新加坡人推行過鼓勵全民說「標準英語」的運動，擺脫新加坡口音，在印度有這樣的情況嗎？

高希：沒有，印度人從來不對自己的英語口音感到羞恥。為什麼要感到羞恥呢？我真的不理解為什麼新加坡人要對新加坡腔英語感到羞恥，對我來說，這是最美妙的英語之一。為什麼要什麼東西都標準化呢？如果我在印度，我說的英語會和現在我和你說的英語完全不一樣，我們覺得是完全正常的。

印度人對中國一無所知

澎湃新聞：現代的印度和中國就像兩個最熟悉的陌生人。除了一些模糊的印象，西方媒體上最熱衷的關於中印經濟比較的討論，大部分中國人對印度知之甚少，印度人對中國是不是也是這樣？

高希：完全正確。讓人震驚的是，印度人對中國一無所知。不要說一般印度人，在我寫《罌粟海》之前，我對中國也一無所知。我寫《罌粟海》的一個發現是，即便在18、19世紀印度和中國的經濟有那麼深的聯繫，但民間完全沒有任何對於中國的認識，一直到今天也是一樣。這是非常讓我感到驚訝的。

印度人對西亞非常了解，對東南亞也很了解，但中國是一大片黑暗地帶。印度和中國有這麼長的國境線。這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是非同尋常的，兩個擁有這麼長國境線的國境會對彼此如此無知。即便德國和法國過去老打仗，但兩國人民互相非常了解。甚至德國和俄國都沒有共享的國境線，他們彼此之間也很了解。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印度每年都舉辦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學節，但很少見到中國作家的身影。

澎湃新聞：對這種彼此的無知，你有什麼解釋嗎？

高希：我沒有一個簡單的解釋。我只能說，在19世紀，中印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高度中介化的關係，是以西方為中介的，這不是一種直接的關係。

澎湃新聞：儘管中國公眾普遍對印度缺乏了解，但是在中國知識界，中國知識分子對印度思想、印度思想家（查特吉、阿帕杜萊、南迪等）的興趣卻越來越濃。為什麼當代印度思想會在世界範圍內產生這麼大的影響？

高希：的確，這一代印度知識分子確實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重大影響，不論是政治科學、文學還是人類學。我認為這很正常，因為這些印度思想家是唯一創造了非西方理論、思想資源的一群人，他們開創了有別於西方的話語空間。

《火海》

作為小說家參與電影節評審：評委間會抱團

澎湃新聞：你曾經擔任過洛迦諾、威尼斯國際電影節的評委。作為一個小說家，你會從哪些方面去評定一部電影？

高希：非常難。這些國際電影節的一個大秘密你知道是什麼嗎？就是我發現大部分參展的電影都很糟糕。在短短几天時間裡，你要密集地看幾十部電影。有的電影你喜歡，別的評委不喜歡。然後有了一個入選名單之後，大家就會又開始爭論。這也是一個政治意味很濃的過程，評委會抱團，也會有很多內部操作的東西。

澎湃新聞：從電影節評審過程中你獲得了什麼？

高希：我非常享受這個過程。電影的世界跟我熟悉的文學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你會發現電影的世界要更光彩奪目、更豐富。

澎湃新聞：你最近有看什麼有意思的電影嗎？

高希：我要承認，近些年我很少看電影了。過去，我看很多電影。在1970、1980年代，那時我對電影的興趣非常大，那時覺得電影是所有文化里最前沿最先鋒的。那時，看到中國、捷克斯洛伐克、俄國、日本、匈牙利、義大利等國家的電影，你會非常興奮。但現在電影很難給我這種興奮感了，因為現在大部分電影都是大製作，越來越陳詞濫調。好萊塢越來越霸權，很少有獨立電影能在世界各地上映。（文/瀋河西）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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