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奮鬥：我是先知，又是殺人犯
劉奮鬥很少接受採訪，但在這篇長文，他回顧了早年的寫作、電影《綠帽子》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拍攝經歷，也談了他和王朔、阿城的友情，順帶聊了聊知識分子和文青。他說，電影的第一屬性是商品，電影就是給觀眾帶來快感的。
劉奮鬥：我是先知，又是殺人犯
口述：劉奮鬥
採訪：淡豹
1、小說
我念到高中畢業就不上學了，就在看書，生活，找姑娘。那時候北京的圈子很小，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唯一聚集地就是搖滾樂Party，每周末，崔健在哪兒演出，唐朝在哪兒演出，北京所有所謂先鋒的繪畫的、電影的、戲劇的全去這個Party，包括漂亮的外國妞。
當時我住在北師大，自己單獨有一套房子。父母落實政策，多分了房子，我自從上初二，十三四歲就自己住兩居室，自己是什麼樣人就招什麼樣人來，自己是流氓，就流氓朋友來，自己是藝青，就藝青朋友來。那時北京和現在不一樣，沒有商品房，沒房子可租，每個人都因為戶籍制度給控制得很死。我因為這套房子就很自由。在我那兒住的人多了，大家就在那兒刷夜，張楚剛來北京在我那兒住了挺長時間，拿了一把破吉他在我那兒唱了自己的歌，就是《姐姐》。
90年代，我開始寫小說，跟幾個挺親密的人聊文學——就是吹牛，想幹事，干大事，大事就是寫作。
斷斷續續寫了個長篇《死於北京》，沒打算髮表，筆寫下來，朋友中間傳閱，手稿現在應該還在我美國的家裡。寫的是一些真實經歷再加上文藝青年的生活，現在看很幼稚，但開篇和結尾我覺得還是挺有力量。開篇很冷靜，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我們兩個人互相看了一眼，就分開了，他在馬路對面走，越走越快，而我右手的褲兜里沉甸甸的，裡面是一把五四手槍。就這樣，我看著他開始回憶我們怎麼相遇相識的。這些閃回後，到結尾，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兩個人走到現在東方廣場那個地方。90年代那裡是全世界最大的麥當勞，後來拆了，為了建東方廣場。
我們在麥當勞放下吃的出門，他過了馬路，我看他走。這時候我把槍就從褲兜里掏出來了，看著他，他也看了我一眼，一笑，我沖著他打了一槍。
你會覺得這一槍在鬧市當中顯得特別的轟動，沒有。你以為所有人會震愕，沒有。我就追他，他就跑，不停開槍，這時所有人四散，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能感覺有人在報警。我一直把他追到王府井百貨大樓，我追上他，沖他後背又開了一槍，然後我能看見這個孫子很巧妙地按了我們事先準備好的那個炸包——其實這是場行為藝術——他自己按了一下炸包，鮮血從他衣服上炸開了，所有人都驚呼，站遠。這時我能看見很多警察，也能看見遠遠我們偷偷找的一個攝像躲在二樓在拍這一幕。警察沖我喊話，各方面讓我放下槍，但實際上我經過八十年代末的那些事已經很沮喪，想著要去死了，就突然拿槍對準警察，警察認為我要反抗，就把我當場擊斃了。寫這小說，是想說青春就是一場行為藝術。
後來拍《綠帽子》，有一點《死於北京》的影子。我所有作品裡都或多或少有一點關於死亡的東西。
正式參與的第一部電影，是《愛情麻辣燙》。那時我寫小說，也寫能變成電影的故事，想寫劇本拍電影是與生俱來的，自視甚高，覺得可以做。我先是在搖滾樂的party認識了張揚——都留長頭髮，喜歡搖滾樂嘛。他想當導演，說鬥鬥，我覺得你寫東西寫得挺好。蔡尚君、刁亦男、霍昕這幾個人跟張揚一樣是中戲的學生，張揚介紹我們認識，在小西天一個烤鴨店見面，大家審美能聊到一塊，就這麼勾搭成奸了。
我們的寫法是大家熱火朝天，集中關到一個小賓館去寫。徹夜談心，聊，聊出故事，這人負責寫這個故事，那人負責寫那個故事。《愛情麻辣燙》就是四五個故事組成的。
當時台灣有一家公司叫滾石，他們在音樂上弄魔岩三傑的時候也弄了一家電影公司，讓一個美國人來管，叫皮特羅。這個人現在是傳奇影業的中國負責人，就是現在弄《長城》這個人。當時他想拍一些中小成本、三百萬四百萬的電影，就找到張楊，想讓他當導演拍戲。皮特羅是很厲害的生意人，弄了《愛情麻辣燙》，弄了《洗澡》，還找另外一位中戲的導演施潤玖弄了《走到底》，《美麗新世界》，基本上這些東西我都參與過，從寫作上，創意上都參與了。
那些片子對我來說只是參與一些故事。《洗澡》當時賣了全球幾百萬美金，有一段時間，包括2000年我在美國時，在美國音像店裡找中國電影，基本上都能找到《洗澡》。它算髮行很好，因為皮特是一個非常好的商人。但對我來說沒有榮譽感。
做了編劇之後，我慢慢就有了當導演的想法。你編的故事別人去表達不如自己去表達。我這人不愛商量，電影這東西不是商量出來的東西，電影就聽一個人的，跟做飯一樣，你媽說放鹽，你爸說放榨菜不用再放鹽了，你說再加點水，淡了，再加點鹽，再加點水，沒法吃了。導演的核心是權力，他有創造這個世界的權力，有這個權力我就可以把想法強加於人。
之後我就自己拍了《綠帽子》。它實際上是在講性和權力，講男女之間的控制。悲劇就是我想往左，你非要讓我往右。
2. 故事必須是自由的
拍完《綠帽子》，2004年左右，請了一批人來看電影，包括王朔老師。看完了他特喜歡，就聊，一下有點互相欣賞、喜歡的感覺。有段時間我每周去他家三四次，徹夜長談聊天。那個時候我自己早不寫小說了，96、97年之後就不怎麼寫了，小說的夢想早就破滅了，就開始幫著張揚弄《洗澡》什麼的，以劇本為主。《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這個小說，我上高中的時候就看過，特別早，記憶深刻。小說講的是一個騙子跟一個妓女的故事，我覺得這種故事是打動人的。它的核心是「有罪的良心」，關於善惡、是非、愛情、控制，這裡的良心不是客觀的，更多的是跟自我的糾結。
王老師有一種特別寶貴的東西。他骨子裡特別天真，特別純。有時他那種動人的地方，說話的犀利，都有一種小孩子去戳破大人謊言的感覺。跟他聊天的時候，就挺情不自禁地有一種感動在裡頭，而且這是他與生俱來的。王老師是特別乾淨的人，他內心深處永遠住著一個孩子，特單純的孩子。我也單純，有理想主義的東西，但和他不一樣的是，我內心有挺髒的卑鄙的想法。對人性的認識，我比較複雜、分裂。
這麼著，跟老王那會兒走得近，他跟我聊得高興，知道我想把《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拍成電影，就把版權給了我。
我骨子裡是一個浪漫主義者，那篇小說還是比較浪漫的。從小說到劇本，我作了一些改動，現在看，我並不認為很成功。王老師那個小說里呈現更多的還是純情，這也是它打動人的地方，騙子和妓女的情感是古典浪漫主義的。我後來改動它，電影討論的是愛到了極致和惡毒之間的關係，愛到最後，物極必反，人性另外一面出來：控制，信任，反而讓人發慌和恐懼。實際上這個主題接近《新橋戀人》或者《巴黎野玫瑰》，和原來王老師本來純情的那個故事在設計和走向上略有不一樣。
王老師在這一點上是寬容的，他是既然把小說給你了，你就弄去唄，所以我在創作和改編上沒有跟他過多的交流。他也不問我，挑演員上完全放開，根本就不參與。
我個人對這部電影不滿意，拍完這部電影，坦率來講很沮喪。我認為它有很多「明臭」，明顯的漏洞，不生動。也有用力過猛的地方，比較僵硬。
但在愛與惡毒的主題上，我覺得在中國電影裡面唯一跟 《一半海水一半火焰》能比的只有《小城之春》的那兩句台詞，「除非，走」，「除非，他死了」 ——這是一對情人想到把丈夫給殺了。 中國這個地方道德第一，對愛情根本不敢妖魔化，其實愛情有時候是會吞噬人的自由和內心的我應該是唯一在說這件事的人。《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在中國愛情至上的愚蠢道德觀里，就會顯得挺驚世駭俗的。西方有過剛才我舉的那幾個片子的例子，而在中國電影里，對愛情最大的質疑只到《紅樓夢》式的迷茫和蒼涼。可我覺得，愛跟惡是孿生的。
所以電影《海水》和小說不一樣。有看過小說的讀者再看電影就跳著腳亂蹦，我也能理解。
《海水》不能立項是因為性和暴力。但我認為電影最大的動力其實就是性和暴力。立不了項，我就把故事改成在香港發生，去廣東拍，也不願意修改劇本——如果我整了雙眼皮的話就不是我了。我認為最有意思的是人物關係，差一點就差很多。審查方會認為，你怎麼可以寫雞？我們的電影怎麼可以寫一個拉皮條的故事呢？好，可我們如果把它改到能通過審查在北京拍，那變成一個什麼故事呢？如果她不能是個雞，他也就無從是個拉皮條的了，那他就變成煎餅俠了。
有些特別溫和的電影，像伊朗電影《一次別離》，故事在中國完全能發生，審查也能通過，我也承認它非常優秀，但是我不感興趣。那是個動人的故事，但我不能因為它動人我就感興趣，我感興趣比什麼都重要。
電影最主要是發心。這是我追求的，而且我會永遠這麼要求自己，每一個故事全得從內心出發，而不是從腦子。從心裡走出來的故事，有缺陷，我仍然感動。但很多電影，像《索爾之子》、《荒野獵人》、去年幾部大的藝術片，我認為全是腦子裡走出來的，看完挺乏味的，跟西方的左派是一模一樣，學術上極其考究，推理嚴謹，論文也完美，但是就像傻逼似的，就算perfect，沒有熱量，沒有意義。最重要的還是真，哪怕一泡屎，你也得是真的吧。
這就是心和腦子的區別，稍微敏感一點的人能夠明白。寫一個文章，你動心了和你動腦子也不一樣，而且對我來說這個不一樣還極其重要。
動心的東西，我只對自己負責，不在乎結果。拍電影就像談戀愛，你愛上這個人了，愛上這個想法了，就沒有所謂的堅持、痛苦。很多人認為我拍電影苦，頭兩部電影《綠帽子》和《一半海水一半火焰》都沒在國內上映，都是獨立製片、海外發行。而我覺得，其實當你愛一個女孩的時候，你在雪地里等她給她送花，這是美好不是苦，你心甘情願。心甘情願的前提在於這個事兒得在你心裡頭，假若是腦子裡出來的東西，我覺得你很難做到對它心甘情願。
我認為導演就應該拿出強姦犯的姿態來，我強姦你了我還問你舒服不舒服？提褲子我就走了，愛看不看。這兩部電影沒在國內上映，但我覺得特別自由。對我來說，拍電影最美好的就是肆無忌憚。
那些用腦子設計故事的導演，可能他們是體貼的丈夫，願意在這一個半小時里跟你們互動得很好，有前戲，睡完之後互相還親一親，摟一摟，感覺好像更體貼一點。是不是這就是所謂的更懂市場？我不知道。
我拍電影的出發點是，故事可以發生在世界任何地方。《海水》講一個皮條客和一個雞的故事，因為電影審查制度，它不能在中國拍，但這件事一定在中國有，伊朗也有。穆斯林國家的一個雞和皮條客的故事也會很有張力，台詞都可以一樣，人性是相通的。也可以拍一個明朝的雞和皮條客的故事。
這是我對所有故事的第一要求：不要拍一個只有在中國這一段時間特流行、特當下的故事。那就是局限性。等你的當下性消失，電影就失效了。我對人的身份符號、窮人富人、所謂階層問題不感興趣，當下的底層可能在五十年之後就變成了兇惡的統治者。我所有電影只對自己內心和人性感興趣，這東西是到哪兒都不會變的。
像《綠帽子》的故事，《海水》的故事，甚至我不承認的那部電影《假裝情侶》，還有現在這部我正在後期製作中的新片，我認為都可以發生在任何的時間和地點。目前這部新片略有不一樣，這也是它的獨特之處，它是個拳擊故事，有勵志性，打動我的是它的原創性：三十年前還沒有換心這件事，不能成立，現在技術發展，換心是可能的了。
我對故事的要求就是對人性的要求，它必須可以在任何時間地點發生。凡是只能在中國發生的故事，我就會帶著質疑。
2007年夏在廣東惠來。《一半海水一半火焰》有大量海水中的鏡頭，劇組在海浪間架起工作台。
3. 誰覺得受冒犯，誰就最虛偽
第一部電影《綠帽子》，處女作，戛納已經選上了，因為一些陰差陽錯，改送到紐約Tribeca電影節，在Tribeca得了獎，很多人喜歡，有阿城、王朔，他們又是很挑剔的人。我當然會有一些自負自大的心態，弄《海水》自然而然想更上一層樓。後來發現立不了項。已經建組了，可投資跑了，我極其沮喪。最後星皓的王老闆找到我，說，《綠帽子》拍得那麼好，咱們就不要大陸市場了，拍一個純為海外市場的電影。
當時有很多人詬病這件事。認為電影拍兩個大陸人在香港的故事，說普通話，那觀眾到底是誰？當時我牛逼哄哄，覺得香港才幾百萬人，根本不看香港市場。那時是比較瘋狂的狀態，雄心受到壓制，必須要拍，必須要做。
拍完《海水》，去了戛納，我去了之後有一個特別大的解脫，這個解脫又挺傷感。我到那發現原來是一幫法左在控制這件事。這種傷感就像一個做電影的文藝紅衛兵，跑到天安門廣場去了，沒能見到特別真誠的搞藝術的人，是全世界媚雅的人聚一塊兒了。我的電影里總有某種粗俗的生動的東西，讓他們有點不知所措。他們需要彬彬有禮，他們需要政治正確，他們需要做作的冷酷，這些東西恰好是我不想要的。
去過戛納，我有一些失落，有一些傷感。人在這個世界生活，名利我並不拒絕，我也不會裝B說我就再也不去了。但我去過後也釋然了。以後再去電影節，我可能會更從容——去電影節賣和去電影院賣是一樣的，面對影院經理我跟他就是商業關係，電影節也一樣。去過戛納以後，我對電影節的態度就不像以前那樣是發自肺腑地要以電影會友。這更堅定了我的認識：可以俗但不要低，可以雅但不要高。實際上就是不媚雅也不媚俗。所以我不認為現在的藝青會喜歡我的電影。
我的電影，很多知識分子會跳著腳說太髒了，真的。很多人看《綠帽子》也看不到完整的，中國電影最偉大的長鏡頭是在《綠帽子》里，一個10分37秒的長鏡頭，因為那時候膠片只有一千尺。但即使是盜版時他們也給我截了，因為這裡頭是很粗暴的東西，不是粗口，而是對人羞恥心的冒犯，說白了就是對一般觀眾道德感的冒犯。知識分子的道德感又尤其強。
這個長鏡頭是主人公和跟他女朋友通姦的男人坐在一起，倆人聊天，慢慢從全景推到近景，一點一點推上去，大概推了10分鐘。那個鏡頭是第一次有中國電影一層層把人的道德面具完全扒掉，在這裡我問了很多冒犯人的問題。在紐約Tribeca電影節首映完，雇好的當地華人翻譯都急了，跟我說她不想翻了，意思是電影太髒了，讓她臉紅耳赤。王朔看完之後，他就說，這電影實際上是中產階級的試金石，誰跳出來說臟，覺得受冒犯，誰就最虛偽。
我覺得敢於冒犯大眾的才是知識分子，跟大眾同流合污的那叫什麼人。我的電影永遠在冒犯大眾，不取悅於誰。雖然這不是評判一個電影好壞的標準，但如果我們問，你拍電影觸及到的是什麼，那我的片子裡頭有一些東西冒犯了很多人的底線，甚至是共同底線。
人很容易變成一個硬幣的兩面。有些地下電影導演，跟電影局在道德感上其實是一致的，只是立場上他們變成反面了。而我不設立場。很有可能我說的某一句話兩邊都會煩我。
某一個事件，我可能認為就是窮鬼殺惡鬼，都是傻逼。那當然兩邊不討好。但我認為知識分子的態度恰恰應該是這樣，我不去迎合民粹，我也不去迎合專制，我有個獨立的立場。可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一定是希望自己必須有立場，他沒立場他太孤獨了，他沒立場都沒人看他，沒人鼓掌，他還為什麼呀。
所以我對話語權也警惕，哪怕是我自己得到這個話語權。有時候我更願意永遠默默無聞，這也是我性格裡頭特別擰巴的地方。當你默默無聞時，別人對你劇本的認可才最真實。我見過太多人，有了話語權以後，放屁實際上很臭，所有人會說它香。我在這點上是很叛逆的。有太多公眾人物什麼分量都沒有，只是善於包裝，都是紙老虎。而真正的通過包裝獲得了名聲、還確實有分量的人，那在我眼裡頭太少了。大部分人我認為無非就是善於化妝，是參加化妝舞會，卸了妝都挺醜陋的，這是我不屑的原因，我不想同流合污。
我很自我，說白了就是我不設立場。所有派別，我都認為是沒有自我的人在一塊抱團取暖。我有時候看朋友圈就覺得特荒謬，同一批人，一邊嘲笑朝鮮的世襲制度，一邊對那些法王一世二世的轉世非常痴迷，都是世襲，他就覺得這個比那個要高。
我不想要標籤，不想要特別容易識別的電影語言，就希望每部跟每部都拍得不一樣。坦率地講，我認為我的電影是鮮明的，不過電影語言有時不平衡，可以說是極其有缺陷的。而有些導演的電影語言和世界觀極其清晰，識別性強，容易讀懂，這是他好的地方，特別容易得到粉絲和敵人，說白了他拿去兌換的語言是極其有效的。知識分子都會覺得他好，會同情他，因為他為底層說話，他有立場。
其實一旦掛上某個符號和被識別，包括一旦有了立場，往往就會身不由己，為立場說話。人一輩子最大的追求是人格獨立、自我實現，你要真正自由，必須不預設立場，代價也就是在這個社會裡缺乏識別度。這樣，其實你也面臨著兩件事，不為人知和孤獨，但這兩個東西恰好是自由的兩條腿。你想要話語權，現在科技網路這麼發達，你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我也有壓抑感。想拍的題材拍不了，有些想拍的故事，說出來，人家會覺得你瘋了。
4. 遭遇
90年代初，全北京市活躍的有文藝氣質的老外，估計兩三百人，是個小圈子。有個澳大利亞人叫布魯斯，他中文名字也挺逗，姓陶，陶淵明的陶，陶步思。他家在友誼賓館，實際上是一個點，一個社交圈，天天有人去聊天，周末PARTY。有一天下午兩三點鐘，我去陶步思家，李銀河和王小波坐在那兒，他們剛從美國匹茲堡回來。初見王小波沒什麼印象，他作品還沒發表，完全沒聽說過這個人。他看起來五大三粗的，沒覺得那麼智慧。
我喝可樂，他們喝劣質長城葡萄酒，喝咖啡，聊著聊著就說這哥們兒寫小說。當時我也在寫小說，都是文藝愛好者，反正就聊得挺好。
第二天，又在陶家碰上了。王小波家當時好像就在人大，這哥們兒就騎自行車，回人大，給我拿來了《黃金時代》稿子。不厚，列印的A4那麼大一摞兒——這是碰上文學青年了。我又跑回我住的地兒，拿來了我寫的叫《後恐怖分子》的中長篇，也列印出來了。兩個文學青年交換了一下。
我記得很清晰，我看完《黃金時代》就跟我最好的朋友說，這寫的真牛逼。我就覺得，寫得挺不像中國小說的，挺棒的。我那哥們兒現在也是個名人了，他當時看完就說，這人寫的什麼呀。我們倆為這個事吵——也不叫吵，年輕就鬥嘴，互相覺得傻逼。那會兒二十齣頭可不就天天為了誰牛在那兒掰扯，你覺得拉美小說牛逼，他覺得歐洲的牛逼，天天就為辯而辯，都是審美討論，沒有固定標準的。
完了，我就把那稿子扔在抽屜里了。到年底我就去美國了，在美國寫了我的第一個電影劇本Drowning。等我從美國回來，突然一下，好像是在三聯書店就看到了《黃金時代》，四個黑字有點油畫感的那麼一個封面，可能是第一版。一下子知識分子圈就炸了，就好像是出了個孫悟空似的，都在說王小波《黃金時代》。當時我那朋友在美國芝加哥，就是不喜歡王小波那哥們兒，我給他打電話說你個臭傻逼。我專門給他打一國際電話，在北京還得掐准了芝加哥的時間，我說你看人家這書出來了，知識分子都好評，在你眼裡你認為人家不入流。
2000年經滕華弢介紹，我認識了阿城老師，我稱呼「阿老」。我跟阿老都愛聊天，那時阿老住東面，三里屯的金穀倉茶館就變成我們的一個點，一周很可能天天在那兒，十點多一直坐到最後一撥凌晨三點多回家，天山南北聊得很投機。阿老作息規律也挺像年輕人，沒有說聊到晚上十一二點就得上床睡覺，經常你困了他還在那聊。
他特別的淵博風趣。阿老對我來說，算是又像老師，又像兄長。那段時間，2000年左右，倆男人，怎麼說呢，仔細想太密切了，那段時間每周天天在一塊吃飯，聊，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欣賞。對我來說甚至是一種精神上的相依為命。
其實阿老也很犀利。說實話，我都沒問過阿老心裡怎麼看我，不好意思問他，也從來不好意思請他誇我的片子。我這人，屬於沒大沒小的，他不願意進城，但是他愛吃肉，我經常一忽悠，他就進城了。他周圍人就說，「只有你來他才進城。」 一晃就認識16年了，我內心深處還真是覺得像親人，如果有一段時間沒見著，夜深人靜想一想都心裡難受。
阿老給了我很多新鮮的觀點：雖說中國有「電影文學」這個概念，還長期有本《電影文學》雜誌，但實際上，哪兒有電影文學這件事？那是一個四不像的東西。全世界沒有電影文學這件事，只有文學，文學再分小說、詩歌。說「電影文學」相當於說「詩小說」，那是四不像的東西，詩就是詩，小說就是小說，文學就是文學，劇本就是導演的施工圖。電影文學是個中國特色的產物，是給電影審查者看的：審查者看不懂導演工作用的劇本，所以必須用文學形式講成故事形態。現在審查者多了一個投資方，性質沒變。
和阿老持續見面，一直到很久，應該到2007年都是這樣。03年底我拍《綠帽子》，他看完劇本說不錯。弄完了，我說阿老能不能幫我來當監製。他就說你覺得用我的名字能幫到你，就用。我覺得阿老真很特別，我非常感恩。後來我又問阿老能不能幫我聯繫焦雄屏，因為阿老跟侯孝賢他們關係很好，阿老馬上就打電話，焦雄屏就來做了製片人。我朋友岳敏君給《綠帽子》畫了海報。
有一天，阿老突然說，「我有一個朋友要做一個訪談，我推薦了你。」——這就是查建英那個《八十年代訪談錄》。查建英見我說，阿老建議找鬥鬥聊，因為他的思路和想法可能和你見到的其他人是不一樣的。我身上很多東西不見得阿老全部認同，但阿老有包容性，他可能會覺得鬥鬥這點看法我並不認同，但他也覺得鬥鬥這個思路應該讓大家知道。可能出於這點他推薦我接受查建英的訪談。那本書，崔健、壯壯、阿老、陳丹青、甘陽都在裡頭，從輩分、資歷上講，其實我可能不應該和他們放在一起，但也就陰差陽錯在一起了。我自己覺得要感恩，阿老還是不知不覺地在提攜我。
5. 性格
我這個人性格極其複雜。有打女演員的名聲，那是《海水》，要拍莫小棋跟廖凡的一場戲，很暴力，那場戲把廖凡舌頭都給咬出血了。小棋一時演不出來，我就只能刺激她一下，靠她本能。我想，打她一巴掌，一受委屈不就哭了？小棋就讓我打。打得挺狠的，旁邊就有人拿紙巾裹著特別涼的可樂，打完就得貼上，要不就腫了。現在想想這樣做很愚蠢，過分強調真實，其實有很多別的手段。不過這個戲整個劇組都是挺癲狂的狀態。每個劇組有它的氣場，拍《海水》時，小廖他們天天跑步，曬太陽，有一種混不吝的勁兒，死磕的勁兒，進劇組就能感受到。
小棋身上有一種斗心，要出來，她不怕吃苦，這點挺難得。當然挨打還是殘酷的。我們倆拍完那個戲之後兩三年還見過幾次，她每次見面跟我說，導演我現在見你還哆嗦害怕呢。現在想想，小棋挺可愛的，她很拚命。有一場戲要拍她渾身發抖，戲裡她懷孕，要用擀麵杖自己把孩子給捅出來，生氣，絕望，需要演員強烈地哆嗦。她演不出來，就想了個法子，早早就去在浴缸里放了好多冰塊，自己裹上塑料布就躺在裡頭，凍得發抖。
我也有跟投資方撕逼的事兒。2011年的《假裝情侶》，我跟投資方說演員的期要35天，投資方實際上只談下來30天，但沒敢跟我說。等我拍到二十八九天的時候，人家演員就特認真說，還有兩天他就離組了。可還有六七天的東西沒拍完，製片就來跟我溝通，說演員沒時間了必須得走，我說他走咱們中間這五天的戲連不上怎麼辦。她說回北京再拍，等演員一個月之後從美國回來咱們再補拍，我就相信了。我也告訴她補拍一定會增加成本，她說放心不怨你。結果一個多月以後，我準備拍，她突然說你這已經初剪完了，這個片子已經很長了，那場戲可以不要了。
我說，第一我沒超期沒超支，第二劇本是雙方認可的，你沒有理由也沒有資格跟我該聊拍什麼、不拍什麼。就這麼著，談著談著，我脾氣不好，就開始罵她，開會時當面侮辱她。那是我不對，但是我不對的前因後果是她在那兒胡攪蠻纏。那部戲最後還上了。上了也沒賠錢，剪得那麼爛。剪接過程我也沒管，就生氣了。現在想想，如果有機會碰到這個製片人，我還是會跟她道歉的。
要別人處理，可能會隔過那個人，因為這是國家的錢，就跟她老闆唱唱卡拉OK，勾肩搭背事兒就過去了，但我做不了這種事。
我也反思過，為什麼凈碰上這種事兒呢，也可以說命運多舛，也可以說性格有短板，不會處理這些。以後我還會跟人撕逼嗎？我有可能就是不說話。
去年年初，籌備關於拳擊的新片，天天開會。劇組的小孩有些是第一次合作，有一天，他們跟我《海水》的攝影師坐在一起，就悄悄問他，導演這人是不是特厲害，因為圈裡頭好事不出門壞事行千里，他們聽說我打副導演，打女演員，現場罵工作人員，跟投資商也動手，那肯定是惡名在外。
攝影師就說，凡事你們別聽嘴說，用眼睛看。他就給小孩講了拍《海水》時的一件事。
當時是在廣東惠來海灘上拍，我記得那天剛來完颱風，海非常藍，拍完那場戲第二天我們就去深圳拍打劫，拍酒店裡的仙人跳戲。要搶五六點鐘的密度，兩點鐘我們全隊就往下一塊海灘轉。服化道最簡單，衣服一收就走了，廖凡，男女演員，還有攝影，我們先到達另外一個海灘。那個海灘的水真像鏡子一樣，沙灘真漂亮，因為剛來颱風，其實中國沿海海岸特別臟，垃圾多，來颱風反而給捲走了。颱風過後就很平靜，沙灘水很淺，沙灘很平，慢慢傾斜，所以你可能走大概有七八十米水才到膝蓋，再走五六十米才到你腰。
我的副導演是一個小夥子，還是一個非常好的翻譯，譯了幾本電影理論的書，特別好，身高一米八，很壯。我們在這兒選機位，等著大部隊來，廖凡和小棋走位，看一會兒怎麼拍。不知不覺副導演那小孩就走海里了，大概有150米，目測很遙遠，就一個小點了。他游泳，走下去玩兒，無知者無畏，不知道大海的恐怖，海里可能會有海溝，突然就齊腰一下加深。尤其問題在於颱風來完海水刺骨的冷，再加上退潮，有浪。這哥們兒走出去一百多米，腳底下沒有沙子了，水再一冷再一退潮，他想往回蹬幾下，結果越游越遠，他慌了，喊救命。我們在岸上，很遙遠地飄過來救命聲，小棋就喊，小X出事了，我那一瞬間鞋都沒脫就蹚水跑過去了。攝影不會游泳，真是站在水邊連動都沒法動，剩下全是女孩兒。有一個會游泳的，是玩斯坦尼康的，身上背的全是架子，他要卸機器，脫就得脫十分鐘。我一回頭，發現只有廖凡和小棋跟著我跑，我還跟小廖說，趕緊把皮鞋脫了，那皮鞋是我們從香港給他訂做的靴子，這海水一弄就費我七八千。小廖把鞋脫了扔了，我讓小棋別跟過來，她就給他撿鞋，我們倆就過去了。過去看副導演已經在喝海水了，頭露著，一沉一浮，在嗆水。我就跟他說，你要想讓我救你，別慌，你千萬別抱我，我到底下去托你。又跟小廖說你從後面抱他，因為後面抱他安全，從前面他摟著你，倆人一塊淹。我過去，他腳也蹬我臉上，就瘋了，最後我卡著抱著他兩條腳，我憋著氣給他頂上來，然後廖凡從背後又托著他。過個幾秒，等他稍微消停一點，我才能鬆開，上來喘口氣，就這麼著一點一點帶他往岸上拖。一上岸天旋地轉。
《海水》攝影師跟新片劇組那些小孩說了以後，他們都來問我這件事是不是真的。其實要不是他提起來，我早忘了，光記得自己做的操蛋事兒了。
在那件事之前，我一直不喜歡小廖性格里黏黏乎乎的那股勁兒。但救人這件事過後，我跟小廖說，咱倆還真是可以做一輩子的好朋友。廖凡身上有一種亦正亦邪的東西，而且我個人覺得他很性感，作為男性我也覺得他很性感。他內心很溫柔，不粗野。
所以你說我是怎麼個人？我做的這些事是極其矛盾和兩極的，我又幾乎不接受採訪，除了《八十年代訪談錄》以外沒接受過採訪。我是不想得瑟也不想有立場的一個導演。
2007年夏，《一半海水一半火焰》劇組在海中架設的場景。電影中出現了這塊銀幕被燒掉的鏡頭。
6. 知識分子
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屬於弱智和一種深度的被迫害妄想狂。假如他們真搞點學術我挺尊重，但「以天下為己任」，說穿了就是當一輩子攪屎棍子，不幹正事。
尤其公共知識分子這是很亂來的稱呼。三百六十行裡面沒有公共知識分子的這些事，可以有教師，教書，可以有鞋匠，縫鞋，公共知識分子是什麼？假如有，一個正常社會裡有倆就夠了。人人都是公共知識分子，那就變成街道大媽了，就是一種中產階級變相的朝陽群眾，政府哪兒不對了，就有一幫人在那兒打抱不平，這不就是有點知識和文化的朝陽群眾嗎？我認為嚴格來講就是不幹正事，閑的。
知識分子是沒有生命力的。他們或多或少扼殺自己的生命力，還扼殺別人的生命力。知識分子談理論，在我眼裡跟一個土大款炫富是一樣的，土大款炫富是勞斯萊斯、私人飛機，知識分子的炫富是聊完漢娜阿倫特，再聊點哈耶克，我認為是另外一種粗俗。
到最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文化界都變成口炮，聊的都是跟他沒關的事，像一群瘋子，而且是特別有正義感的那種瘋子，聲嘶力竭，天塌下來我頂著。這個太荒謬了。第一，天塌不下來，第二，你真的頂不了。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府實際上是連體嬰兒，背靠著背，吵得再凶也分不開。
文藝青年的理想主義也特別縹緲。小鎮青年，詩和遠方，不苟且，骨子裡都挺可怕的。日本人那種三百六十行每個人對自己行業的專註是特別讓人尊重的，德國也是這樣。而法國大革命那就是小知識分子起來死磕，砸爛一切，搗毀一切，那雨果想想都挺可笑的，死了屍體讓人抬著，挺醜陋的一件事。魯迅也是。不管什麼人，死了之後被人抬著棺材遊行，都是挺可疑的事。
其實人生是孤獨的，哪用管什麼民主和專制，人只要活著，悲劇就發生了。我只對自己的內心負責。外部世界一切，包括現在的公眾事件，所有都是鏡花水月。說句挺傷感的話，這麼多人用生命的代價來提醒你不要這樣不要那樣，實際上你還是要回到自己內心。太多知識分子和導演過分關注外部世界，我看就是水中撈月，那東西是假的，只有自我是真實的。好作品必須發自內心，你真是一把椅子，不能演一把凳子。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你不是為了成為誰的粉絲來到這兒的。你必須有勇氣懷疑一切神聖的東西。
2013年，劉奮鬥在普陀山海邊。
7. 電影的第一屬性是商品
2000年前後，我當製片人去投張一白《開往春天的地鐵》的時候，整個全中國的電影票房8個億左右，極其可憐。現在錢多了，當然是好事。在正常社會裡，錢是最有效的一種改造力。當一整個行業連一個房地產公司的年銷售額都做不到的時候，你相信精英會在這個行業里嗎？
現在中國的電影產品太不繁榮了，坦率講商業片就喜歡油大、放辣椒、掛大紅燈籠。但這也還是好事，就跟二十年前中國滿大街自產的汽車都是QQ一樣，你必須有個很爛的階段，才能後來把沃爾沃給買了，有自主品牌。目前中國電影你自主得了嗎？別聊自主的事，趕緊抄，山寨是一個好事。
電影的第一屬性是商品。只有皇宮和教堂可以稱之為藝術品，因為它不是為了買賣而存在的，而電影是為了買賣。舉個荒謬的例子：金正日據說也愛拍電影，我認為他那電影可以說是藝術品，因為它不是為買賣而存在的。
以前中國電影有個歷史造成的概念，第幾代第幾代導演。後來這個代不怎麼提了，實際上就是話語權轉移。從前，電影學院和電影製片廠的人才可以拍電影，那就是話語權的壟斷：這是我兒子，這是我學徒，其餘人是不可以拍電影的。
我也不願意站在第幾代里，我也不願意摻和。我沒學過電影。我是精英主義者，但我在這個問題上又反精英：為什麼電影只能是學電影的拍？我沒學過電影我為什麼不能拍？以前，導演、觀眾、老百姓都被政府和那些有話語權的知識分子觀眾洗腦了，認為電影是搞文化，要寓教於樂，把它放在一個象牙塔裡頭，給神化了。把革命概念、無產階級的政治理念套在電影里，洗腦了13億人，服服帖帖。
電影首先必須滿足商品的屬性。你沒有那麼崇高，不要把自己放得那麼高。這也是知識分子我討厭的地方，您不也就是混口飯吃？現在的這些大和尚也是扯淡，就是混口飯吃。你在這個商品社會裡，這是最公平最透明的屬性，我們不要去破壞它。
電影又是種大眾消費。一本書賣36塊錢，如果你願意，可以賣到150塊錢甚至一千塊錢。繪畫，梵高它就是一億美金，它不屬於所有人。電影不行，除了因為技術原因比如3D巨幕，它可以賣120塊錢，大部分電影票價就是50塊錢。這說明電影是種大眾消費。為什麼電影晚於交響樂？因為它是工業革命產生以後的東西，它的屬性就是有技術特點，技術是最依賴精英，又是最反精英的一個東西。發明膠片、數碼的一定是極少數人，但他發明這個，受惠的是大眾，他解放了所有人。
電影還是強加於人的。電影從最初就是幾十個人在黑暗當中仰著頭看的東西，不是私人的，它是公眾的，集會性的。從社會心理學來講它是聚眾的，在某種程度上你就是在傳教，在黑暗當中看一個發光的東西，仰著頭看，還得花錢去。政府肯定會對這種東西小心的。反過來政府為什麼對電視要放鬆一點，因為爹媽開著燈在一起嗑著瓜子兒看，你能有什麼不堪的，你再不堪也有底線。電影不行。你冒著雨跑到一個黑暗的地兒，集體看一個東西，極權主義對這個東西有恐懼感，那個場景就讓他們警惕，因為所有共產主義國家都靠集會起家，集會看電影這事兒觸動他們的神經，他們潛意識裡對這個東西是恐懼的。電影和電視不一樣，是極其暴力的東西。它作為商品，還得先買票。全世界的商品只有電影是先買票，它的強制性就在這兒，沒有後悔的，你中途走，電影票錢也在我兜里了。
知識分子就永遠愛自說自話，號稱電影是藝術，是傳承文化的。其實在這一點上知識分子又跟政府不謀而合，認為電影是關乎價值觀的，電影要傳播思想。他們眼中，電影這事兒太嚴肅了，得教人好。在這點上我覺得他們挺可笑的。我認為電影就是給觀眾帶來快感的。
8. 分級
電影應該分級，你不應該用審美和道德去約束它。審美是沒有標準的。《海水》當時立不了項，投資方就說我們拍一個香港電影去得獎，我就不跟你這個遊戲規則玩。說白了，像《海水》和《綠帽子》，就沒想大陸市場。商品屬性不是它的第一屬性，任性是它的第一屬性。
如果電影能分級當然好，《海水》和《綠帽子》都能上，我相信我的片子都賠不了錢。電影局不分級，是因為很愚蠢的一些道理：你電影里殺人，萬一有人看了你這片子去殺人怎麼辦？我就會問，真有人會那麼傻嗎，因為看了我的電影他去殺人嗎？他說真有。我不信。但電影局就苦著臉說，真是這麼回事兒，你別不信，咱們國情是這樣的。
結果你一看百度那件事兒：所有醫院都判了你們家親人死刑，沒希望了，只能在家等死，你不想等死，上網去查，發現了一個門臉臟成那樣的武警醫院，你真就相信那兒有個神醫能救你，你花了錢，發現被騙了。
人民群眾要求封殺百度，其實又在助紂為虐。他們特別渴望一個大政府出現，得多管，不能不作為。人要獨立，自己管自己，你不要讓政府有更多給你枷鎖的機會，要縮小它的權力。我不想要一個超級強權的政府。但在百度這件事上，所有人都罵政府你不作為，必須封殺百度。那管的結果是什麼？強權出現了。
恰好中國巨嬰太多，沒有自負其責能力的人太多——當然這就是先有雞後有蛋的事兒了，也可以說因為強權所以巨嬰多。總之政府說，我要是不管，巨嬰們就連紅綠燈都不顧了，他直接操刀殺人怎麼辦？
電影局說不能分級，我就特理解了，還真有那種傻逼，他真的看完電影會去殺人，現實是這樣。我當然支持分級，但我無能為力，我支持沒有用。我的責任不是去改造這個社會，而且我也不想成為那樣的人。
2015年9月，新片在長城拍攝，劉奮鬥與主演楊坤、演員余皚磊在一起。
9. 生活
我現在常繞著故宮散步。散步有七八年了，以前沒養狗，這一年多就帶著狗，晚上八點多九點多，就在東華門那兒下車，走到午門，一直走到景山那兒，大概三四公里。還有的時候我從美術館後面穿出去，冬天在內蒙古賓館吃涮羊肉，吃完了之後如果不颳風，穿厚一點戴著帽子，我跟我女朋友就從那兒，從三聯生活書店，走到王府井穿過去，東華門走到大三元，真安靜。
只遺憾沒生個女兒。生個女兒我可能會是一個特好的父親。兒子，我可以和他一塊在這個世界上不負責任，一塊玩。女兒不一樣，有女兒我可能就必須得負點責任，得保護她一下，為她掙點錢，就俗一點的。
我沒有因為電影市場錢多了就降低我的標準。我想讓演員練六個月，不會錢少了我就說練四個月，錢多了就練十個月，我沒變。我的經歷，我的命運，我這個人性格審美方方面面，可能就決定了是個挺孤獨的人，挺不接地氣的。商業片骨子裡有點家長里短，我說不出來，不想拍。這是真話。
現在正在後期製作的這個新片，我籌備了五年，是五年來拍的第一部電影。性格上我喜歡強烈的，極端的東西。拳擊這東西，12個回合，六乘六平方米，其實男人的一生全在這裡頭，你的怯懦，你的猶豫，你的勇敢，你往底下張望，眼看著你的太太、支持你的人，你被打倒了以後他們如何看你。它把一個男人的一生全濃縮在這個極端環境里了，這是拳擊本身的魅力。所以拳擊電影實際是全世界拍得最多的一個題材，《拳王阿里》、《憤怒的公牛》、《洛奇》，它就是男人的故事。
這部電影談的是有罪的良心。中國人現在流行說體制惡，但我會覺得，良知如果沒有自省，不覺得自己有罪，那就不是良知，就是高高在上。電影里有一句台詞，「每一個生命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得到讚美，而不是為了得到同情。」 世間萬物都是這樣，每一部電影來到這個世界也都是為了得到讚美，而不是為了得到同情，可恰好很多電影，尤其是藝青拍的電影，特別願意博同情。
我經常懷疑自己。但就在把這個電影剪成的一瞬間，我突然還真覺得自己挺牛的。正好是一個輪迴，十二年前我拍了《綠帽子》，電影里廖凡拿槍頂著自己，說，如果我愛過我就不會倒下。這部新片里，到最後，手槍同樣頂著楊坤，楊坤說，只要不認輸我就會永遠站著。我剪到這裡，突然發現這十二年好像我沒變，那一剎那跳出來看我自己，我還被這哥們兒打動了一下。
周圍很多人說導演你怎麼不包裝自己，你性格怎麼怎麼樣，我肯定有一些觸動。我覺得，人進化到直立行走不是為了錢吧。站著不是為了掙錢，站著就是一個人生必須的姿態。在這一點上，我發現我還行，我還覺得挺受我自己尊重的，那一瞬間我還有點尊重自己。這十二年也算是給自己的一個交代，而且這個交代不是我刻意的。不知道怎麼的，片子剪到那兒突然一下，可能它就是我骨子裡的東西。
我拍電影，只能對自己負責，只對自己的內心感受負責。很多人在我的電影中看到暴力，其實暴力與溫柔必須並存，單純的溫柔沒有力量。像《一半海水一半火焰》里，廖凡說「你愛我，假的也行」。他是溫柔的，甚至是軟弱的，甚至是極其脆弱的，但他的表現方式、索要方式可能是暴力的。這部新片也是同樣。很久以前，96或者97年，我看張承志《心靈史》，看與伊斯蘭宗教有關的詩，對一句話印象深刻，「在火中含著水的溫柔」，我覺得那可能是暴力的感覺。那句詩我記得挺清楚的。有很多我想寫的東西可能拍不成，當然會覺得有一些生不逢時的孤獨，但是我寫這些東西其實是在發現自己。
也許我既天真又複雜，是孩子又是殺人犯，有很極端的東西。
電影《綠帽子》截圖。
本文發表前有刪減。
所有圖片都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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