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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睛小眼」與「碧瞳深目」的對望


皮列士與顧應祥——近代早期中國人與歐洲人的首次對望



1512-1515年間,葡萄牙王室藥劑師皮列士(Tomé Pires, c.1465-1524)遊歷南亞與東南亞一帶,基於對東方的親身觀察,完成了《東方誌》(Summa Oriental)。他在馬六甲見過一些前來經商的中國人,並在書中記載了中國人的外貌、性格、習俗、服飾等,其中有一段專門描述中國女人,說:「她們和我們一樣白,有的眼睛小,有的眼睛大,鼻子如常。」兩年後,皮列士作為首位葡萄牙使節,搭乘費爾南·德·安德拉德(Ferno Pires de Andrade, ?-1552)率領的船隊訪華,於正德十二年(1517)夏抵達廣州城下。


時任廣東按察司僉事的顧應祥(1483-1565),此間代管海道事,正好遇到葡使皮列士來訪一事。顧應祥對該船隊和使團有詳細的觀察,並記錄在其筆記《靜虛齋惜陰錄》中,其中對葡萄牙人的外貌描述道:「人皆高鼻深目,如回回狀,身穿鎖袱披裘,以皮為褲,又以皮囊其陰物,露出於外。頭目常看書,取而視之,乃佛經也。」

皮列士對中國人的最初觀察,以及顧應祥對皮列士使團成員的第一印象,可被視為近代早期以來中國人與西洋人的首次對望。儘管皮列士認為中國人非常懦弱,「用征服馬六甲的十艘船,即可將中國沿海置於我們的控制之下」,但他對中國的整體評價是正面的:廣闊、富饒、文明、人口眾多;皮列士將中國人的外貌、膚色和穿著打扮與歐洲人對比,認為中國男人「更像日耳曼人」,中國女人「看上去像西班牙女人」。


顧應祥記載的重點在於「佛郎機銃」,謂其「用于海舶甚利,以之守城亦可」,但中國官員對這群不知「天朝禮體」的「遠夷」印象很差,強行將他們帶到光孝寺學習跪拜禮儀;而顧應祥「以皮為褲,又以皮囊其陰物,露出於外」的文字中,顯然透露著鄙夷之情。


三年後,皮列士使團終於得以進京,但沒能見到中國皇帝。又因費爾南·德·安德拉德之弟西芒(Sio de Andrade)在廣東沿海為非作歹,以及馬六甲王國被葡萄牙侵佔的消息傳至中國朝廷,皮列士使團一行被逐至廣州,關進獄中。葡萄牙旅行家平托(Ferno Mendes Pinto, c.1509-1583)在他的《遠遊記》(Peregrinao)中說,皮列士後來出獄,娶了一中國女人為妻,還生有一女。就像《遠遊記》中很多內容一樣,我們沒有其他證據來證明這條記載的真偽。或許,平托讀過《東方誌》中皮列士對中國女人的評論,據此杜撰了這個故事?


皮列士和顧應祥用各自的眼睛觀察著對方的眼睛,無論是眼睛的深淺,還是大小,在他們各自記錄的文字背後,都蘊含著對對方眼睛的審美。皮列士筆下的中國女人,不管眼睛大小,都是他一整段對中國女人之美的正面評價的一部分;而顧應祥筆下,葡萄牙人「如回回狀」的「高鼻深目」,是中國此前對西方白色人種的描述傳統的延續。在整個近代早期,「黑睛小眼」和「碧瞳深目」基本上成為中國人和西洋人描寫對方眼睛的格套式語彙,但其背後蘊含的審美判斷,卻因人、因時代的差異,而截然不同。


「黑睛小眼」與「碧瞳深目」的對望


葡萄牙旅行家平托




碧瞳深目:中國人對西洋人眼睛的描寫及其歷史淵源



皮列士使團的失敗,並未終止葡萄牙人東來的步伐。1557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門,尤其是羅明堅、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先後進入中國內地傳教以後,中國與歐洲的商業往來和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緊隨葡萄牙人的腳步,從十六世紀後期開始,西班牙人、義大利人、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乃至俄國人、瑞典人等,相繼出現在中國人的面前。歐洲人的外貌特徵,尤其是鼻子、眼睛和頭髮,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高鼻」、「深目」、「碧瞳」、「紅毛」(專門形容荷蘭人,偶爾也指英國人)等辭彙,頻繁地出現在中國官、私文獻之中。儘管中國人也注意到歐洲人的膚色(面皙、面紅白),但其關注度不及眼、鼻、發色高。

《明史·佛郎機傳》代表了明代官方對葡萄牙及葡萄牙人的整體認知和評價,其在評價葡萄牙人的相貌時寫道:「其人長身高鼻,貓眼鷹嘴,拳發赤須,好經商,恃強陵轢諸國,無所不往。」短短數語,包含著鮮明的審美評判:眼似貓,透露出姦猾的目光;嘴如鷹,加上高大的身體和高聳的鼻子,張揚著兇惡的氣勢;鬈曲的頭髮和發紅的鬍子,則顯得野蠻。長成這個樣子,也就難怪他們「好經商」(這在當時不是正面評價)並「恃強陵轢諸國」了。


中國人對初來葡人相貌的負面描寫,是多種原因造成的:首先,客觀上他們的鼻子確實高,眼睛確實深陷,目瞳顏色確實如貓睛;其次,這些外貌特徵不符合當時中國人的一般審美標準(這一點後文還會討論);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初來葡萄牙人在東南沿海的野蠻行為,包括西芒·德·安德拉德在廣東沿海的燒殺搶掠,以及十六世紀上半葉葡萄牙人亦商亦寇,導致中葡發生西草灣之戰、走馬溪之戰、雙嶼之戰等,都給中國人留下極壞的印象。


大航海時代葡萄牙和西班牙這兩個伊比利亞半島的天主教國家,在向海外擴張的過程中,主要依靠武力在亞洲搶佔貿易口岸、控制貿易航線,在非洲掠奪資源和奴隸,在美洲則征服印第安人,強佔大片領土。但顯然,這一策略在中國沿海無法成功,即使1557年終於通過賄賂地方官的手段得以入居澳門,獲得與中國直接貿易的機會,但澳門葡萄牙人在此後三百年間不得不表現得很溫順,以免遭到中國政府驅逐。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後,迅即向遠東拓展貿易。武力同樣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向東擴張的主要手段,但與葡萄牙人一樣,他們在中國也屢遭失敗,並給中國人留下了極負面的印象。


最早接觸到荷蘭人並留下記載的,是時任杭州知府的王臨亨(1548-1601)。他於萬曆二十九年(1601)奉命至廣東審案,根據此行所見所聞編撰成《粵劍篇》四卷,此書卷三記云:「辛丑(1601)九月間,有二夷舟至香山澳,通事者亦不知何國人,人呼之為紅毛鬼。其人鬚髮皆赤,目睛圓,長丈許。……香山澳夷慮其以互市爭澳,以兵逐之。」「紅毛」之名從此成為明末清初中國文獻中對荷蘭人的常用稱呼,再後綴以「鬼」字,包含了當時中國人對荷蘭人外貌的負面審美評判。或許王臨亨並未直接接觸到荷蘭人,亦或許親見過荷蘭人而未仔細觀察其眼睛,總之「目睛圓」的描述較為簡略。


王臨亨所記之荷蘭船隊,為范聶克(Jabob Von Neck, 1564-1638)所率領的荷蘭「老牌公司」船隊,於1598年從荷蘭出發前往東印度,在攻擊澳門之前,剛在香料群島被葡萄牙人擊敗。萬曆三十一年(1603)荷蘭艦隊在韋麻郎(Wybrand Van Warwijck, 1566-1615)率領下再攻澳門,又遭失敗,後在南洋華人李錦、潘秀等人協助下,賄賂福建稅監高寀,而得佔據澎湖百餘日,被浯嶼把總沈有容逐出。此次荷蘭人再現於中國閩廣沿海,被福建漳州人張燮詳記於《東西洋考》卷六,其中對荷蘭人相貌描述更詳,云:「其人深目長鼻,毛髮皆赤,故呼紅毛番雲。」張燮此處特別加了一個注釋,引用顏師古對西域人外形的評論:「顏師古曰: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胡人青眼赤須,狀類獼猴者,其種也。」其對荷蘭人外貌的厭惡與貶低已顯而易見。

近代早期中國人接觸到的歐洲人,除了隨季風而動的商人和隨商船隊而來的軍旅,最重要的便是西洋傳教士群體。很多傳教士在華生活十餘年甚至數十年,中國人得以與其有更長期、更頻繁的接觸,近距離端詳他們。明末清初來華天主教傳教士以耶穌會士為主,他們奉行文化調適策略,來華後學習中文和中國傳統文化禮俗,而且在外貌上也為迎合中國人的習慣做了一些改變:穿儒服、蓄髮留須。穿儒服是為了把自己塑造成有知識的西來儒者形象,拉近自己與士人階層的距離,提高社會地位,獲得來自中國人的應有尊重,以利於天主教在華的傳播。蓄髮留須也是為了同樣的目的,尤其是要與和尚做區隔。


耶穌會士的調適策略取得了良好效果。利瑪竇在韶州期間,與韶州府同知劉承范交遊。劉承范後有《利瑪傳》之作,記其與利瑪竇交遊經過,其中描述利瑪竇相貌云:「其貌則突顙深目,蒼顏紫髯,覺有異焉者。」劉承范欽佩利瑪竇學識,因此對利瑪竇「突顙深目,蒼顏紫髯」的相貌,並無美醜的評判,只有異同之比較。利、劉交遊於1589-1591年間,此時利瑪竇雖尚未易儒服,但應已蓄鬚,以別於和尚。1592年,利瑪竇正式向耶穌會遠東巡閱使范禮安提出留鬍鬚、蓄長發、易儒服的請求。


利瑪竇離開廣東後,經南昌、南京等地一步步北上,在南昌期間(1595-1597),結識了晚明著名書畫家、時任九江推官的李日華(1565-1635),並給後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李日華在其《紫桃軒雜綴》中記道:「(利)瑪竇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見人膜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余丁酉秋,遇之豫章,與劇談,出示國中異物。瑪竇年已五十餘,如二三十歲人,蓋遠夷之得道者。」丁酉即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豫章即南昌。在李日華的語境中,「紫髯碧眼」是讚美之詞,再加上利瑪竇懂得中國禮儀,又帶來朔方異物,難怪「人亦愛之」了。此類對西洋人相貌的讚美,在明末中國文獻中並不多見。中國人對西洋人外貌的評價,似取決於該西洋人的「華化」程度,越是懂得中國禮儀、遵從中國規矩、熟讀中國儒家經典,越會受到尊重,其容貌在中國人的心目中不僅會被接受,甚至會被美化。


利瑪竇去世後,其文化調適的傳教策略在來華耶穌會士內部引發不同意見,而且數年後南京教案爆發,四位耶穌會士被捕受審,並最終被驅逐到澳門。義大利耶穌會士王豐肅(Alfonso Vagnone,1568 / 1569-1640)和葡萄牙耶穌會士謝務祿(Alvaro de Semedo, 1586-1658)在南京被抓受審,會審筆錄保留至今,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對兩位傳教士容貌的記錄:「會審得王豐肅,面紅白、眉白長、眼深鼻尖、鬍鬚黃色。……又審得謝務祿,面紅白色、眼深鼻尖、黃須。」官方審判記錄中稱這兩位傳教士為「狡夷」、「犬羊之類」、「蛇豕之奸」,聯繫此類語境,則「眼深鼻尖」絕非讚美之詞,而有鄙視之意。

提及西洋人相貌特徵的明末清初中國文獻還有很多,但大同小異,不必盡舉。從這些文獻可以看出,「高鼻深目」(或類似辭彙)已成為這一時期中國人對來華歐洲人面部特徵的格套式的描述。一方面,「高鼻深目」形象地表現了歐洲人眼睛和鼻子的一般性的、客觀的特徵,即眼睛深陷、鼻子高聳;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進一步追溯,就會發現「高鼻深目」自漢代以來,一直是中國人對域外白色人種的「標準化」描述。


《史記》卷百二十三《大宛列傳》云:「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魏收《魏書》卷一百二列傳第九十《西域》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北史·恩幸傳》:「胡小兒,眼鼻深嶮,一無可用,非理愛好,排突朝貴,尤為人士所疾苦。」


至唐代,中外交通更為頻繁,胡商番客的相貌特徵在文獻中也有更多且更為詳細的描述,以「深目」、「高鼻」、「碧瞳」、「紫髯」為特徵的胡容番貌也頻繁出現在唐詩中,如岑參《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白居易《西涼伎》:「紫髯深目兩胡兒,鼓舞跳梁前致辭」;張祜《題畫僧二首》其一:「瘦頸隆肩碧眼生,翰林親贊虎頭能」,等等。


那麼,在古代中國人的心目中,「高鼻深目」或「青眼」、「碧瞳」到底是美還是丑呢,抑或只是中性的客觀描述?接下來,我們嘗試從審美觀念的角度略加分析。


不同地域的人相貌特徵有所差異,古代中國人很早就注意到這一現象,並在中國傳統天下觀、夷夏觀的影響下,利用陰陽五行理論來解釋該現象。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論人配五行》,將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和中土之人與五行相配,以解釋其外貌、氣質、性情乃至習俗方面的不同,其中有云:


東夷之人,其形細長,修眉長目,衣冠亦尚狹長;東海勾麗之人,其冠高狹,加以鳥羽,象於木枝;長目者,目主肝,肝木也,故細而長,皆象木也。南蠻之人,短小輕壑,高口少發,衣服亦尚短輕;高口者,口人中主心,心火也,火炎上,故高炎上,故少發也。西戎之人,深目高鼻,衣而無冠者,鼻主肺,肺金也,故高;目,肝也,肝為木,金之所制,故深;金主裁斷,故發斷無冠。北狄之人,高顴被發,衣長者,顴主腎,腎水也,故高顴;被發者,象水流漫也,衣長亦象水行也。中夏之人,容貌平整者,象土地,和平也;其衣冠車服備五色者,象土,包含四行也。孔子曰:東僻之人曰夷,精以僥。南僻之人曰蠻,信以朴。西僻之人曰戎,頑以剛。北僻之人曰狄,肥以戻。中國之人,安居和味。


這裡指出了西方人之所以鼻高目深的原因,即西方在五行中屬金,而五臟中的肺和五官中的鼻亦屬金,因此西方人的鼻子高聳;同時,五官中的目和五臟中的肝屬木,為西方之金所削,所以西方人的眼睛深陷;又進一步引申認為,四方之人各有缺點,只有中國之人「安居和味」。


《論人配五行》又說:


西方高土,日月所入,其人面多毛,象山多草木也。中央四通,雨露所施,其人面大,象土平廣也。……西方有形殘之屍,中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也。……此並隨陰陽五行之氣,故善惡斯別。


《五行大義》中的這兩段文字或許代表了中國古代思想中對不同地域的人們加以分類的觀念,我們甚至可把這一觀念視為中國古代的「人種分類學」。與近代西方人種學不同的是,這裡用地域方位而非膚色作為劃分「人種」的主要依據,而五方與五行、五臟、五官相配,是解釋「人種」分類的理論依據。但無論中國古代的這一思想,還是近代西方人種學,都以自我為中心,而視其他「人種」在文化、習俗乃至長相上為低等,甚至由此進一步引申出善惡之別。


晉張華《博物志》卷一曰:「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析,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從中可以清楚看到,中國古人對周邊民族相貌的審美觀念,與相貌端正的中土人相比,「深目高鼻」便是相貌醜陋或怪異的表現。


「深目」在中國文獻中也曾被用來形容鬼怪。南宋佚名《鬼董》(清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二記載:「襄陽主簿張有,新娶妻,美而妒。有疾,將如廁而難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背坐,色黑且壯,有以為役夫,不之怪也。頃之,此人回顧,深目巨鼻,虎口鳥爪,謂有:『盍與予鞋。』有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這裡,作者將「深目巨鼻」作為鬼的面貌特徵,與「虎口鳥爪」一道構成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


通過梳理,我們起碼可以確定,「高鼻深目」這個詞,一方面是對西方白色人種長相的客觀描述,但另一方面,在多數情況下,從主觀審美的角度而言,也絕非什麼好詞。這種審美評判同樣延續到明末清初中國人對西洋人的外貌描述之中。清代學者屈大均在《廣東新語》卷十八《舟語》中便這樣來形容荷蘭人:「賀蘭,從古未至,而紅毛鬼者,長身赤發,深目藍睛,勢尤猙獰可畏。」在屈大均看來,「深目藍睛」使「紅毛鬼」尤為面目可憎、令人生畏。


經過以上論述,我們大致的判斷是,中國人在描寫西洋人相貌時所用的「深目」、「高鼻」、「碧瞳」等辭彙,與「紅毛」、「番鬼」等用語類似,體現出一種發自內心的鄙夷和蔑視。這既是傳統夷夏觀念在審美上的體現和延續,也是中國人與西洋人早期接觸過程中所持有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警惕性的反映。在中國人看來,只有像利瑪竇那樣學習中國語言文字、禮儀習俗,認同中國正統儒家思想,已經「華化」了的西洋人,其「高鼻深目」的相貌才變得不再那麼面目可憎。



「黑睛小眼」與「碧瞳深目」的對望


利瑪竇與徐光啟




黑睛小眼:西洋人對中國人眼睛的描寫及其審美的演變



與中國人描寫西洋人相貌特徵的側重一樣,早期接觸到中國人的西洋人,對中國人的相貌描寫,也多集中在眼睛、鼻子、臉型、膚色以及鬍鬚等幾個方面。與西洋白色人種相比,大多數中國人的眼睛小而色黑。在皮列士之後,其他西洋人對中國人眼睛的特點也多有描寫。


葡萄牙旅行作家巴爾博薩(Duarte Barbosa, c.1480-1521)在隨麥哲倫環球航行之前,曾至葡屬印度擔任官員,返回葡國後完成了《東方見聞錄》(1516)一書,其中有一節為「大中華王國」,這樣描述中國人:


這個王國的居民是偉大的商人。男人膚色白,脾性好;女人身材美妙。他們和她們長著小眼睛,男人的鬍子只有三四根;在氣質方面,眼睛越小的人,越是尊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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