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中美之間，大學科技創新的真正差距在哪？

近日，在「見識改變行動：2016美國積木式創新考察團分享會」上，周其仁教授分享了他在矽谷和波士頓的考察心得，他提出所有影響人類的重大發現，空間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極其不均衡，正是這些高濃度的「場」才能碰撞出創新，以下為演講實錄：

此次積木式創新遊學，除了洛杉磯外，我們主要去了美國兩個城市：舊金山和波士頓。兩個城市面積可以忽略不計，佔美國國土面積的百分之零點幾。矽谷不是一個行政區劃，是一個俗稱，它的面積就跟北京中關村一樣難以說清。雖然這是個非常小的地方，但可看的東西很多。

聚集是人類歷史上屢屢發生的現象

我們現在看矽谷，公司、投資機構、中介組織、老師、同學、實驗室，在不大的空間內密密麻麻地堆積在一起，這是一個特徵。它的內核就是一所大學，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現在，斯坦福大學如日中天，經過一個多世紀成為世界頂級名校，矽谷就是以這個大學為中心而衍生出來的。

現在這個地區有大大小小公司一萬家以上，創造了很多銷售額、GDP和就業崗位。我在考察中發現，矽谷公司的密度很大。但與之相比，中國的高校有多少專利？高校周邊有多少企業？能不能跟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大學一樣，畫出一幅高校與企業高度集聚的地圖來？這是值得探討的好題目。

再看東岸，有一個基金會做了6年的研究，發現麻省理工大學校友所創辦的公司有兩萬多家，每年創辦的速度在遞增，創業者的年齡在下降，創造的銷售額達2500億美元。這個現象給了我很強的衝擊，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的現象多次出現過。以色列本身不大，在這個不大的國家裡，就只有靠地中海沿岸的那幾個地方，密集地分布著高科技公司。順著這個思路，再把這個現象往前推，發現聚集是人類歷史上屢屢發生的現象。

我們講希臘文明，幾何學、邏輯學都是希臘人的學問。希臘人的學問最早就是柏拉圖創辦的學院，這個學院成為了一個凝聚優秀學者、學生討論的地方，對整個人類影響非常大。

我國與之類似的是山東。公元前300年，古代齊國首都臨淄（今天的淄博），有當時最有名的學院——稷下學宮。150年里，上千人在裡面，百家爭鳴。在那麼久遠的時候，臨淄也是一個空間上不大的地方，但很多厲害的人湊在一起。

然後就是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但丁等人都出現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羅倫薩周圍的幾個村鎮。

再往後是科學革命，英國的劍橋就在倫敦不遠的小鎮上，但世界上先進的科學、想法和思想都產生在這個不大的地方。這種聚集的現象一再出現。

兩千年來，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這是所有科學、思想產生的重要條件。不是單個的厲害的頭腦所能實現的。厲害的頭腦湊到一起，你說東他說西，互相激發。所有影響人類的重大發現，空間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極其不均衡：就是極少數的人，在極少數的幾個地方改變世界。

中美大學，科技創新的差距何在？

我前一段在研究城市，城市就是密度，就是聚集。這次去的時候發現，科學創新比一般城市還要高密度。這次我們走進擁有創新公司的幾個地方，站在中國的立場上，我們要看哪些東西我們有，哪些東西我們沒有，到底差在什麼地方。

矽谷核心就是斯坦福大學，波士頓走廊核心就是麻省理工大學。這些有綱領、有精神、有校訓。但北大和清華也有校訓，有傳統。

對校園的大規模投資，在中國已經能做到了。我看過很多五千畝的校園，車在裡面開半天，很多大學城大到進去以後出不來。

美國大學的房子里有一堆牛人，我們中國這裡也有。

區別在於，像麻省理工大學這樣的學校比我們對人的投資更多。他們每年研發預算很多，其中部分是企業捐的，而我們國家大學每年的研發資金卻差很多。在美國好的大學裡，師生互動頻率很高。同時，老師帶著博士生全世界走，哪個地方有意思，只要報上名字帶著就去了，博士生領著碩士生走，碩士生領著本科生走。

有人說中國有雄厚的資本，但其實往人身上投錢卻差的很遠，培養人的「厚度」遠遠不夠。很多事情看一看、現場聽一聽就不一樣，但中國有多少學生有這個條件？

中國大學與美國大學相比，有老師、有學生、有研發、有支持研發的人和機構、有國家投入、有校友捐贈或公司捐贈，這些環節是一樣的，但後面一個環節就不同了。研究出來以後怎麼辦？再下一步就是要用專利，可以依靠專利排他性地實現發明創造的收益。

麻省理工大學在1960年代就做了很多在大學層面的嘗試，得出了一些把這一塊資源激活的經驗。這些經驗最後反映到議員那裡去，最後有了《拜杜法案》（《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門享有聯邦資助科研成果的專利權成為可能）。由於這個法案的推行，最後大概6900家公司放在馬薩諸塞州，成為了整個馬薩諸塞州經濟的發動機。

此後，出現了新的角色，叫專利轉換辦公室。這些辦公室的人整天在大學裡面轉來轉去。他們也不是科學家，也不完全是商人，而是負責幫助科學家申請專利和推動專利商業化的專家。專利帶來的利益，有三分之一歸專利轉換辦公室，他們拿到錢再去申請專利，拿到更多的錢，整個技術轉換的格局就不一樣了。我們大學裡面有這樣的人嗎？所以，我們缺的是制度，而沒有制度的原因是沒有人把制度做出來。

在參觀過程中，我們看到了「專利牆」，而專利背後是一套關於專利保護的法律。你用五年或者八年來研發，只要干出頭來，任何人都要給你付費。沒有這個信念，誰會把五年、八年的時間往裡放？風險資本怎麼敢往裡投？有了核心大學給企業的專利，圍繞這個專利可以再開發更多專利。

光有專利還不行，產業界怎麼判斷？市場怎麼判斷？這是另外一個環節。不是所有專利都能賺錢，要有人掂量、評估、檢驗、嘗試。我們在遊學過程中就看到有企業聯合會，駐紮在麻省理工大學，從市場產業生產的角度評估哪些專利更有機會變成產品，但我們這裡好像就沒有這樣的組織。

美國科技創新力量大，原因在於它已經形成了一個生態。房子是同樣的，校區是同樣的，大學名字都叫大學，但人家裡頭的活動卻很不一樣，差別很大。對我們大學在整個社會當中的連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科技創新就要有高濃度、高密度的「場」

什麼叫科創？運用一個新的原理解決有市場前景的問題，就叫科技創新。在我看來：第一，要有原創性的想法，原理就是一個想法，就是關於因果聯繫的猜測，有了原理能不能用，後面要有一組支撐性的技術。

我們最受觸動的科研項目是盲人的眼鏡。這個項目背後的科學原理就是：人看東西不是靠眼睛看的，而在腦子裡成像，這個科學原理曾有多少人摸索、猜測。有了這個原理，不一定能馬上變成產品，應用原理要有一系列的技術支撐。

科學家、工匠都不能少，工藝的可行性很重要。為什麼麻省理工大學強調手腦並重？不動手解決不了關鍵的技術困難。科學家、教育家、發明家、工匠、企業家、投資家、商人，一個都不能少。

另外，不能指望科學創新遍布整個國家，所有這些元素只能在空間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來，高密度、高濃度，要形成一個場。不光是每個元素很優秀，而且要每個元素進入到這個場里互相作用。

我們這次遊學，互相折磨，互相較勁，發現所有人的體能都是可以的。這次實驗發現：場是比單個元素重要的力量，這個場一定不能太大。反應堆、熔爐、高壓、高溫要湊到一起，要高頻互動。溫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個群裡面集聚起來、湊到一起，好多潛在的力量是發揮不出來的。這裡頭最重要的生產力不是單個人多聰明、多厲害，而是形成的那個氛圍。

中國古人講：「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什麼叫創新？就是「無中生有」。無中生有的條件是什麼？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後怎麼變成產品？這裡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把想做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氛圍，就可以發展，這是知識驅動、知識外溢的經濟發展。

一個適合人才發展的地方是怎麼形成的？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後就是這個問題。所以我們到底能做些什麼?這需要大家共同研究！（文/周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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