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聽歷史的巨大耳朵

恐怕很少有人看見過S.A.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耳朵。它隱藏在這位面容慈祥的老太太腦後，被蓬鬆的淺褐色頭髮蓋住。不像她灰色的雙眸、柔和的嘴角和眼袋下的皺紋那樣，輕易就能被相機鏡頭捕捉。

視覺中國供圖。

不過，當阿列克謝耶維奇說出「我有一雙巨大的耳朵」時，沒有人提出疑議。

在過去的40年里，這位白俄羅斯女作家一直在聆聽。從經歷了衛國戰爭的前蘇聯女兵到倖存的兒童，從阿富汗戰爭中的年輕士兵到切爾諾貝利事件的倖存者，從蘇聯解體的紅場遊行者到白俄羅斯反對總統選舉的人們……數千人的聲音，被她裝進「越來越大」的耳朵，又寫到書里。

她的書中，沒有宏大敘事，沒有中心人物，也沒有主觀分析，只能聽見「人類的聲音自己說話」。通過一篇篇普通人的獨白，第二次世界大戰、阿富汗戰爭、切爾諾貝利事故、蘇聯解體等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一呈現。

把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阿列克謝耶維奇時，評委會特別地提及了她獨特的書寫方式——「她的復調式書寫，是對我們時代的苦難和勇氣的紀念。」

最近，當她到訪中國的消息一經發布，讀者們就像「搶過年的火車票似的」預訂她見面會的座位，專訪行程也被各大媒體預訂一空。

在座無虛席的蘇州讀者見面會上，一位讀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她的書是既吸引你讀，卻又不忍心讀下去。裡面的故事我當成事實來看，不過事實在每個人眼中都是不一樣的。」在北京的一場見面會上，堆疊的鮮花幾乎要淹沒這個身材矮小的女人。

作家梁鴻感慨於她「復調式」沉重的原始勞動。「無數個人的看法都不一樣，每個人的聲音構成歷史的洪澇，每個聲音互相衝撞著，都很有價值。」作家止庵則說，如果不是因為像阿列克謝耶維奇這樣的作家，歷史的記載會形成某種空白，甚至消失。

阿列克謝耶維奇倒是習慣聽各種各樣的聲音。她出生在二戰結束後第3年，在她長大的村莊，幾乎看不到男人的身影，他們大都在二戰中喪命。每當夜幕降臨，疲憊的村婦便坐在農舍邊的長凳上開始講故事。

說起戰爭，她們談論的是愛。她們一遍遍地講述自家男人上戰場的那天，自己是怎樣與他們告別，又訴說戰後她們如何等待他們歸來，不在乎男人是否缺胳膊少腿。

對幼小的阿列克謝耶維奇來說，那些話語有著「磁鐵一樣的吸引力」，遠比身為鄉村教師的父母提供給她的滿屋書籍讓她印象深刻。

「我喜歡人類的交談，我喜歡孤單的人聲。」幾十年後，站在諾貝爾領獎台上，阿列克謝耶維奇說自己「以耳朵的形式存在」。

「每當我走在街上，聽到各種辭彙、短語和感嘆時，我都在想：有多少小說都沒有痕迹地消失了啊！」 從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系畢業之後，她成為了一名記者。在一次前往農村的採訪中，為了聽到更多生動有趣的講述，本該在兩天內結束行程的她待了整整一周，這直接導致她被報社開除。

當她開始為第一本書《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收集材料時，她想要尋找的就是與童年村中女人的戰爭記憶相似的故事。彼時，二戰題材的文學作品已經數以千計。不過，那些書通通都是「男人的戰爭觀念和戰爭感受，連語言都是男人式的」。

「我對他們殺了多少人不感興趣，我想知道的是一個女人的感受。」阿列克謝耶維奇說。

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近郊，一幢周圍長滿茉莉花的舊樓房為阿列克謝耶維奇重新打開了戰爭的大門，那兒住著她採訪的第一個人——一位在二戰中擊斃過75個敵軍的女狙擊手。

在喝茶、聊髮型、探討食譜中度過最初的一段時間後，那些年邁的婦人突然開始用與先前口中的「官方版本」截然不同的語言講述內心最深處的回憶。

「閨女。」很多人這樣稱呼因為「軟骨病」而只有1.5米出頭的阿列克謝耶維奇，「你還只是一個小姑娘，我都不忍心說給你聽。」

「年滿16歲，上級告訴我，可以像其他護士和醫生一樣給傷員獻血了……後來每月獻兩次，每次半升。」

「割掉胳膊或者大腿，開始根本不見血……只有白凈凈的肉，過一會兒才湧出血來。我直到現在還不能切雞肉，特別是看一眼白雞肉，我的嘴裡就會湧出一股咸津津的味兒來……」

她們的聲音揭開了阿列克謝耶維奇從未聽說過的戰爭的另一面。不同於男人眼中的英雄業績，一名曾經的戰地護士告訴她，最可怕的事情是，一場戰役過後，在青嫩的麥田上，屍體像土豆撒滿一地，所有人都那麼年輕和英俊。她為他們感到難過，不管他們是蘇聯人還是德國人。

後來，還有倖存下來的戰時2歲到12歲的孩子，向她講述平靜的生活如何斷裂，自己突然面對死亡、成為孤兒，甚至加入了游擊隊。

這些血腥的、充斥著恐怖和絕望的悲劇，在 「衛國戰爭的輝煌勝利」「強大的軍事實力」的喧囂聲中，從無立錐之地。

阿列克謝耶維奇意識到，從普通人的訴說中，她聽到了「被壓製成鐵板一塊的」歷史所省略或者不屑的部分。

「如果說一個人是一粒沙子，成百上千的人就是歷史」，一個個渺小個體講述的故事，使得大歷史在無形中也得以窺見。對於這些時間洪流中的砂礫，阿列克謝耶維奇倍加珍惜。

上世紀80年代，當她開始記錄自己耳中聽到的話語時，她覺得需要保存下對方的每一個詞。甚至，她連每一個停頓也不願漏掉，文本里時不時打括弧標註上「沉默」「哭泣」。

她借了500盧布買下一台錄音機，那大約是她3個月的工資。她常常和訪談對象一坐就是三四個小時甚至整天，而對於被她稱作「支柱」的人，她可能聊上20次，「就像繪製肖像那樣，不斷地回過頭，添上一筆」。

阿列克謝耶維奇說自己變成了一隻「越來越巨大的耳朵」，從大街上到火車裡，處處傾聽。

第一本書耗時7年，她行走了上萬公里，進行500多次採訪，磁帶錄了幾千米長。列印出來的錄音記錄堆積如山，她收錄了五分之一的採訪，從每份上百頁的記錄中提煉出10頁內容。

有時候，她聽到的內容「真實得可怕」，讓她簡直想忘記它們，回到無知的狀態。

「在1986年4月26日，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造成大量傷亡。」在這一句蒼白的新聞背後，消防隊員懷著身孕的妻子趕往莫斯科的醫院，不顧一切地想要撲向受傷丈夫的懷抱。醫生和護士攔下她的親吻和擁抱，他們說，他「已經不是人了，他是一個核子反應堆」。

這位遺孀的口述被放在《切爾諾貝利的悲鳴》的開篇，被阿列克謝耶維奇稱為「和莎士比亞一樣偉大」。

一位消防員的遺孀向她描述，在醫院的最後兩天，丈夫的肺和肝的碎片都從嘴裡跑出來，他被自己的內臟嗆到。而她用繃帶包著手，伸進他的嘴裡，拿出那些東西。

她還聽到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的坦白：「人們害怕上級長官的程度，甚於害怕原子。」

「耳聞」也給她留下了「後遺症」，戰爭的故事聽多了，她一聽見貓被汽車軋死時的慘叫就要「發瘋」，見到被踩死的蚯蚓就要躲開。

但當她聽說，村子裡又有年輕小夥子被鋅皮棺材運了回來，可報道里對此類事情隻字未提，阿富汗戰爭的第七年，她還是選擇走進了戰場。

在阿富汗，她親眼看到蘇聯的「冰雹」將無辜的村莊夷為平地，被炸沒了雙臂的小男孩用牙齒接過她送的玩具熊。

在這部《鋅皮娃娃兵》里，她記錄了蘇聯士兵在阿富汗戰場上被扭曲了人性，「收集人的干耳朵」；破壞軍紀，吸毒、用子彈和當地人交換商品；無情地殺戮，包括婦女和兒童。

他們的家人以為他們是在築橋、種樹、修路，直到自己年輕的兒子被鋅皮做的小棺材抬了回來，他們都不懂為何不允許開棺看一眼親人的遺容——阿列克謝耶維奇說，有些人的遺體是被「一勺一勺」舀起來的。

而這本在1989年出版的書讓她多次被告上法庭。犧牲於阿富汗的「國際主義軍人」的母親無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參與了一場殘暴而無意義的戰爭，起訴她「曲解事實」，認為她有選擇地利用能夠表達自己想法的素材，「反愛國主義」。

「我應該捍衛什麼呢？」阿列克謝耶維奇在法庭上反問，「我沒有杜撰，沒有臆造，我寫作和記錄現代的、正在發生的故事，記錄活生生的聲音，活生生的命運。」

「那些控告我的人拒絕在幾年前發出自己的聲音，拒絕說出那些辭彙，拒絕展現那些特徵，取而代之的是改變他們意識中密碼的鑰匙……因為他們不需要自由……他們不知道擁有了自由後應該拿它怎麼辦。」

那不是她第一次上法庭，也不是最後一次。她的第一本書被刪減後才得以出版，而關於切爾諾貝利的那本書至今都被白俄羅斯歸為禁書。

「他們喜歡神話，我正好要拆解神話。」 在中國的交流活動上，這個矮胖老太太說起自己與當局的對抗，觀眾席瞬間爆發出強有力的掌聲。

「拆解神話」讓她被迫離開了故鄉，在德國、法國、瑞典等國度過了長達10餘年的僑居生活。

諾貝爾文學獎揭曉之後，她遭到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一些作家的抨擊，從1994年執政至今的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說她「為國家抹黑」。

阿列克謝耶維奇不曾被來自祖國的敵意擊倒。「當我看到人人都不想聽我說話、不想因為回憶起過去而難過，我就更加堅信自己要繼續採訪下去：我要理清楚發生了什麼。」她說。

2011年，她回到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居住，繼續「從所有時間的空氣、空間和呼聲中」收集小人物的故事。兩年後，第五部作品《二手時間》出版，主要講述蘇聯解體後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感受。

阿列克謝耶維奇認為自己是在沿著心靈生活的足跡，書寫一部情感的歷史。40年來豎起耳朵，「不是為了收集恐怖故事，而是為了反思」。她拼盡全力去探尋一切的成因，戰爭到底是如何塑造著人性，每觸及一寸黑暗就蛻一層皮。

從第一本書開始，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分子在她的書里平等地發聲。「我並非喜歡每一個採訪對象的觀點，」阿列克謝耶維奇說，「但這時候我會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後，努力傾聽他們，並對自己說這是他們的聲音，我需要他們的聲音。」

在這位安靜的作家和傾聽者看來，文學應該是非常謙和、低調的。它無法改造人，但她希望能在某些讀者心中引起一些思考。作為蘇聯瓦解的親歷者，她記錄下這個過程中人們所犯下的錯誤，想讓更多人將來少走一些彎路。

如今，她被稱為「紅色帝國百科全書」的這五部作品已經在全世界被翻譯成35種文字，並在世界文壇屢獲大獎。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說，讀了她的書很難入睡，「睡著之後總有聲音在耳邊」。

自去年10月獲得諾貝爾獎，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阿列克謝耶維奇去了12個國家巡迴演講和售書。當出現在中國讀者面前時，明顯已經疲憊極了。

她以同一身行頭出席了北京的3場活動，一雙胖胖的腳擠在帶鬆緊帶的跟腳皮鞋裡。她不厭其煩地回答重複的問題，因為體力不支，這位68歲的老人說話時常常靠在椅背上。

偶爾，她也會流露出一絲失落。 「我是非常喜歡傾聽的，但是在最近這一段時間，我不得不更多地來說，所以我已經感到很疲倦了。」她望著擠爆了活動場地、在角落席地而坐的中國讀者，「在每一個國家，實際上我都更想聽一聽你們怎麼說，你們對現實的理解。」

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阿列克謝耶維奇厚厚的頭髮下面，藏著著一雙巨大的耳朵。（文/陳軼男 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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