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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廟:一處特殊的「衙門」

每逢城隍出巡, 整座城市喧囂鼎沸, 最惹眼的, 便是接連不斷的游神隊伍: 吹吹打打的樂戶、戲班子以及那些贖罪的香客。


文/【法】高萬桑 曹新宇、古勝紅譯


城隍廟像一個衙門一樣運轉, 管控司法公正, 並向當地的住戶徵收象徵性的稅餉,道士在此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通過城隍廟及以城隍廟為中心的道教官僚體系, 江南的道士精英參與了帝國的國家建設。

城隍廟:一處特殊的「衙門」



城隍廟:一處特殊的「衙門」 圖 孫海


城隍廟既是國家正祀的重要場所, 也是官員自上而下改良和教化基層社會的重要場所, 更是大規模驅鬼游神(三巡會, 每年舉行三次)活動的中心。 每逢城隍出巡, 整座城市喧囂鼎沸, 最惹眼的, 便是接連不斷的游神隊伍: 吹吹打打的樂戶、戲班子以及那些贖罪的香客。

以城隍廟為中介的國家與地方社會的互動關係


在清代中國的絕大多數地區, 城隍廟還是道教在當地的教團組織中心、道士和地方社會其他成員(最顯著的是地方官和地方精英) 互動的重要中心。這是因為道士主持的城隍廟, 正處於宗教官僚體系的核心, 並明白無誤地向地方社會表明自身的權威性質。


本文將以江南地區為核心, 探討這些問題, (因為) 江南不僅文獻特別豐富, 而且當地的道教官僚體系發育得相當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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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都城隍廟城隍出巡 資料圖


地方官對城隍廟情有獨鍾


首先必須明確, 城隍廟不完全是道教的專屬用地;也正因為如此, 它才能夠在基層社會的管理中扮演一個至關重要的角色。雖然城隍廟中交流互動的形形色色的社會群體, 很難用若干類別全面概括, 我們還是可以從中歸納出來六個類型的人群:地方官、道士、衙役、里社、香會和地方精英。


地方官在其到任之初, 以及每月的初一、十五, 一般都要親自前往城隍廟拜謁, 城隍廟也(往往) 被用來舉行祈雨的儀式及公審或其他事務。地方官對城隍通常情有獨鍾, 因為據說有不少受到一方尊崇的官員,死後被封為城隍: 地方官自然會考慮自己死後也可能變成城隍。因此, 在某種意義上, 城隍廟就是帝國統治體系的一部分, 而不只是一種象徵。我們很快會看到,


道士也將城隍廟視作自己管理基層社會的結點。受雇於城隍廟的衙役也自認為像是在官府當差, 協助管理廟宇與衙門當差頗為相似(受理呈控、準備審判和處罰、組織出會) 。每逢城隍出會和各種節慶, 特別是在大型醮祭, 或象徵著附近土地公都要聚齊的「三巡會」上, 附近里社和村莊都要出人出錢。游神出會和各種節慶時, 一定要有香會參加, 他們通過捨身贖罪、布施和其他活動, 為城隍廟增添了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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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出巡 資料圖


最後要說的是地方精英, 特別是善堂和行會, 是他們把持著城隍廟的財政, 舉辦慈善活動, 或主持《聖諭廣訓》宣講等等教化活動。這一切構成了杜贊奇所謂的「權力網路」,凝聚、控制著地方社會, 而國家政權對此很少直接干預。

城隍廟中不同角色群體之間的角逐光顧城隍廟的各類人員對城隍爺及城隍信仰的見解也不太一樣,不同類型的文獻, 對這些見解上的差異也會有所體:


碑刻主要反映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的觀點,碑文主題多是行政和道德;


而傳奇、筆記重在宣揚因果報應, 罰惡揚善; 小說、戲劇和道教科儀的注意力, 則在降妖除魔、消災解難;


至於廟志, 道教色彩濃厚的那類, 主要纂述教內的師承系譜和道士的管理活動,


而其他志書,則更著力於記述地方官或士紳層面的問題。當然, 一定程度上, 這體現了纂修者的個人偏好和不同群體描述城隍信仰的各種局限, 也反映了各個城隍廟中不同勢力之間的角逐與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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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州城隍廟重修碑記 資料圖


現實中, 地方官、道士、地方精英、衙役、香會和里社, 在管理廟宇和組織節慶的時候需要相互協商、通力合作。很顯然,前三者的興趣集中在廟宇本身的管理(財務上和組織上) , 後三者則在節慶, 特別是「出會」上。


在城隍出會的隊伍中, 我們很少看到道士和士紳組織, 但他們在廟宇管理中的地位, 卻非常突出; 相比之下, 香會和里社熱衷於參與出會和節慶。至於地方官和衙役, 對他們來說, 兩邊都是不能缺席的。


學者往往弱化城隍信仰中道教的因素而更多關注「官方-民間」的理論框架循著這一思路, 筆者將從更多的細節方面, 探討道教在這一公共宗教空間中的角色。


道教研究者長期把城隍神的道教屬性視作理所當然, 因為自宋代以來, 幾乎所有的大型道教儀式中, 均會請城隍, 或在法事中開列城隍的法位; 此外, 道士還為城隍信仰安設了專門的科儀和經卷。然而, 研究城隍信仰的歷史學家, 則傾向於弱化其道教方面的因素, 而更加關注「官方—民間」這一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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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衙 資料圖


地方官和道教眼中的城隍, 實際上很相似, 因為二者都認為城隍是高度等級化城隍與上下級的各種神明, 存在「品秩」上的關係) 和官僚化的(奉祀城隍, 也採用官僚化的「公文」形式, 有專用格式的呈文、敕令等) 。


道教將城隍視作(中層) 官員, 對下統攝地方上的土地公, 向上服從於東嶽大帝(總管冥界之神) 、以及更高一級的天庭至尊玉皇大帝(即上帝) 。城隍廟和東嶽廟的關係極為緊密, 它們之間許多科儀和法事也是相通的。


道士在城隍廟中是管理者嗎?


筆者在此探討的重點不是道教中關於城隍廟的儀式和經卷, 而是道士在城隍信仰和城隍廟中的角色。


雖然目前沒有相關的統計, 這方面的具體數據也極難收集, 但幾乎可以確定,晚清時期絕大多數的城隍廟是由道士主持的。我們僅發現過極少的幾例佛教僧侶擔任的住持, 有的根本就沒有常駐神職人員。某些案例中, 住持道士人數極少, 地方官就直接聘請他們依約擔任住持。但更典型的情況是(特別在江南地區) , 當地首要的道教宗派的道士管理著城隍廟(主要是兩大派: 以正一派為多,其次為全真派) , 他們自己決定廟內的事務,擁有很大的自治權。


至少在江南地區, 帝國晚期道教的特點,是少數的道教宗教精英控制著一個(或在少數情況下幾個) 核心宮觀, 圍繞著這些核心宮觀, 形成了火居道士(核心宮觀即是其修行和授戒授籙的中心) 和組織節慶與香會的一般信眾的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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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玄妙觀舊照珍藏 資料圖


宋元舊制, 每縣由官府設一道觀, 即玄妙觀。(明清) 某些道教核心宮觀便是其緒餘; 另外一些, 則是宋、元、明代興建的城隍廟和東嶽廟。即便有些核心宮觀不叫作城隍廟或東嶽廟, 它們仍會將城隍, 或者(更多時候) 東嶽大帝作為香火最盛的崇拜核心。


所以, 本文的重點雖然是城隍廟, 但其他核心宮觀的狀況, 大體上也類似。另外, 這些核心宮觀, 是它們與其他各省道士, 和類似龍虎山張天師府或重要的全真教宮觀之間的聯絡點; 它們還是連接國家政權的場所, 因為通常情況下, 核心宮觀也是道錄司分駐各地的所在地。


通過對《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的佛教和道教職官統計可見, 在1582篇縣、府職官文獻中, 497 篇中顯示有地方上的道官在任,11這中間又有59位駐城隍廟(還有20 位在東嶽廟) 。12在浙江、江蘇和安徽三省, 任職道官的比例更高, 215篇文獻中, 119篇有道官, 而這119篇, 又有28篇標明是駐城隍廟、東嶽廟或玄妙觀的。


由道官職掌的城隍廟中, 廟宇的中心位置是供奉城隍及其屬下諸神, 而跨院里, 則是道士們的居所, 也有各自供奉的神祇, 同時, 這裡也是施行法事和處理公務的辦公室。所以,即便城隍廟並非全是道教的, 相當多的城隍廟已完全納入到道教的職掌, 並獲得官方的正式批准。這足以稱得上是地方官與道教的合作,前者通過將城隍列入「典祀」之列, 而將廟宇的管理權移交給後者——我們可以注意到,這種合作不僅限於城隍廟, 它同樣發生在文昌廟、火神廟等其他的廟宇。


城隍廟中道士的職責


城隍廟中的道士, 除了履行道官的職責(應地方官的要求舉行儀式、監管當地的火居道人) , 還要像其他核心宮觀中的同道那樣,承擔廟宇中某些關鍵的司儀責任。


遺憾的是,這些廟宇的科儀書以及檔案歷經銷毀, 僅剩極少的一些殘件, 得以保留至今。


從現存的材料來看, 道士最主要的一項功能, 是在葬禮上超度亡靈, 特別是要超度那些暴死的厲鬼。而城隍信仰最基本的內容, 就是控制亡靈和厲鬼(包括陣亡的士兵) , 其中既有以集體方式進行的儀式(七月十五中元節地方官府舉辦的厲壇和普度、自然災害期間為亡人舉行的儀式) , 也有僅為單個家庭舉辦的喪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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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廟的道士 圖:孫海


城隍廟道士的另一項職責是主持「神判儀式」, 通過這種「神斷」, 生者或死者所蒙受的不公, 都可以向天庭的諸神提出申訴。康豹( Paul Katz) 對這些儀式有詳細的研究, 他的研究表明, 「神斷」涉及的領域很廣, 從簡單的、無需通過中介的行為(如起誓) , 到較複雜的, 需要儀式專家特別是通過道士介入的儀式規程。


所有這些個案, 儘管可能牽涉各路神聖, 但城隍和東嶽大帝是專司幽冥世界派轉各種訴狀的, 他們的廟宇也是舉行神判儀式最多的場所。因此, 有人到廟裡「申訴」, 城隍廟道士就要管控這種儀式上的官司, 而不管侵害了狀告人的是生靈還是陰魂。地方精英(士紳) 顯然經常自行書寫「疏頭」、「牒文」, 並向城隍處焚化, 但大多數人還是會求助於道士,道士則根據他們手邊對各種「請求」分門別類歸納好的疏替人撰寫。那些文字極佳而且極自信自己認為完全沒必要通過道士的媒介,就可以與靈界的官僚體系溝通的人, 實在少之又少。因此, 城隍廟道士非常忙, 他們要準備從城隍爺那裡簽發的各種「公文」, 例如, 為死者寫(陰間的)「路票」、或者替死者防寫(冥界) 財產的「告示」。


城隍爺與土地公


除了在廟裡為家庭提供的這些主要的儀式服務之外, 道士也影響了地方社區的整合, 特別是以土地公為中心組織起來的里社, 而土地公正是城隍的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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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山西蒲城窯琺華釉土地公造像 資料圖


有一個明顯的例子, 可以說明城隍在道教官僚框架下整合附近土地公的邏輯。17世紀起, 大致在從南京到上海之間的這個特殊區域, 城隍與土地公的關係有一種特殊的形式。在該區域, 每個地方社區(村莊和鄰近地區) 每年都要以土地公的名義,向每家每戶徵收紙錢, 作為天國的稅收, 然後由香會組織朝聖的隊伍抬著這些「稅」和土地公的神像, 前往當地的核心宮觀(通常為道士掌管的城隍廟、東帝廟、或玉皇廟) , 焚化這些紙錢。


這個儀式稱為「解天餉」, 或「解錢糧」、「解皇錢」。在有的地區, 城隍還要依次向其上級(東嶽大帝或玉皇大帝) 朝貢並轉輸「天餉」。許多學者研究過在「天餉」制度框架中地方廟宇的等級結構,然而,對道教官僚體統整體的組織結構, 學界的探討尚顯不足。


如前所述, 城隍廟管理著一個象徵性的稅收系統, 並掌管神斷; 因此, 它在職能上與衙門相似, 在道士和地方官(具體分工依事而定) 的共同主持下, 廟裡的大部分公務由香會成員和衙役執行。城隍廟高度的衙門化性質以及衙役的捲入, 已經被一些有心者所察, 例如, 下面一段來自蘇州的評論即稱:


吳俗敬鬼神而尚巫覡, 故廟宇無不祟煥, 署中衙役爭為會首, 糾眾醵錢, 假公濟私, 募緣不足則勒派之;杜撰之神誕,又造夫人誕, 演劇排宴, 以暢其醉飽。惟出於衙役, 故一衙奉一神。府、縣各有城隍, 又為三治司; 又以都城隍為巡撫, 以財帛司為布政; 又造陰按察;又以相王為織造, 以小財帛為理問; 尚缺糧道, 乃以金總管當之, 往天師府求敕封不允, 則以總管位首,不可以道憲褻之也。而婁東土人以真君堂有神(里人呼為「小爺爺」) ,總管弟也。常熟道署中人訪得之, 乃具牲犧迎之, 尚缺一中軍, 於是中軍衙署人以駙馬府為中軍,每春秋祭壇, 都城隍入壇, 則中軍必跪迎。然系士誠公主, 本屬女像, 而改為男裝, 殊可怪也。浙江江氏《自然好學齋詩》注亦云: 「駙馬府屬女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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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天餉


此外, 一則關於「解天餉」的緣起的最早的資料竟說, 「天餉」都是以天師的名義徵收的, 並且與蘇州玄妙觀相關:


明末年歲不登, 社稷將亡, 聽命於神奸道, 借天師之名, 黜陟十鄉土地, 盤踞玄妙觀, 以收各會首,矯誣上天之貲, 有民謠為證: 「城中城外走如狂, 爭春玄都醮籙黃。鬨動各鄉泥土地, 天師門下受封章。」又: 「雷牌電票召諸鄉, 木偶難行人更忙。乾折下程非紙錠,可知陰道定從陽。」又: 「傳說瑤台也乏錢, 求金天子降壇前。紛紛貢獻玄都去, 不顧窮民日倒懸。」今之託名欲解天餉以苛斂民財者,大率如此,為民牧者宜痛懲之。——《堅瓠補集》, 卷6, 《天餉》, 第1890頁。


這種道教在城隍廟和其他核心宮觀的官僚化活動, 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新的觀察視角。儘管就像城隍高於土地公一樣, 道士也將自己置於地方社區之上, 但他們也要乞靈於他們的上級: 張天師。我們現在就會發現, 這可不僅僅只是一套「說辭」或「話語」 而已。(編輯:行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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