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珂：剝開歷史認識的老繭

"對歷史缺乏反思性認知，因而對自身的社會身份認同缺乏反思性認識與感觸，如同人腳下生了老繭，踩到尖銳的礫石不知痛。"

現為台灣中研院院士、史語所特聘研究員的王明珂，四十多年前曾是眷村中的叛逆少年，後來，叛逆延伸到其學術生涯中，他自稱是「各種典範學術與典範歷史的叛逆者」。

王明珂

第二代外省人的眷村生活經驗，以及其母為「本省人」（閩南人），對他後來長期研究邊緣、邊界與邊緣族群有很大影響。「外省人，這名稱本身就有被排拒的意味，被排除在『真正台灣人』之外的族群，與一個『外來殖民政權』相關的族群。然而我母親是台灣的台南縣人，因此我在眷村內也是邊緣人。也許便是這樣的認同背景，讓我在美國初接觸族群理論、邊緣理論、邊界研究時，接觸混雜性、認同等概念時，便對這些學問十分感興趣且易有體認。」

長期以來，王明珂處在台灣及大陸以學科為界的各主流學術圈外，有時受到一些批評與質疑。他自稱是學界的「毒藥貓」，有主動穿越、破壞學科邊界能力的毒藥貓。他也享受被邊緣化。「若我的學說、思想能讓年輕學生質疑他們的老師，質疑西方學術強大的典範性（包括理論及學術政治），即使是目前一絲絲的質疑與猶豫，都能在未來逐漸造成學術及社會的改變。」他說。

今年4月，王明珂出版了《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一書。他有一個野心：「我希望它可以讓一般讀者從中得到一種觀察、認識周遭世界的方法，讓讀者練就『孫悟空的火眼金睛』，藉以看透凡塵世界變幻萬端的表象，認識表象下的事物真實本相。」

王明珂近日在雲南大理劍川搜集研究資料。這離1994年他第一次到大陸已經22年了。因為從事羌族研究，有近十年的時間他每年一兩個月都住在川西羌族的村寨，四川話也講得地道。

2013年，我曾到訪王明珂在史語所的書房。掛在牆上的是一幅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分布圖，以及助理們費盡心思幫他拼接製作的中國西部衛星地圖。閱讀或寫作時，他一抬眼便可以望見走過的千山萬水。房間的各個角落塞著少數民族樂器、藏族金翅大鵬鳥銅雕，還有裝滿一整個柜子的訪談錄音磁帶……門外牆上掛著他數年前拍的邊疆照。

王明珂臉上總帶著溫潤的平靜。他說，年輕時他尤其喜歡溪釣。整個台北最吸引他的便是清澈見底的山溪。在台北讀碩士班時，每當他感覺讀書沒效率時，就背起背包入山，紮營釣魚，一直釣到內心恐慌，下山回到書桌前，再以奇佳的效率繼續讀書。他最愛釣一種俗稱為「苦花」（鯝魚）的魚。苦花魚存活在溪流上游最潔凈、最寧靜自然的環境中。王明珂常登山、溯溪、爬岩找尋它們的蹤跡，「也是找尋一片心靈凈土。」35歲以後，他幾乎便沒有釣過魚，但至今，在晚上入睡前，他經常會冥想神遊於那些山溪、深潭、急流之間。

他答應過太太，此生最後兩本著作是，一本食譜，以及一本談溪釣的書。

Q=人物周刊 A=王明珂

「我不認為互聯網能讓這世界更民主」

人物周刊：你最近為何經常談起毒藥貓傳說？是否對這個理論有新的思考？

王明珂：是的，最近我在幾場演講中都提及「毒藥貓」。簡單說，這是過去羌族村寨中流行的一種神話傳說與閑言閑語，稱村中有些女人為「毒藥貓」，說她們能變身成魔性的動物來害人。我由過去本地村寨生活中人們對外界的恐懼，對別家族及他寨人群的猜疑，來解釋為何在恐懼與猜疑下一兩位女性成為「代罪羔羊」。近年來，ISIS的發展，為世界帶來的恐怖主義急速蔓延、擴張，以及相關的歐洲難民問題，都讓我對自己在羌族中所見的毒藥貓現象有新的感觸及認識。在過去的著作中我曾說，在當代人類社會中，「毒藥貓」仍存在。我指的是，人們在一種封閉的群體認同中，因恐懼、猜疑而集體施暴於一代罪羔羊的現象不會消失。而在世界許多例子中，我發現「代罪羊」有時也會變成「毒藥貓」——我以這個詞來指對主體社會有反噬能力的社會邊緣人。很不幸，最近ISIS帶來的世界性騷亂，證明這看法。因此我將這方面的研究（人類村寨社群及代罪羊、毒藥貓現象），作為目前最緊要的研究工作，也希望能與相關學者或研究機構合作。

人物周刊：你強調毒藥貓理論跟代罪羔羊理論的不同是，毒藥貓會有自己的行動。這一點在現實中有何意義？

王明珂：毒藥貓理論是對「代罪羔羊」理論的補充，強調被主流社會視為「代罪羔羊」者的情感、意圖與作為，及因此可能產生的對主流社會的反擊。在現實上，我希望這能引起主流社會中的個人反思自身對「內憂」、「外患」的恐懼，勿輕易將它們聯繫在一起，以及認識群體中哪些人在強調內憂、外患，哪些人強調群體的純凈與外界的污穢。我也希望藉此能讓社會邊緣人（或人群）認識自身「邊緣性」的根源，能以行動擺脫此處境，勿讓自己成為代罪羊，更勿成為毒藥貓。

人物周刊：過去羌族村寨里的「毒藥貓」與近來ISIS的發展有何關係？

王明珂：近一年發生在美國、歐洲的幾場恐怖攻擊事件，特別是個別ISIS效忠者（所謂孤狼）發動的襲擊，報導稱這些人都透過網路社群接受伊斯蘭極端主義影響，最後造成災難。「伊斯蘭極端主義」，這詞過於簡化了他們從網路社群中得到的信息，我認為是那些信息中傳布的恐懼、猜疑，以及現實生活中的挫折，讓一個人不顧自身生命地發動暴力襲擊。更普遍的是，ISIS靠著網路社群宣揚其理念，並藉此吸引歐美社會的邊緣人（主要為中東或北非裔年輕穆斯林）投入。我認為，網路社群便如過去羌族村寨，一個封避的人類社會社群。在此社群中，如同在村寨里，人們常將自身對外界、遠方人群事物的恐懼（我稱之為外界「毒藥貓」），與身邊的「毒藥貓」（內部「毒藥貓」）聯繫在一起。網路十分利於傳播恐懼與猜疑，社群成員彼此交換信息以強調外界龐大的污穢、邪惡力量。我們可以想想，生活中要有多少恐懼、無助與無望，才會讓一個人在身上綁炸彈。值得探究的是，這些恐懼與無望是現實或是想像？現實與想像如何交互增長？

2015年，伊拉克摩蘇爾，ISIS組織訓練新兵

人物周刊：基於「毒藥貓」理論，你認為網路反而造成人與人進一步的區隔？

王明珂：目前我還在研究、思考當前社會中各種「村寨」，特別是網路社群村寨，以進一步了解人類社會中集體恐懼、猜疑與暴力的根源，這也就是毒藥貓理論欲解答的問題。我初步認為，網路的確可以讓我們快速地得到大量信息，但也讓人類社會中的恐懼與猜疑，以及言語暴力，以亘古未有的速度與效率傳播。特別由於，在互聯網中發言者的身份多是隱藏的，這鼓勵了偏激、敵對言論與集體語言暴力；在受到刺激下，各群體更以對外的敵意來封閉自己。譬如在台灣，當重大政治社會議題造成民眾意見分歧時，許多人便開始刪除與己意見不合的臉書朋友，結果不久臉書上所見便都是「自己人」了——這就是我所稱的網路村寨。

人物周刊：你並不認為互聯網能讓這個世界更民主？

王明珂：的確，我不認為互聯網能讓這世界更民主。民主需建立在一個個能獨立思考、判斷的「社會人」之上，至少社會中需要有大量這樣的人。但在互聯網中，第一，隱藏發言者身份的言論不能代表社會人的意見；第二，由於互聯網的特質，人們經常將大量信息簡化以利流通、閱讀，在台灣這叫作「懶人包」，「懶人包」違反民主所系之深度問題思辨；第三，就是網路村寨，互聯網讓人們更容易在網路社會「村寨」中接受主流意見，或更普遍地，不敢違反社群中的主流聲音，以此相互取暖。就是這些因素，讓我對於互聯網傳播的「民主」理念十分不放心。

人物周刊：最近兩年大陸跟台灣兩岸網友常出現對峙，是不是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年初周子瑜事件引發兩岸網友在網上激烈對峙，你怎麼看？

王明珂：近年來兩岸網友在一些時事上針鋒相對，便是很好的例子。發表意見者的身份是隱藏的，因此他們可以說一些其作為社會人時不可能說的話，這些話也彼此刺激。周子瑜事件對台灣選舉的影響也說明，至少在此例，網路傳播中情緒多於思辨。有趣的是，這也是一個毒藥貓的例子：原來被集體凌虐的代罪羊，運用弱者的武器而成為反噬的毒藥貓。

人物周刊：能談談台灣外省人這些年情感和心態的變化嗎？某種意義上，他們算是台灣的內部「毒藥貓」嗎？你也是外省人，是否有感受到自己是「毒藥貓」？

王明珂：台灣有各種不一樣的外省人。在血緣上，有父母雙系都來自大陸者，也有相當多祖母、外祖母或母親為閩南、客家與原住民的外省人。在政治態度上他們中有統派，有獨派（雖為少數），也有人對統獨漠不關心。典型外省人並不存在，那只是台灣族群社會現實下的集體想像與建構。被刻板化的「外省人」在台灣少部分極獨派人士心中成為恐懼大陸的「毒藥貓」（及代罪羊）。他們視大陸人為外界「毒藥貓」，外省人則被視為內部「毒藥貓」（身邊的大陸人），將兩者相聯結在一起。他們憎厭身邊的外省人，因此更敵視遠方的大陸人；因恐懼與敵視遠方的大陸人，所以也敵視身邊的外省人。有些外省人因被主流社會邊緣化，或加上自身的社會經濟挫折，而成為敵視主流社會的毒藥貓。我自己，則根本懷疑本省人、外省人這樣的人群區分，懷疑支持此人群區分的「歷史」。

歷史認知的老繭

人物周刊：為什麼如此積極推動反思歷史？跟你長期在台灣觀察到的族群分野問題有關嗎？

王明珂：無論在台灣、大陸，還是在美國、日本，我都曾觀察周邊人群的社會認同（族群認同只是其中一部份），以及在種種認同下人們如何主張及爭論「歷史」。我積極推動反思性思考，特別是對「歷史」，是因為經常看見人們成為被「歷史」塑造的社會人，並在此身份認同下以行動維護「歷史」，甚至為了維護所謂正確的「歷史」而犧牲生命。另有一些人，消極地接受「歷史」，因此接受自身較劣勢的社會地位。這都是我所稱的，對「歷史」缺乏反思性認知，因而對自身的社會身份認同缺乏反思性認識與感觸，如同人腳下生了老繭，踩到尖銳的礫石不知痛。

人物周刊：你說過「歷史」是讓我們對社會現實感覺麻痹的腳底老繭。從反思史學的視角出發，你感受到現代社會中有哪些人們習以為常的認知老繭？

王明珂：譬如，在社會主流人群所建構的典範歷史下，有些人成為原住民與少數民族。他們接受這樣的「歷史」及其中蘊含的「文化」，因此堅持自身的狩獵習俗，強調自身原生態飲食、居處（如蛙蛇蟲蛹料理及石砌草築房屋等），這些都是讓自己邊緣化的認知老繭。又如，相信我們的祖先箕子到朝鮮、徐福到日本，成為開化當地人的英雄始祖，這也是讓許多中國人難以公允地認識韓人、日人及其社會文化的認知老繭。

人物周刊：人們被「民族情感」過度裹挾的話，會有哪些問題發生？

王明珂：民族情感是一種模擬同胞手足之情的認同感。由於同出一母的兄弟姐妹是人類最基本的認同群體，因此這種群體感情常被人們延伸運用。譬如，松潘附近藏、羌族中過去有牛部落、羊部落的區分。這明明是藏傳佛教兩個支派村落間的區分，但當兩教派村落間的衝突十分嚴重時，人們會說，牛部落與羊部落是不同民族，「根根不一樣。」在激列的「民族」認同下，衝突的癥結（教派區分）反而被忽略了。在我們當代也一樣，許多受挫者在民族認同中尋求慰撫，或因民族情感而願為本民族犧牲，而渾然不知基本原因是其個人的經濟社會挫折。如此，人們在民族情感下的作為自然無法改變任何現實。

人物周刊：你說過，民族問題的一個解決方式是「造公民」，是在社會現實情境中培養人們的公民意識。能再談談這一點嗎？

王明珂：是的，但「造公民」不同於「造民族」；我認為20世紀上半葉的「造民族」基本上是由上而下的建構，而「造公民」在理想上是透過個人的自我建造，學校教育只是為這樣的自我建造鋪路而已。更重要的是社會教育，我指的是，每一個人具反思性與反省力的行動，都對周邊的人造成一種有積極意義的教育。在學校歷史教育方面，我並不反對愛國、愛鄉土的歷史教育，問題是什麼樣的「歷史」讓人們皆以本國、本鄉為榮？若「歷史」強化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區分，強化征服者、被征服者及先來、後到者區分，那麼這樣的「歷史」自然無法讓所有的人感到光榮，更讓不公義的生態體系難以得到自我調整。在我的理想中，有助於「造公民」的歷史知識是一種以人為本，以人類生態為綱的「歷史」。這樣的歷史知識，可以讓個人了解其在周遭生態體系中的地位與處境，知有所為與有所不為，而非在民族與國家認同中盲動。

認識鏡下之物

人物周刊：史語所大部分學者都遵照傅斯年的教誨走史料派的道路，但你似乎則更注重概念的形成、演進與詮釋，這種研究取向是怎樣形成的？

王明珂：史語所固然仍有重史料的傳統，但目前許多本所同仁與我一樣，受過社會科學與新人文學洗禮，而努力擴大史料範圍，以及嘗試從史料中得到更多、更深入的信息。我的研究取向，與我在哈佛大學所受訓練有關，也與我的研究對象「羌」有關。「羌」不只存在於文獻史料中，也是當今中國少數民族之一。我的學術訓練，讓我無法附和或致力於補充近代史家建立的綿延三千年之羌族史。我在羌族中所進行的非典範人類學田野考察，以及在此過程中逐漸增長的現實關懷，也讓我反思西方的人類學知識，反思解構民族的後現代學風及其知識基礎，反思學術與現實之循環相生。我的研究取向大約便如此形成。這雖然讓我至今仍處在兩岸典範歷史學與人類學之外，但我甘之若飴。

人物周刊：跟其他史料派學者不一樣，你非常重視田野調查。這些年你很強調移動式的多點考察法，而不是在一個地方蹲點，原因是什麼？

王明珂：我在哈佛習得規整的人類學知識，當然知道如何「蹲點」（指在一個田野點長期駐留考察）做田野。然而我另一個知識泉源是社會記憶、口述歷史記憶，了解人們之經驗與記憶的多元性與論辨性，這又讓我質疑田野經驗（與記憶）以及結構化的人類學知識。多點田野也常被當代人類學家採用，其原因及預期效果是多樣性的。我在羌、藏族中進行移動、多點田野，其理由便是以「凹凸鏡」為喻的說明——我們所見只是凹凸鏡上被扭曲的表象，而難以見到鏡下之物的本相，因此移動此鏡，觀察比較鏡面之相的變化，可讓我們了解此鏡的性質（指人們的文化與學術偏見），因此能進一步認識鏡下之物。

人物周刊：你在《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那篇文章中說，自己體會到父親那一代人在台灣的挫折與對故鄉的想念。這種對身邊人痛苦的切身感受對你後來做歷史記憶的研究有影響嗎？

王明珂：這種影響是雙向的。注重人的情感、意圖，讓我反思典範歷史，而反思歷史也讓我注重歷史中的個人。典範歷史只注重歷史中的大人物，而忽略造成歷史及活在其中的絕大多數人；典範歷史中的戰爭結束對個人而言並無意義，人們仍活在戰爭記憶及因此造成的身份認同中。我目前進行的工作，有一部分是推動以人為本的歷史記憶採訪與書寫。

人物周刊：你很愛讀報紙（報紙新聞），也經常看電影，在幾本著作中都提到許多有趣的電影細節。這也是你「田野」調查的一種方式？

王明珂：的確。最早，我被我太太逼著，以促進親子關係之名，陪3個兒子看電影，看的都是一些賣座的美國通俗電影。後來我發現愈是通俗、賣座的電影，愈宜於作為社會分析的對象。這也是我在《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那本書中所表達的——偏見常隱於最通俗而又自然無邪的事物中。報紙上的政治、社會新聞，甚至廣告，都是能讓我們了解自身所處世界的表徵；讀報，也就是解讀周遭社會的本質及偏見。也因此過去我經常在報上發表社會評論短文，藉此指出一些社會本相。

王明珂：1952年生於台灣，「中研院」院士、史語所研究員，長期關注華夏與華夏邊緣問題，結合人類學與歷史文獻進行中國民族研究，著有《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等。（文/文/鍾瑜婷 吳雨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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