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花道茶艺说东方美学
东方美学，从根儿上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这种美学不仅是可「知悟」到的人生智慧，且更是诉诸于「践行」的现世传统。
有趣的是，「东方美学」这个词却不是东方人提出的，法国人雷纳·格鲁塞在1948年《从希腊到中国》中最早用过，而后有东方对自身美学传统的「自觉意识」：不是我们没有传统，而是我们从前没那么看。由此，也形成了最初的「比较意识」：如中国美学重「形」，日本美学重「色」，而韩国美学重「线」。但实际上，真正连纵起整个东方美学的内核乃为「生活」，它们皆为一种倡导生活化的「生活美学」。
大丈夫插花瓶在古代并不被认为是「儿女态」
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当中体味到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的「生活美学」传统就是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它往往为百姓日用之内而不知也。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原生态」的生活审美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从诗情画意到文人之美，从笔砚纸墨到文房之美，从琴棋书石到赏玩之美，从诗词歌赋到文学之美，从茶艺花道到居家之美，从人物品藻到鉴人之美，从雅集之乐到交游之美，从造景天然到园圃之美，从归隐山林到闲游之学，从民俗节庆到民艺之美，皆是如此。
西方美学只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聚焦生活。在新千禧年之后，「生活美学」已成为当今全球美学的最新主流，在西方人那里只能加以重建，但在东方人那里则「自本生根」的。在本专栏当中，我们所做的，就是为中国人找回我们自己的「生活美学」。
具有悠久传统的花道随着时代的推移，产生了种种形式
东方美学，从「花道茶艺」说起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
——《孔子家语·六本》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
——杜耒《寒夜》
王安石曾说过，人不可一日无茶饮。（摄影：程香）
丈夫插瓶花？
1643年中秋节，钱谦益对着前、后《汉书》「挥泪对宫娥」，好不悲戚！这一天虽然是节日，却也实在难捱，不光是因为又见到了珍贵的古书，勾起了伤心事，更严重的是收到了时任凤阳总督马士英寄来信，通报围剿李自成农民军的战况——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名义上还是朱姓天下，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四分五裂的疆土内奉行着三个年号：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张献忠的大西义武元年，李自成也在襄阳称「王」，距离建号恐怕时日无多。
不过钱谦益也着实无能为力。他已经被罢官闲居十四年之久，虽然时常同朝中大臣互通声气，但在国家大事上，却谨小慎微，不敢发表太多见解。这从他写给马士英的回信中就能窥见一二：「腐儒衰晚，不能荷戈执殳，效帐下一卒之用。」——这显然是说，老夫戴罪之身，不便妄议军国大事，只求「安顿一身」了。那我们就看看他是如何「安顿一身」、享受清闲生活的：这一天，他给福建人郑瑄的《昨非庵日纂》写了一篇序，大概是为了赚取「润笔」；在给柳如是兴造的「我闻室」中供奉了一尊观音像，祈求菩萨保佑久病的柳氏早日康复。到了晚间，与柳如是对坐灯下，陪她插瓶花，并不时发表些品评议论：
水仙秋菊并幽姿，插向磁瓶三两枝。低亚小窗灯影畔，玉人病起薄寒时。
浅澹疏花向背深，插来重折自沈吟。剧怜素手端相处，人与花枝两不禁。
懒将没骨貌花丛，渲染繇来惜太工。会得远山浓淡思，数枝落墨胆瓶中。
几朵寒花意自闲，一枝丛杂已斓斑。凭君欲访瓶花谱，只在疏灯素壁间。
从这几首绝句中，我们大概能读出钱、柳二人插瓶花的技艺与风格。花的种类不多，只取时鲜的水仙、菊花两种，数量也只有三两枝，取其疏朗、简约的清幽淡雅之美。插花时不尚秾艳，第三首所说的「懒将没骨貌花丛」即是如此——「没骨法」是传统中国画技法的一种，讲究不用线条勾勒形貌，而只是依赖于墨色浓淡、颜色深浅来层层晕染，「懒将」一语说明钱谦益对这种晕染繁复、色泽明丽的艺术风格并不感冒，他所追求的是「远山浓淡思」，也就是萧散淡远的审美效果。最后一首诗说明，他对二人的成果颇为自矜，认为即使拿来「瓶花谱」相比照，也不过如此。
读到此处，相信许多人会大惑不解，乃至愤怒不已。愤怒的是国家存亡的危机之秋，一代文宗、士林领袖钱谦益竟然无动于衷，依然沉醉在缱绻缠绵的儿女私情中；困惑的是即便钱谦益不恤国计民生，专注于享受闲适生活，也应该是琴棋书画、茶酒泉石，而不是大丈夫作小儿女态，摆弄纤仄便娟的插花游戏吧？
这实在是委屈了钱牧斋，我们有必要为他做些辩护。
首先，明王朝之所以岌岌可危，全然是由于它自身已经腐朽、衰败到了不堪一击的地步，不管是内部的农民军揭竿而起，还是关外的满族铁骑虎视眈眈，都是大势所趋。明朝的覆亡不过是朝廷上下咎由自取，是中华文明史长河的一次自我淘洗和生命力更新罢了，这一点，熟悉历史的人自然都了解，无须赘言，因此没有必要挥舞着道德的大棒，要求钱谦益为气数已尽的明朝殉葬。
其次，大丈夫作儿女态、插瓶花，在古代实属司空见惯。或者说，大丈夫插瓶花在古代并不被认作是「儿女态」。与时下大多是家庭主妇研习花道的习俗和观念相反，在传统时代，文人士大夫才是花艺、花道的主力军。且不说古典文学中难以计数的以吟咏、描绘瓶花、插花为主题的诗文，单就传世的瓶花类著作来说，也全部都是文人士大夫的作品，著名的有五代时期张翊的《花经》、宋代林洪的《山家清事》、明代张德谦的《瓶花谱》、袁宏道的《瓶史》、屠本畯的《瓶史月表》，以及高濂的《遵生八笺》、文震亨的《长物志》、屠隆的《考槃余事》、李渔的《闲情偶寄》等生活美学著述中有关瓶花的部分内容等。
比起来高濂、张德谦、袁宏道、屠隆、李渔等大约同时代的人，钱谦益的插花技艺或许还不入流——他不过是明代瓶花风气和时尚中的一个追随者而已，连谈花道的专门著述都没有，只能算作「门外汉」。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摄影：周昂）
「人不可一日无茶」？
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饮茶之风起源甚早，茶艺、茶道也向来被看成是有闲、有钱之人的专利，鲁迅先生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
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
不错，茶的香气之浓淡、色泽之深浅、味道之甘苦，以及泡茶所用之水的优劣……这些细微的差别，只有感觉细腻、敏锐的人才能体验得到，这就是鲁迅所说的「工夫」。此种工夫，只有生活优裕、闲适恬静的人才能训练出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哪里有这等闲暇！
但是，我们又都熟知一句概括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基本物质需求的俗语——「开门七件事」。哪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每个中国人都对「开门七件事」的具体内容了然于胸，但可能很少人知道，这句俗语，已经流传了八百年之久。生活于南宋度宗咸淳年间前后的吴自牧，在其著作《梦梁录》里说过一句话：
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
到了元代，「早起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成了人们对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概括了——这就是说，至迟在八百年前，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茶了。如果再加以追索，这一时间似乎至少还可以上溯二百年。如北宋名臣王安石就说过：
人固不可一日无茶饮。
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
为何人不可一日无茶？这自然首先要从茶的疗疾、养生和保健功能说起。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已经发现了茶的特殊药用功效，如东汉华佗的《食论》、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弘君举的《食檄》等著作中，均记载过茶之药用和养生作用。随着饮茶风气的盛行，茶的功能也逐渐被进一步发掘出来，到了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茶的功效进行了集大成式的概括：降火祛暑、提神破困、解酒食毒、祛痰利尿等——茶既有如此功效，自然会不胫而走、无翼而飞，成为天下人杯中常饮之物。唐代诗人卢仝曾经写过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形象地描绘了饮茶后身心俱畅的体验：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馀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这是说，日晒三竿的时候，卢仝还在酣睡，忽然军士叩门，说是孟谏议的书信到了。打开层层包裹，原来是价值不菲的月团茶。这茶之所以珍贵，因为它是皇家贡品，惊蛰春雨之前采自深山，又经过一番精致的烘焙和包装。皇帝亲自品尝后才赏赐给公卿大臣。卢仝一介布衣，获此馈赠，不免喜出望外。所谓「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等，既说明了此茶功效非凡，又流露出受宠若惊的兴奋与喜悦——孟谏议蒙天子赏赐贡茶，自然地位崇高，他把如此珍贵的茶转赠卢仝，大概作为二人交情醇厚的证明。卢仝以布衣身份，平交将相，亦可谓志得意满。
茶与人情往来、生活品位、身份地位等审美趣味和社会因素羼杂在一起，也构成了「人不可一日无茶」之观念和生活方式流行的重要驱动力。甚至在有些时候，人们对茶的自然功效并不了解，饮茶只是随波逐流，趋步社会流行的生活风尚而已。比如唐代人封演的《封氏见闻记》中谈到唐代开始盛行于大众消费层面的饮茶之风时说到：
茶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本草》云：「止渴，令人不眠。」南人好引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这是有关中国大众消费文化的重要场所——茶馆的最早记载。从封演的记述可知，普通民众中最先开始饮茶的，是那些禅教的信众，他们认为饮茶可以破困充饥，所以自备茶叶到泰山一带修行。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并不是禅教的信徒，也不了解茶可以「止渴，令人不眠」，只是看到他人饮茶，就随声附和、亦步亦趋，由此「转相效仿」，竟然掀起了盛行千年而不衰的饮茶风俗——时至今日，饮茶已经不能称作「风俗」或生活风尚了，而是早已内化为中国人不可或缺的日常生活要素——商人觉得有利可图，就开设了茶铺、茶馆。
西方美学只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聚焦生活。（摄影：周昂）
因此，中国人「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方式的养成，虽然不能说是阴差阳错，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历史偶然性的力量——《本草纲目》中的一些说法，也能印证这一点。李时珍在列举了茶的诸多功效之后又说，茶是苦寒之物，体质虚寒、血气较弱的人喝了，就会伤及脾胃，元气亏损，患上痰饮、痞胀、痿痹、黄瘦、呕逆、洞泻、腹痛、疝瘕等病症，这种种「内伤」，就是「茶之害」。可惜老百姓并不懂得，只知人饮亦饮。他由此感叹说：
民生日用，蹈其弊者，往往皆是……习俗移人，自不觉尔。
这样看来，鲁迅先生说的「会喝茶，喝好茶」的「清福」，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享受的。「人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既奠定在茶的特殊功效的基础上，又是在社会、文化、美学等诸多观念影响下历史地、动态地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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