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眾好漢排名時兩個令人費解的問題

排名有兩個問題讓人費解。

1、戴宗以神行見長，其價值定位和立身、發揮作用的方式迥異他人，故其地位讓人疑惑。2、凡合寫的好漢，一般其石碣地位相近。朱仝、雷橫是合寫的，但卻地位懸殊。對這兩點，如從拙論出發，一切就豁然開朗了。1、戴的地位是發揮引申了他能管束李逵的事實。即：生活中，戴可以支派李，李聽命於戴，石碣上就戴前李後（或曰：除戴外，宋江、吳用也能管束李，為何他們與李地位懸殊，而戴與李地位相近呢？我們認為，宋、吳是能管束李逵，但由於他們與李逵地位懸殊，出於顧及身份，對李的任性，他們大多是聽之任之，並不真正計較，有時甚至是無可奈何。而戴與李卻不是如此，由於他們地位相近，故戴對李很沒體統，不僅斤斤計較，而且不擇手段地作弄他）。

2、雷橫的地位因雷曾被劉唐奚落、且自己屈從於這種奚落而錯位。在十三回，為討回晁蓋的銀子，劉唐對雷橫大打出手，最後雷橫主動表示不與劉唐「一般見識」，這場爭鬥才結束。所以，由於雷有這個十分關鍵甚至不容迴避的問題，其地位就捨棄朱仝、參照劉唐給出（事實上朱仝、雷橫也區別較大）。

本來，在《宣和遺事》、《自還俗》等《水滸》創作所利用的資料中，李逵第六，劉唐十九，雷橫二十一，戴宗二十三。其位序與排名的情況迥不相同。對比這兩者，我們認為，對這四人地位的改動，是根據上述論述作出的。即：劉、雷的情況，暗合他們為銀子而打鬥的細節，作者就未變動他們的高下；李、戴的情況，有違戴宗能管束李逵的事實，作者就顛倒了他們的高下。這說明，以戴宗管束李逵的事實與劉唐、雷橫為銀子而打鬥的細節，作為他們確立石碣地位關係的依據不是捕風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