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世界也有林琴南
如果追溯到源頭，絕大部分寫作者之所以開始寫作，只是為了內在的表達吧。作品寫出來了，我們又會很自然地希望有人看到——雖然寫的時候很可能並未這麼想過。我們相信在眾人之中，有那麼一個或者幾個或者一些，會對自己這個陌生人敘述的世界感興趣。我們相信，自己不會是獨孤的。所以，我們尋求作品發表、出版。再往後，我們有了更大的野心，希望自己的作品不被一種語言束縛住。畢竟我們置身的這個巨大的世界不是由一種語言構成的。翻譯，遂由此誕生。
語言即是思維。長久沉浸在某一種語言的疆域，我們必然會受到這一種語言的熏陶，它的語法、辭彙等等，不僅僅會成為我們表達的方式，也會塑造、改變我們的思想和性格。換言之，我們被這種語言的藩籬禁錮了。
如果換一種語言呢？
換一種語言，去闡釋原本用另一種語言表達的故事或者思想？
這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為它要轉換的不單單是語言本身，還有那一種語言暗含的整個世界。而翻譯，做的就是這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近代以來，中國出現了大量的翻譯作品。清末民初，有位大家很熟悉的翻譯家林琴南，他甚至是不懂外文的。他是靠著魏翰、陳家麟等曾留學海外的才子們的合作，翻譯了一百八十多部外國小說，包括我們熟知的《魯濱遜漂流記》等。剛知道這件事的時候，我非常驚訝。這怎麼可以呢？但歷史確實就是這麼發生的。後來我想，林琴南翻譯的，更多的是故事，而不是語言。語言完全是他自己的語言，他需要的只是那些外國文學作品的故事。對文學作品來說，故事是最經得起翻譯的吧。
當然，如今我們的翻譯不可能再這麼粗陋了。我們有太多的翻譯家，其中不乏極其優秀的，比如我的忘年交、俄語翻譯家王智量老師。他精通俄語，能夠用俄語背誦普希金的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他以極大的熱忱，翻譯了普希金、托爾斯泰等人的諸多作品，如今他的譯作已經成為這些作品的經典漢語譯本。我們還有許多年輕的翻譯家，很多國外的新書，我們很快就能看到譯作。
但我們自己的書，也能在國外得到這樣的待遇么？
我看是很不容易的。
前幾天，我在甘肅參加一個會議。會後和一位詩人聊天，他說起另一位詩人的事兒。他說，那位詩人的英文譯者不懂漢語。我說，怎麼可能？他說，那位詩人自己懂英語啊。他們兩個人合作，這就能翻譯他的詩了。
聽到這個事，我的感覺是，英語世界的林琴南誕生了。甚至可以說，那位譯者比林琴南還要厲害。因為林琴南翻譯的是小說，小說有故事啊。而那位譯者翻譯的可是詩。對於詩來說，語言的重要性更加毋庸贅言了。
那位詩人還告訴我，那位譯者有兩句話常掛在嘴邊：第一句話是，任何非英語寫作的詩歌，寫完的時候，才完成了一半，它的另一半需要英語翻譯去完成；第二句話是，任何非英語寫作的詩歌，寫得再好，都沒有它翻譯成的英語譯作好。
完全驚呆了都！
翻譯的權利和邊界是什麼？
什麼是可譯的，什麼是不可譯的？
這並不是什麼新鮮的話題，而它們之所以不新鮮了，仍然被不斷拿出來討論，就證明它們太重要了，就證明它們至今沒得到很好的解決。
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或許是永遠得不到一個具體的辦法解決的。但有一點，或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讓翻譯者在面對這兩個問題時，能夠不那麼困惑——那就是，翻譯者應該敬畏每一種語言。每一種語言都是具有神性的，每一種語言背後都有無數的心靈、深厚的傳統以及由此種語言建構起來的偉大的世界。
沒有一種語言有資格說自己高於別的任何一種語言。
如果沒有這樣的意識，那翻譯就是犯罪。
要不「犯罪」不容易，但不「犯罪」了，又會給翻譯成的那種語言帶來不小的衝擊。這讓我想到當代漢語的變化給翻譯帶來的挑戰和困難，我想，或許應該倒過來說，是翻譯給當代漢語帶來了更多的挑戰和困難。
作為年輕寫作者，我發現，同輩的同行們在一起聊天，聊起最近讀什麼書或者喜歡什麼作品，很少會有人提到《史記》《聊齋志異》《紅樓夢》，或者陶淵明、李白、杜甫。這些偉大的中國古典著作和古典作家，正迅速地從年輕寫作者的視野中消失——即便不是消失，那也是退居二線三線了。我們談論最多的，永遠是翻譯過來的外國經典，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納、馬爾克斯、博爾赫斯以及當下仍然活著的諸多西方作家。當然，這些作家也是我特別喜歡的。但我還是不得不承認，這些作家翻譯過來的作品，正給我們的語言和寫作帶來越來越多的挑戰和困難。
是時候回頭檢視我們偉大的漢語傳統了。
當我們作為漢語作家，寫下偉大的漢語作品，我們就不會對翻譯再如此焦慮、擔憂甚至懼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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