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的耶穌會士是如何離間中荷關係的

明末清初，一段風雲際會的時代。有兩股外部勢力交匯於中國東南沿海——葡萄牙和荷蘭。

有意思的是，葡萄牙人能在明清兩代王朝左右逢源，荷蘭人卻披上了邪惡的面貌。這其中耶穌會士「功不可沒」。

9月7日至9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文化遺產與認同研究中心聯合舉辦了「交錯的文化史：中國與歐洲之間的相遇（1600-1900）」國際學術研討會。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研究員董少新作了題為《離間：耶穌會士與早期中荷關係》的演講。他說：「除了傳教者、文化交流使者這些廣為人知的身份，耶穌會士亦有『離間者』這樣的身份。」

荷蘭每年進貢12萬法郎給明朝

荷蘭人的「海盜」形象

1566年尼德蘭資產階級革命爆發，荷蘭開始走殖民擴張的道路。進入17世紀後，荷蘭對澳門虎視眈眈。澳門當時是東亞天主教教區的中心，更是葡萄牙在遠東的重要貿易港口。

在葡萄牙人抵抗荷蘭人的過程中，來自歐洲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耶穌會士起到了很大作用。這些耶穌會士未必是葡萄牙人，但都站在葡萄牙這一邊。受惠於葡萄牙保教權，他們可以從葡萄牙獲得經濟支持，因而效忠於葡萄牙國王。1622年的夏天，義大利耶穌會士羅雅谷（Giacomo Rho）協助澳葡抵抗荷蘭人的進攻，並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經歷了一系列佔領澳門的失敗後，荷蘭又將殖民目光轉移至澎湖列島，在那建立堡壘，但還沒有堅持兩年就被福建官兵擊敗，離開澎湖列島並撤到台灣。在荷蘭殖民統治台灣的38年中，荷蘭人與日本、東南亞及中國走私商人皆有貿易往來。那時荷蘭人對於澳門葡人來說可謂強大的競爭對手，不僅垂涎著澳門，還威脅著葡萄牙在中國的壟斷貿易。但無論荷蘭人多麼努力，在明朝他們始終沒能和中國正式通商。

在董少新看來，荷蘭無法與中國建立官方貿易關係，原因之一在於耶穌會士的「挑撥」。他在研討會上舉了兩個例子，第一個案例發生在明末崇禎年間，第二個案例發生在清初順治年間。「其實明清時期的中國皇帝對於和荷蘭接觸都保持著高度警惕。在整個17世紀，他們看荷蘭人就好像在看野蠻人和海盜。而耶穌會士正對此形象貢獻不少。」

「但是，儘管耶穌會士對荷蘭人的『海盜』形象有一定作用，根本原因還在於荷蘭人來到亞洲海域後，不僅與葡萄牙人衝突不斷，而且對亞洲海域範圍內的很多民族和國家，一言不合即付諸武力。」董少新告訴澎湃新聞記者，荷蘭人曾幾度通過賄賂、表現恭順以及進貢厚禮的方式，博得了明末清初中國政府部分官員的好感，但是終因耶穌會士和澳門葡人從中做梗，而使其無法達到與中國建立官方貿易關係的目的。

「我想突出的並非荷蘭人『海盜』形象形成的原因，而在於呈現耶穌會士的另一形象——離間者。」

鄭和下西洋

明末稱葡萄牙人為「澳商」，稱荷蘭人為「紅夷」

崇禎年間，中葡關係緊密的另一大原因在於軍事聯繫。為鞏固國防，明王朝需要招募葡兵並向澳葡購置西洋大炮。1628年11月10日，由葡萄牙炮兵統領公沙·的西勞（Gon?alo Teixeira Correa）和葡萄牙耶穌會士陸若漢（Jo?o Rodrigues）率領的銃師隊伍離開澳門前往北京。抵京後，兩人寫了兩份奏疏給崇禎皇帝。第一封以《報效始末疏》為題，代表了澳門葡人的立場，第二封為陸若漢所寫，標題是《貢銃效忠疏》。

在《貢銃效忠疏》中，陸若漢解釋了為何身為耶穌會士的他也要加入銃師隊伍。他強調在這次遠征行動中自己的神職角色，並重申他對於明朝皇帝極盡忠誠，因為他通過學習神的教義知道了君臣、父子的道德準則。「顯然，陸若漢試圖合儒以贏得中國皇帝的青睞。」董少新說，相反荷蘭人對於宣揚教義不感興趣，因而根據陸若漢的邏輯，荷蘭在亞洲引發諸多衝突就不足為奇了。

但在一些明朝官員眼中，葡萄牙人和荷蘭人是一樣的，都是中國的威脅。一些中國官員和文人甚至不能區分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乾脆都叫「紅毛夷」，並稱從澳門買來的大炮為「紅夷銃」。

為此，公沙·的西勞還特別寫了篇《西洋大銃來歷略說》，其中說：「西洋統領公沙等，系西極歐邏巴沿海國土人，在小西洋之西，故稱曰大西洋，其總名也。自入中華貿易，已百二十年；住澳樂業，已七十餘載。恭順天朝其來久矣。只因紅夷海寇等類，出沒海洋，劫掠貨物，公沙等攜帶大銃，禦敵保命。今茲貢獻大銃，皇上賜名神威。奈何間有不究來歷原繇，指大銃曰紅夷銃，指吾輩曰紅夷人，是不免認子為賊。況紅夷為澳害，存心叵測，昭昭然不待言說。本澳總管委黎多等每每儘力驅逐，求永杜中國隱憂。今乃以紅夷銃、紅夷人，混稱我輩，豈不大傷我皇上神威之勅賜、忠順之褒詞乎？」

公沙的意思就是，葡人是服從於明王朝的合法商人，相反荷蘭人就是一群強盜，不僅是澳門的威脅，也是明王朝的威脅。

在公沙和陸若漢抵達北京後不久，兩人便建議明朝招募更多的葡兵，並從澳門進口更多的歐洲大炮以鞏固東北邊防。這個建議很快被崇禎皇帝接受。1630年10月底，300名葡兵離開澳門往北京出發。這一舉動遭到一些明朝官員的強烈反對，特別是禮部給事中盧兆龍。他向皇帝上了三封奏摺，諫言阻止這些士兵來京，並遣返已在京的葡兵。

反對盧兆龍的人也有，比如明朝大名鼎鼎的奉教士大夫徐光啟。徐光啟同樣上了幾封奏摺，不過最後還是盧兆龍一方勝出。耐人尋味的是徐光啟上奏的內容。

徐光啟於1630年7月12日寫了第一封反對盧兆龍的奏摺，對葡萄牙人和荷蘭人做明確區分。徐光啟說希望能有更多炮兵，不僅是抵抗滿人入侵，也可防禦荷蘭人，因為荷蘭人是來自西方的兇殘強盜，而澳門的葡萄牙人是溫文爾雅的商人。「荷蘭海盜集中部隊佔領澳門。而澳門葡人卻顯示了他們對我朝堅定不移的忠誠。我已然很清楚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董少新說，自崇禎王朝以來，越來越多的明朝官方文件稱葡萄牙人為「澳商」，而非「澳夷」，而一直稱呼荷蘭人為「紅夷」，從不叫他們「和（荷）商」。

徐光啟和利瑪竇（左）

清朝時期荷蘭外交任務的再失敗

到了清朝，荷蘭人以為他們的「機會」終於來了。順治十年（1653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派施合德爾（Fredrick Schedel）到廣州會見尚可喜、耿繼茂等藩王。這一次會見「收貨」頗豐，荷蘭獲得了在廣州進行貿易與建廠的權利。

可這遭到了欽差大臣李棲鳳及廣東巡按御史楊旬瑛的反對。李棲鳳在《題報荷蘭船隻來粵要求貿易恐與住澳葡人發生矛盾須從長計議本》中說道：「若荷蘭一國，則典籍所不載者。況其人皆紅須碧眼，鷙悍異常，其舡上所載銅銃，尤極精利。此即所謂紅毛彝也。前代每遇其來，皆嚴飭海將厲兵防之，向不通貢貿易，而又素與澳彝為難，彼此互爭，動輒稱戈抅斗。封疆之患，在所當防，市貢之說，實未可輕許，以階厲也。」

而荷蘭人也開始明白，要想和中國建立貿易關係，一定要獲得大清皇帝的許可。因此在1655年7月，荷蘭派出外交使團，並在1656年7月中旬抵達北京。經過一系列的談判和宴會，順治帝批准荷蘭每八年來進行朝貢貿易。這遠遠不符合荷蘭的期待，幾乎宣判了這一外交任務的失敗。

在董少新看來，無論是李棲鳳、楊旬瑛等人的想法，還是荷蘭在京的外交失敗，也多少受到了耶穌會士的影響，比如著名的耶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他在華經歷了明、清兩個朝代，被認為是繼利瑪竇來華之後最重要的耶穌會士之一。湯若望和順治帝關係很好，對清王朝也很有影響力。所以儘管荷蘭外交使團進獻了許多珍寶後，給清政府留下了不錯的印象，但一番努力終究還是付諸東流了。

湯若望

1656年2月，荷蘭外交使團尚未抵京時，湯若望就對順治帝進言說儘管荷蘭人已經得到了廣東當局的認可，不好阻止他們來朝，但還是沒有必要和他們簽約貿易協定。還說荷蘭人不管到哪裡，都會建堡擴權，騷擾鄰近國家。

在荷蘭大使抵達北京後，湯若望先說荷蘭沒有國王，只有個才六歲的王子，而且荷蘭大使從印度而來，帶來的禮物只有少數來自荷蘭。不久後，湯若望又上奏寫道：他們帶來的幾乎所有禮物均來自印度，或者是從別的國家那買來、搶來的。他們把皇上當成做生意的對象。他們名義上是基督徒，但實際上已很久不是基督徒了。他們背叛了他們的國王和上帝。此外，如果他們在清朝獲得一席之地，他們一定會採取軍事行動。最後，湯若望向順治帝建議說可以賞賜荷蘭使節團，但不要允許他們定期來中國。

「諷刺的是，荷蘭使者並不知情，還對湯若望感恩。」董少新說，尤其是湯若望這些耶穌會士還扮演著譯者的角色，所以一些荷蘭人甚至不知道自己「被誰賣了」。

出現在中國海域的荷蘭船隻

責任編輯：陳詩懷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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