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明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天太冷

文史 09-14

李伯重：明朝滅亡的真正原因是天太冷

文 |李伯重

▍楔子：什麼是「天」

《史記·項羽本紀》中關於項羽烏江自刎的那一段記述，做中國史的人大都耳熟能詳。司馬遷以神來之筆，描繪出了一幅「英雄末路」的畫面：「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項羽生性要強，至死也不肯承認自己所犯過的錯誤，卻將失敗的責任歸咎於「天」。什麼是古人所說「天」呢？就是「天運」、「天命」、「天道」，用今天的哲學話語來說，就是不可抗拒的規律或變化趨勢。

從環境史的角度來看，可以說「天」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基於這個解釋，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變化之間的互動，就可以稱為「天人感應」。由於「天」代表了自然環境，而自然環境是不以人類劃定的國界為邊界的，因此「天」並不只是覆蓋中國。因為自然環境的變化不為人為的國界所限制，因此必須把我們所研究的歷史事件放到環境史和全球史的視野中，方能更好地了解歷史的真實。

▍明清易代：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

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追尋現代中國》中寫道：

1600年的中華帝國是當時世界上所有統一國家中疆域最為廣袤，統治經驗最為豐富的國家。其版圖之遼闊無與倫比。當時的俄國剛開始其在擴張中不斷拼合壯大的歷程，印度則被蒙古人和印度人分解得支離破碎，在瘟疫和西班牙征服者的雙重蹂躪下，一度昌明的墨西哥和秘魯帝國被徹底擊垮。中國一億二千萬的人口遠遠超過所有歐洲國家人口的總和。

16世紀晚期，明朝似乎進入了輝煌的頂峰。其文化藝術成就引人注目，城市與商業的繁榮別開生面，中國的印刷技術、制瓷和絲織業發展水平更使同時期的歐洲難以望其項背。

從京都到布拉格，從德里到巴黎，並不乏盛大的典禮和莊嚴的儀式，但是這些都城無一能夠自詡其宮殿的複雜精妙堪與北京媲美。

（但是誰也沒有料到，明朝統治者）不到五十年就將自己的王朝斷送於暴力。

發生於17世紀中葉的明清易代，是世界史上一個重大事件。總兵力不到20萬人的清朝八旗兵，從半蠻荒的東北地區揮戈南下，在短短20年中橫掃東亞大陸，征服了擁有1.2億人口、經濟和文化都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的明朝中國。這確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

為什麼會發生這一歷史巨變？早在明亡之時，人們就已開始思考了。李自成解釋是明朝大臣結黨營私，蒙蔽皇帝：「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到了20世紀後半期和21世紀初期，中國學者把明清易代的主要原因歸結於階級鬥爭，例如翦伯贊先生在《中國史綱要》中說這是因為「一方面是貪污腐化，荒淫無恥；一方面是饑寒交迫，流離死亡」。

樊樹志先生在《明史十講》的第十講「誰主沉浮：明清易代的必然與偶然」中則總結為：（1）明末社會矛盾的激化，（2）明末農民大起義與明朝的滅亡和（3）明朝末年政治腐敗，社會矛盾空前激化，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其滅亡是不可避免的。

有一些學者對上述解釋提出質疑，例如王家范先生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中說：「皇帝那邊直到臨死前還冤氣衝天，覺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寫『記憶史』的也有不少同情這種說法。另一種聲音則明裡暗地指向了崇禎皇帝，埋怨他專斷自負，隨意殺戮，喜怒無常等等。總括起來，總不離導致王朝滅亡的那些陳舊老套，例如皇帝剛愎自用（或昏聵荒淫，但崇禎不屬於此），『所用非人』，特別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夢死，貪婪內鬥，『不以國事為重，不以百姓為念』，雖了無新意，卻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證。……（這些說法）有沒有可質疑的餘地呢？我想是有的。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樣可以拖它百來年，甚至長達一二百年？萬曆皇帝『罷工』，二十年不上朝，經濟不是照樣『花團錦簇』，惹得一些史家稱羨不已？再說徹底些，無論哪個王朝，農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裡去，農民個別的、零星的反抗無時不有，但真正能撼動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規模農民起義，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謂『有壓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來解釋王朝滅亡，總有『燒火棍打白果―夠不著』的味道。」

在海外，學者們也對明何以亡的問題提出了多種解釋。趙世瑜先生在《海外學者談明清為何易代》中，把這些解釋總結為以下五種：（1）王朝更替的解釋模式，（2）民族革命的解釋模式，（3）階級革命的解釋模式，（4）近代化的解釋模式和（5）生態—災害史的解釋模式。這個歸納頗為完備，可以說把迄今為止所有的解釋盡都納入其中了。

到了晚近，出現了一些流行的新觀點，如《明朝覆亡真相：人口逼近2億，糧食增長空間耗盡》、《老鼠是壓垮明朝「稻草」？明末北京鼠疫流行》，等等。但是這些網上觀點都尚未見到有人做出認真的論證。

以上各種看法，無疑都有其合理方面，但是也都有其不足。在本文中，我將力圖汲取這些看法中的合理部分，並將這個問題放在全球史和環境史的視野中進行觀察，從而得出自己的結論。

▍17世紀的全球氣候變化及其影響

氣候史研究已經證實：北半球的氣候自14世紀開始轉寒，17世紀達到極點。15世紀初以後，出現過兩個溫暖時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三個寒冷時期（1470—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體而言，16世紀和18世紀可算溫暖時期，而17世紀和19世紀則為寒冷時期。其中又以17世紀為最冷，冬季平均溫度比今日要低2攝氏度。

對於位於北半球的中國，這個變化也表現得非常明顯。氣候史學者總結出了明朝中國氣候變化的基本情況如下：

明代前期（洪武元年－天順元年，1368—1457）：氣候寒冷

明代中期（天順二年－嘉靖三十一年，1458—1552）：中國歷史上第四個小冰河期

明代後期的前半葉（嘉靖三十六年－萬曆二十七年，1557—1599）：夏寒冬暖

明代後期的後半葉（萬曆二十八年－崇禎十六年，1600—1643）：中國歷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

這個明代後期的「小冰期」，也為東亞其他國家感受到了。朝鮮南平曹氏在《丙子日記》中也對1636—1640年的氣候變化作了第一手的記錄，韓國學者朴根必和李鎬澈在《時代的氣候與農業》中，把日記所記情況與其他資料進行綜合研究後指出：「17世紀的東亞通常被稱為近代前夜的危機時代，即所謂的寒冷期（小冰河時期）。」

這一輪「小冰河期」，綜合中國各地地方志的記載，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曆十三年（1585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崇禎一朝達到災變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態勢呈倒U形。

中國處於季風區，氣溫變化與降水變化之間有密切關係。大體而言，氣溫高，降水就多；反之則降水少。17世紀是中國近500年來三次持續乾旱中最長的一次。明代初期全國水旱災害發生頻率差不多，兩種災害交替發生，全國性的旱或澇災的趨向不明顯。但是成化以後情況有所不同。據《中國近五百年旱澇分布圖集》提供的1470年以後全國120個觀察點的水旱記錄可以看到，明代後期全國進入一個異常乾旱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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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農業是「靠天吃飯」的產業，因此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有巨大影響。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氣溫每增減１攝氏度，會使農作物的生長期增減3—4周。

這個變化對農作物生長具有重大影響。例如，在氣候溫和時期，單季稻種植區可北進至黃河流域，雙季稻則可至長江兩岸；而在寒冷時期，單季稻種植區要南退至淮河流域，雙季稻則退至華南。

據張家誠的研究，在今天的中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年平均溫度變化1攝氏度，糧食畝產量相應變化為10％；年平均降雨變化100毫米，糧食畝產量的相應變化也為10％。在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的古代，減少的幅度要更多得多。

此外，年平均溫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對冷害、水旱災和農業病蟲害的發生頻率及烈度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從而明顯地增加或減少農業產量。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在高緯度地區表現最為明顯，而對低緯度地區則影響相對既較小。因此氣候變化對農業產量的影響，我國北方地區更為巨大。這一點，集中表現在明末北方地區的大旱災以及隨之而來的大蝗災、大瘟疫上。

在河南，據鄭廉《豫變紀略》所記，崇禎三年旱，四年旱，五年大旱，六年鄭州大水，黃河冰堅如石，七年夏旱蝗，八年夏旱蝗，懷慶黃河冰，九年夏旱蝗，秋開封商丘大水，十年夏大蝗，閏四月山西大雪，十一年大旱蝗，赤地千里，十二年大旱蝗，沁水竭，十三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陽地震，斗米千錢，人相食，十四年二月起大飢疫，夏大蝗，飛蝗食小麥如割，十五年懷慶地震，九月開封黃河決。

崇禎七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書呂維祺上書朝廷說：「蓋數年來，臣鄉無歲不苦荒，無月不苦兵，無日不苦輓輸。庚午（崇禎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千錢者；有采草根木葉充饑者；有夫棄其妻、父棄其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壑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

在西北，情況更為可怕。崇禎二年，馬懋才上《備陳大飢疏》說：「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翼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於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後面目赤腫，內發燥熱而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

明末乾旱引起的特大蝗災，始於崇禎九年（1636年），地點是陝西東部、山西南部及河南開封一帶。崇禎十年蝗災向西擴展到關中平原，向東擴展到以徐州為中心的山東及江蘇北部，然後擴展到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廣大地區。

崇禎十一年形成東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災區，並開始向長江流域擴散。崇禎十二年向北擴展到陝西和陝西兩省北部，向南擴展到江漢平原。崇禎十三年黃河長江兩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個華北平原都成為重災區。崇禎十四年華北蝗災開始減退，但是長江流域蝗災卻繼續發展。崇禎十五年由於氣候發生大變化，連續四年的特大蝗災結束。

氣候變化還會導致瘟疫的流行。所謂瘟疫，一般指「具有溫熱病性質的急性傳染病」。布羅代爾說：「在人們彼此長期隔絕的時代，各地居民對不同的病原體各有其特殊的適應性、抵抗力和弱點。一旦相互接觸和感染，就會帶來意外的災難。」

由於大規模的流民出現，瘟疫在明代後期也日益猖獗。據《明史》記載，從1408年到1643年，發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當時著名醫學家吳有性在《瘟疫論·原序》就著重指出：「崇禎辛已（1641年），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

這裡，要特別提一提明末大鼠疫。開始於崇禎六年（1633年），地點是山西。崇禎十四年傳到河北，並隨著李自成和清朝的軍隊傳到更多的地區。崇禎十四年（1641年），鼠疫傳到北京，造成北京人口的大批死亡。史載崇禎十六年二月，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錯雜」，「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至夏天和秋天，情況更甚，「人偶生一大肉隆起，數刻立死，謂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間又有嘔血病，亦半日死，或一家數人並死」。

在這些嚴重而且長期的大災荒中，原有的社會秩序崩潰了。鄭廉說在河南，「兼以流寇之所焚殺，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礦徒之煽亂，而且有防河之警擾，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征，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補祿……村無吠犬，尚敲催征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撲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燐，夜夜似聞鬼哭。欲使窮民之不化為盜，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貧，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在西北，情況更為可怕。馬懋才上也說：在陝北，「民有不甘於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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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自然條件較好的南方，也未逃過氣候劇變導致的災難。宋應星說：「普天之下，『民窮財盡』四字，蹙額轉相告語……其謂九邊為中國之壑，而奴虜又為九邊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財之為言，乃通指百貨，非專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嘗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穀、山林之木、牆下之桑、洿池之魚耳。有饒數物者於此，白鏹黃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纏篋盛而來貿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齒所聚者，惟三吳、八閩，則人浮於土，土無曠荒。其他經行日中，彌望二三十里，而無寸木之陰可以休息者，舉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熾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

如此嚴重的局面，又豈是像崇禎這樣一個「勤勉的昏君」（這裡借用新近出版的一部通俗讀物的書名，呂志勇《勤勉的昏君崇禎》，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3年）和腐敗的明朝官僚機構所能應付的。因此明朝的滅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咎於氣候變化。換言之，就是「天」亡大明。

▍餘論、全球化：「17世紀危機」的推手

如果我們把眼光投放到中國之外，我們會發現：在差不多的時期，類似的情況也在其他一些國家出現。例如在西歐，學者們通過對歷史上太陽觀測記錄、中英格蘭氣溫、捷克地溫、阿爾卑斯山冰川、大氣碳14含量、樹輪、冰芯等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西方社會曾經歷了「小冰期」，其最冷時段在17世紀。

「小冰期」的平均溫度一般要比正常時期低1—2℃。氣候變冷對西歐農業產生了災難性影響，導致了農業產量下降、歉收和災荒頻發，導致糧食短缺，大量流民由此產生，整個社會更是呈現出普遍貧困化：英國直至17世紀末窮人佔到一半，其中一半處於極度貧困；法國九分之五的人生活在貧困中；德國科隆每5萬人中就有2萬是乞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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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地區，這種情緒常常演變為絕望農民的起義和暴動，如1647年7月義大利那不勒斯由於食物短缺等原因引發了嚴重的民眾起義。在法國普羅旺斯，1596—1635年間發生了108次民眾起義，1635—1660年更多達156次，1661—1715年則達110次。在這樣一個僅有60萬人的社會，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就有374次的起義之多，確實令人震驚，以致馬克·布洛赫指出，近代早期歐洲的農民起義就像工業時代的罷工一樣普遍。（見孫義飛、尹璐：《17世紀西歐氣候變遷與糧食供應危機》）

不僅如此，在這個時期，同東亞一樣，歐洲也發生了劇烈的政治、軍事衝突。在東亞，朝鮮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前半期由於氣溫變冷以及隨後的連年水旱災，導致經濟凋敝，又經歷了1592—1598年的日本入侵，1624年初又發生內戰，接著又是1627年和1636年的後金入侵，整個社會經濟遭到巨大破壞。

日本在17世紀前半期也出現了嚴重的經濟衰退，出現了「寬永大饑荒」。在1640年代，日本的食物價格上漲到空前的水平，許多百姓被迫賣掉農具、牲畜、土地甚至家人，以求生路，另有一些人則盡棄財物，逃至他鄉。多數人生活在悲苦的絕望之中。經濟衰退導致了社會動蕩，爆發了日本有史以來最重要的一次起義，即島原大起義（亦稱「天主教徒起義」）。德川幕府費盡周折，使用了駭人聽聞的殘忍手段才將起義鎮壓下去。

更有意義的是中國與歐洲的比較。中國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前半期，爆發了四場大規模的戰爭：中緬邊境戰爭（1576—1606年）、中日朝鮮戰爭（1592—1598年）、明清遼東戰爭（1616—1644年）和中荷台海戰爭（1661—1662年）。

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遙遠的歐洲也爆發了17世紀最大的戰爭——天主教國家聯盟和新教國家聯盟之間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從戰爭的規模來說，這些戰爭都屬於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戰爭。

在中國，空前規模的內戰（即明末大農民起）爆發於1627年，導致了1644年崇禎皇帝的死亡。而在遙遠的英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內戰也爆發於1642年，也導致了1649年英王查理一世的死亡。這些難道是巧合嗎？當然不是。那麼，造成一種情況的幕後推手是什麼呢？應當說，就是全球性氣候劇變。

這個氣候變化導致的危機也表現在世界其他地方。傑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在其《全球危機：17世紀的戰爭、氣候變化與大災難》（Global Crisis: War, Climate Change and Catastroph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中，對這個全球性危機進行了綜合性的研究。

他使用世界各地民眾回憶記述的有關1618—1680年經濟社會危機的第一手資料，同時運用科學方法來證明當時的氣候變化狀況，指出革命、旱災、饑荒、侵略、戰爭、弒君17世紀中期，一系列事件與災難發生於世界各地。

危機由英國到日本，由俄國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蔓延全球，美洲大陸甚至也受到波及。在1640—1650年間，自然環境的變化導致饑饉、營養水平下降以及疾病的增加。據當時的估計，該時間段共有三分之一世界人口死亡。這個場面，和我們所看到的明清易代時期中國的情景不是很相似嗎？

帕克並非對「17世紀危機」進行研究的第一人。西方學界對於17世紀危機表現的認識很早就已存在，但作為歷史學命題的「17世紀危機」，是霍布斯鮑姆於1954年在創刊不久的《過去與現在》雜誌上發表的《17世紀危機》中正式提出的。相關文章在1965年以《1560—1660年的歐洲危機》為題結集出版，當時對於危機的討論還是著眼於歐洲。此後人們逐漸認識到了在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普遍存著類似的危機現象。

從全球史的視野來看明清易代，也就是把明清易代納入「17世紀危機」的範圍。1973年，阿謝德率先將「17世紀危機」的研究引入中國研究，發表了《17世紀中國的普遍性危機》一文。魏斐德的《中國與17世紀危機》（1985）探討了中國17世紀危機表現及走出危機。這些，都為我們開了從全球史的角度來看待明清易代的先河。

最後，我還要強調一點，雖然「天」（即氣候）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全球化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17世紀是經濟全球化的早期階段（即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費爾南德茲-阿梅斯托在其《一四九二：那一年，我們的世界展開了》中寫道：15世紀末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從此以後，舊世界得以跟新世界接觸，藉由將大西洋從屏障轉成通道的過程，把過去分立的文明結合在一起，使名符其實的全球歷史——真正的『世界體系』——成為可能，各地發生的事件都在一個互相連結的世界裡共振共鳴，思想和貿易引發的效應越過重洋，就像蝴蝶拍動翅膀擾動了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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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時期，由於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白銀為基本貨幣的世界貨幣體系一體化也發展起來了。在中國方面，到了17世紀貨幣白銀化也基本完成。此時中國經濟進入了世界貿易體系，因此也加入了世界貨幣體系並在其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其結果之一是中國越來越依賴白銀輸入。白銀輸入的起落變化態勢，自然對中國經濟、社會、政治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

17世紀前半期白銀輸入數量出現了相頗大變動，這有可能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學者們在這方面的意見不統一。艾維四的《1530—1650年前後國際白銀流通與中國經濟》和《1635—1644年間白銀輸入中國的再考察》，岸本美緒的《康熙蕭條和清代前期地方市場》和萬志英的《中國17世紀貨幣危機的神話與現實》等著作，都提出了很有意義的見解，是我們在研究明清易代問題時應當參考的文獻。

其次，由於全球化的進展，各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以此相伴的是糾紛也越來越多。作為解決糾紛的手段之一，戰爭也越來越頻繁。與此同時，隨著各國之間交流的增多，先進的軍事技術出現後，也得以迅速傳遍世界許多地區，形成全球性的互動。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軍事技術的全球化」，簡稱軍事全球化。因此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和軍事全球化是聯手進入「近代早期」的世界。這對東亞地區的政治、軍事格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恩格斯說：「應當特彆強調的是，從裝刺刀的槍起到後裝槍止的現代作戰方法，在這種方法中，決定事態的不是執馬刀的人，而是武器。」富勒（J. F. C. Fuller）說：「火藥的使用，使所有的人變得一樣高，戰爭平等化了。」早期經濟時期的火器技術的巨大進步及其迅速傳播，大大改變了東亞地區的力量平衡。因此之故，明朝陷於強敵環繞之中。明朝進行了相當的努力來對付這種局面，並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不幸的是，明朝軍事改革的主要成果，由於各種原因，落入主要敵手後金/清手中，從而也導致了中國歷史的改寫。關於這一點，在即將出版的拙著《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已進行了詳細的討論，這裡就不贅述了。

總而言之，明清易代是全球性「17世紀危機」的一個部分，而這個危機不僅是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的，也是早期經濟全球化導致的。因此，只有把這個事件放到全球史與環境史視野中來觀察，方能得出一個全面性的結論。

【作者簡介】

李伯重|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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