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明星和時裝編輯搶破頭的時裝秀頭排，到底該怎麼安排？

時尚 09-15

作者：Lauren Sherman

BoF對話時裝公關巨頭KCD，通過紐約時裝周最熱門品牌Proenza Schouler的發布會，拆解時裝秀場前排座位的布局之秘。

美國紐約——Proenza Schouler的2017春夏時裝秀在迪亞切爾西畫廊（Dia:Chelsea art gallery）舉辦，一排排黑色漆皮箱形座椅排放在「吃豆人」迷宮裡。模特們往左拐或右拐都會很突然，還要走彎彎曲曲的回到房子後部。但就像該場發布會精心編排的舞蹈一樣，出席發布會的嘉賓座位安排同樣經過深思熟慮。

一群群編輯、買手與設計師Jack McCollough與Lazaro Hernandez的朋友們在發布會空間里的位置都經過了認真仔細的安排。在G區，有藝術家兼品牌繆斯Jen Brill，旁邊分別是藝術家Dan Colen以及Moda Operandi的Lauren Santo Domingo，Santo Domingo又坐在《Garage》雜誌的Dasha Zukova與打扮得像來自文藝復興時期的艾里珊·鍾（Alexa Chung），附近還坐著《Rookie》雜誌創始人與演員Tavi Gevinson。

離他們不遠，年輕時裝博主Colby Jordan與蒂芙尼（Tiffany & Co.）設計總監Francesca Amfitheatrof並肩就坐，設計師姐妹Samantha Traina與Vanessa Traina與景觀設計師Miranda Brooks談笑風生。在H區，都會紅人Ladyfag與Mel Ottenberg坐在一起，Gucci模特與繆斯Hari Nef旁邊坐的是《Pop》雜誌的Stevie Dance。

這樣的安排可能會讓人感到挺自然，但要將前排賓客位置安排得絕妙（同時亦能為發布會培育積極的能量），需要創造性思維、文化洞察力，也需要作出妥協，同時精通時尚界內部運作與人物的「咖位」等級。

讓明星和時裝編輯搶破頭的時裝秀頭排，到底該怎麼安排？

Proenza Schouler時裝發布會的座位安排圖圖片來源：對方提供

座位安排就像是個縮影。縱觀歷史，時裝發布會嘉賓座位安排經過不同轉型，反映出業內與更廣泛文化中的變化，」KCD總裁Ed Filipowski，該公關、製作與戰略公司負責Proenza Schouler以及時裝月其它數十場發布會的座位安排，包括Givenchy、Gucci和Alexander McQueen。「如今的座位安排遵循新秩序。新的『權力咖位』與傳統截然不同，」Filipowski說。

20年前，時裝發布會旨在服務行業，該產業的「強權政治」體現得更為直白甚至嚴厲。彼此競爭十分激烈的雜誌編輯不會坐在彼此視線範圍內，也不會並排相鄰就坐。「你要去考慮誰會看到誰，」KCD公關副總裁兼KCD Digital的總經理Rachna Shah補充道。

在被Filipowski稱為「驕傲的編輯」的時代，座位安排風險高。「人們會注意有人的位置從第二排移到了前排。就像是變幻的政治風雲，」他說，「相互構成競爭關係的觀眾會被安排在過道兩端。他們就像是籠中之獅子，或是斗獸場里的公牛，就等著出來呢。這是很正式的場合。對他們來說，座位怎麼安排非常重要。這是他們的寶座，也是他們應得的權利。」

有時候也會弄得特別難看。「就像給了我一拳，」他笑著說，「最重要的是，你要去感知這些權力。座位主要反映的是編輯和零售商的地位，而不是設計師的地位。」

但這樣的秀場政治風雲在1990年代開始轉向。有設計師開始歡迎學生與品牌粉絲到場觀看時裝發布會，比如Marc Jacobs。他在初期就採用了不甚正式的座位安排，意味著所有人都得排隊進場才能有座位。但Helmut Lang等人首創的新時裝發布會形式，才確實打破了壁壘。

「Lang的時裝天橋十分複雜，帶有很多轉彎與角落。他真的不會從編輯或零售商的角度來考慮座位問題。他只考慮自己的想法，」Filipowski解釋道，「他考慮的是那些支持他的人，最重要的是整個室內聚集的能量。他會坐在那裡，心裡過一遍他的模特，女孩們要怎麼走。她拐個彎，會帶動什麼樣的能量，到了另一個角落，又會帶動什麼樣的能量。他會將不同的人混在一起，來造就這樣的能量。」

Alexander McQueen的西班牙系列（他在與彼時的Gucci集團達成第一次交易後的首場發布會），也是座位安排發展史的另一個轉折點。「那場發布會的前排有40個座位，但通常最少也得有120個，」Filipowski回憶道，「發布會開始前的背景音樂里，是鬥牛與做愛的聲音。我從來沒見過人們這麼困惑又憤怒。Lee真的是時裝界的破壞者。」

隨著時尚併入娛樂產業，明星取代模特登上了時裝雜誌封面，也被迫身穿名牌禮服走紅毯，都成為了品牌營銷的新形式。明星藝人們也被邀請至時裝發布會，品牌與公關又不得不重繪秀場座位安排。「剛開始的時候，明星們就像小羊似的，」Filipowski說，「在前排一字排開就行，不管他們認不認識身旁的人。」

如今，某些時裝發布會當然還保留這樣的明星布局，但品牌與明星追求的不僅是拍張到場照片就好，而需要在同一場景下創造多個媒體時刻，座點陣圖表需要再次改變。

價值觀與前輩不同的新生代設計師們，同樣影響了座位安排。「新生代美國設計師的崛起又是一個轉折點，」Filipowski說，他尤其指的是Thakoon、Proenza Schouler和Phillip Lim：「他們對行業有著真正不同的態度。他們對權力與自負不買賬，這有著很很強的影響。」

案例同樣來自Proenza Schouler前排。該品牌的前排歡迎重要編輯和零售商，但也歡迎品牌的朋友與支持者，比如《Vogue》的Lisa Love，以及電影導演、編劇詹姆斯·奧克利（James Oakley）。但也和其它現代時裝發布會相同，Proenza的布局（要注意其通常只有兩排）也包括了網路世界的意見領袖。確切地說，從在線出版物到時裝博主再到Instagram網紅，各類數碼媒介的崛起也讓時裝發布會座位發生了明顯變化。更重要的是，隨著越來越多新聞媒體與本地商店減少差旅預算，有時他們的座位已經蕩然無存，網路意見領袖與國外媒體開始填充座位，進一步轉變布局。

Filipowski還記得他開始明白數字出版對行業造成影響的那一刻。那是在2000年代末的某場Gucci發布會，「我意識到，發布會後排發出的聲音要比前排重要得多，」他說，「我發現事情開始變化了，一種全新的民主的聲音響起了。」

「突然間，時裝發布會成為了大眾熱衷討論的話題，」Shah補充道。過去，編輯和買手團隊會討論對系列的看法，通過官方渠道傳達統一的集體意見。但Twitter來了，再後來還出現了Instagram，這意味著坐在第四排的市場編輯也能不通過任何媒體內部審查就瞬時發布她對系列的看法。確實如此，這有時候改變了編輯之間的平衡。「這標誌著『驕傲的編輯』的消亡，」Filipowski說，「要保持年輕，你必須得不斷學習。最大的自尊就這麼沒了。」現在，彼此是朋友關係的觀眾通常也安排坐在一起，因為這樣他們可能會發更多Twitter。Shah還表示，更進一步放大今日時裝發布會極為重要的在線討論。

當然了，還有些東西永遠不會改變。比如KCD還是在紙上做出座位安排圖表，用艾利不幹膠圓點彩色貼紙標籤來代表買手、美國編輯、外國編輯、品牌朋友與其它團體。（他們甚至每季都將不幹膠一盒盒帶到歐洲）。傳統的緊張局勢依舊會偶爾上演，雖然也已經很長一段時間沒人向Filipowski動粗了。

絕對不會改變的，當然是設計師對於邀請誰來看發布會、希望他們在場地哪個位置看發布會的重視程度。「大多數設計師是很在意這點的，」Shah說。畢竟，在這個行業里，各大掌門人才是價值創造的主體，人們就坐的位置及其對發布會相關討論的意味，確實給時裝公司帶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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