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看起來快意恩仇的自由職業者，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

知識 09-15

我們採訪了 9 位自由職業者、4 位大公司里的僱員、新興的自由職業招聘公司，和 2 位願意對這件事表達看法的長輩（他們可不好找）

莫兆 2012 年離開公司單幹時，厭倦了技術活兒和重複勞動。他當時認為，變成「自由職業者」後，能接觸更多客戶，能更靈活安排時間。

莫兆在市場調研公司尼爾森和 TNS 工作了10 年，任務是搜集信息，幫客戶找到消費者的真正需求。雖說客戶不同，但每次分析信息的理論框架都一樣，「做了很多年了，各種各樣的套路你都明白了」，莫兆也想嘗試新的分析方法，但他管理著十幾個員工，光是檢查監督他們的工作就佔去了他大部分時間。

這不是換家公司或者創業就能解決的，必須結束這種「集體生活」。

失去公司標籤的莫兆成了人才市場上特殊的一群人「自由職業者」，他們拒絕按部就班，希望「從頭到尾都是自己的想法和創意」，服務不只一個「老闆」——看起來，他們還有權利挑選老闆，並時不時地改變主意。

代價也顯而易見。即便經驗頗豐，「自由職業者」也無法像大公司的職員那樣手握五星級酒店的會員卡，並享受商務艙待遇，甚至在申請信用卡時都會遇到麻煩——因為申請信息里必須填工作單位和單位座機。

包括你能想見的所有不穩定因素，沒有長期合同，沒有退休金，沒有帶薪假期，沒有病假……但這所有的風險都沒有能夠阻擋年輕人。根據美國自由職業者協會統計，每三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是自由職業者（大約 4200 萬），2020 年前自由職業者數量可能還會佔到總勞動人數的一半。

這些人大多從事服務業或者腦力勞動。儘管成為自由職業者的理由各有不同，或者認為公司資源不能滿足自己的發展，或者是暫時沒想好要去哪家公司，乾脆先一個人干著，不過前提都是，他們擁有一技之長——最好足夠專業。在美國、歐洲、中國，情況都類似。根據領英中國 2015 年的統計，在所有標註有「自由職業者」頭銜的用戶中，攝影師、設計師、獨立翻譯等專業人士佔比最多。

我們在今年 8 月和 9 月採訪了 9 位自由職業者、4 位大公司里的僱員、新興的自由職業招聘公司，和 2 位願意對這件事表達看法的長輩（他們可不好找）。自由職業者的領域包含設計，軟體工程，攝影，翻譯，經紀人，市場調研，撰稿人，諮詢師，他們逐漸修正了自己對於「自由的理解」。而大公司里的人主要負責找到自由職業者，把項目分配給他們，他們將會從職場角度給自由職業者一些建議。

公司

歐洲 IPSE 機構認為，傾向於自由工作的專業人士數量上升（即便在總勞動人口下降的情況下依舊如此），一部分原因是越來越多的人想在工作中尋求更多靈活和自主性。

27 歲的安克極度反感 996 的工作（早九點到晚九點，一周工作六天，這是最近被互聯網公司大力推崇的工作節奏），討厭大家一起坐班，集體榮譽感這種事她不能理解，在兩家媒體公司工作後，去年她成了自由撰稿人。就像大部分蠢蠢欲動打算裸辭的年輕人期待的那樣，這一年，她去健身房的時間變多了，旅遊時間變多了，收入反倒有增無減。

不過，整個人才市場的情況比安克的例子更複雜。很有可能，正是公司人力需求的變化主導了這股以「自由」為名的風潮，而不是相反。

亞洲金融危機那幾年，張立歐所在的諮詢行業里有大型公司倒閉，不少人失去工作後被迫從事自由諮詢。大公司客戶也發現，他們能以更低的價格從自由職業者那裡買到相差無幾的解決方案，在家裡工作的自由職業者還能為公司節約辦公室租金成本。

另一些公司，比如翻譯公司，他們決定不在公司內部囤積譯者，最高效節省的角色是把產業鏈上零散的角色組織起來，只要控制好質量，管理好賬目就夠了。

文雙是拉勾網的前總裁，他認為過去兩年互聯網公司對人才的強烈需求改變了傳統的招聘方式——急需要有人能在短時間內為他們解決問題。之後，他創辦了自由職業者的招聘平台「自客」，類似於美國的 iwork.com 、澳洲的 freelancer.com。「自客」在 8 月 22 日上線，文雙稱，到 9 月初已經有 900 多個企業入駐，6000 多個自由職業者和多種職業者入駐，他們是資金有限的互聯網公司過去沒有能力長期僱傭的。

對於自由職業者來說，公司的影響力會以各種形式繼續存在。在專業技能之外，這個依然不算大眾的職業決定會要求他們快速習得一些維持安全感的小竅門，因為他們得比過去變得更全能才不至於被公司客戶拋棄。

可即便一切都進展順利，公司人依然對他們的團隊協作能力、執行力抱有偏見，這同時會成為自由職業者日後想要重新回到公司集體中的障礙。

客戶

胡梓琳離開公司後遇到了麻煩。

離職前，胡梓琳在一家洛杉磯的經紀公司工作，代理亞洲藝人在美國的演唱會。2010 年，她回到國內，開始轉作「代理經紀人」，胡梓琳這行的自由職業者，做藝人經紀人和客戶之間的「中間人」，收取藝人通告價格的 10%-30% 作為傭金。胡梓琳還是包括 Miranda Kerr 在內的歐美模特、港台藝人在中國的代理方。

代理經紀人手上沒有真正握有藝人——這是自由的地方，胡梓琳不需要到處跟著他們跑，還可以同時接下好些藝人的生意——胡梓琳離開經紀公司的主要原因就和這個有關，四年下來她能接觸到的明星屈指可數，因為美國公司只需要五月天、張惠妹、郭富城這些亞洲的大牌藝人。辭職當下，胡梓琳覺得根本不用愁沒有訂單，有了洛杉磯和台灣滾石的積累，她當時想像著自己能成為台灣邱黎寬那樣成功的獨立經紀人。

但這也是麻煩的開始。回國的第一年，胡梓琳沒有賺到一分錢，雖然她有藝人資源但卻沒有足夠多的客戶，因為不信任「中間人」，報價低時還會被人懷疑不靠譜，即使是老客戶也沒能幫到她。

自由職業者莫兆約見了幾十個老客戶，一個沒談成。他意識到的問題是，自己想提供的新想法並不是以前合作的大公司需要的。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好——比過去在公司里的折衷方案更好，但合作的大公司向來只希望安全，說得過去就行。「客戶原來期望是 100 分，我現在想做到 200 分，而不是以前的 100 分」，但沒人願意為他的創新冒險。

我們採訪到的所有人在第一年自由職業時，幾乎都是無條件接單，無論薪酬多少，自己是否喜歡。「你得掙錢過生活，還是接吧。」劉軒宇說。他從武漢到北京做自由攝影師，剛開始，他總是想，「如果我這活不做，我那活不做，到最後人家也不會找你了。」

薄錦在做自由譯者初期也有著類似的焦慮，擔心「少一份案子就會少一份機會」。喜歡翻譯英文和日文的圖書，但出版社一千字只給 40-80 元的薪酬，一本 10 萬字的書大概是 6 千塊，扣完稅剩 5 千塊，不僅給得少，和大公司複雜的財務流程一樣，出版社通常「在圖書出版後半年才給你結算」，「我靠它來吃飯，我怎麼活呢？」薄錦必須要接一些商業翻譯的案子，才能有相對穩定、可觀的收入。

李然則開始意識到，面對客戶的要求時，過去團隊的其他成員和「公司」的概念可以給他壯膽。他曾是一家公司的軟體工程師，因為公司技術資源有限而決定單幹。現在，每個決定的風險都將由他一人承擔。

信任危機

即便李然不畏承擔這些風險，大公司客戶也會有顧慮，他們通常不願意和「單個的個人」打交道。

「除非這個設計師很有名氣或者是大學教授級別，這樣身份比較平等。但如果一個年紀輕輕的設計師就算你的作品還不錯，和大公司合作我覺得還是不太現實。」許夏龍說。

學設計出身的許夏龍最初決定做自由職業時，就成立了自己的設計工作室，她是唯一的員工也是唯一的老闆，工作室的意義在於方便她納稅開發票，一切都是為了「簽合同時看起來正規點。」不過這不能怪大公司，就連許夏龍自己也抗拒和那些人手較少的公司合作，「我第一年的時候吃過很多虧，我發現小公司的流程比較混亂，即使是資本很大，交付系統還是很隨意，我現在基本不會跟創業型或者是初創公司合作。」一年下來，她培養了兩到三個穩定的客戶，和這些客戶打交道，雙方不存在信任問題。

當這些服務涉及的金錢數量越大，公司對自由職業者的信任度就更低，比如牽扯到藝人的通告費用，預付定金在 6 位數以上，客戶在洽談合作時就會更謹慎。

王丹在華誼兄弟工作，有時候他會選擇和胡梓琳這樣的自由經紀人合作，因為他們接觸的藝人多，認識的明星模特不止一個。不過，他認為，和自由職業者打交道的保險做法是：確定前提前一天見面，而且必須自由經紀人和藝人（或者直接經紀人）同時到場。

「這是做自由職業的悲哀，」胡梓琳說，「沒有一個公司幫你護航，如果我出去說我是天娛或者華誼的人，你覺得他會需要做這種事情嗎？不需要，因為他有你的公司作為背書。」

為了取得客戶的信任，胡梓琳們得花更多的力氣證明自己，如果是商演她會請明星錄一段即將出席某場活動的視頻，但金額更大的代言沒法錄視頻的時候，她就得親自帶藝人到現場簽約。就連拍攝當天她也得到現場，並不是為了陪藝人，而是為了服務好客戶，留下好的印象。

自由職業者中不乏靠譜優秀的人，但不可否認，和公司僱員比起來，這個群體的穩定性確實存在一定風險。香港一家翻譯公司有 3 名全職員工和接近 30 位自由譯者，總經理黃偉傑認為自由譯者通常沒有忠誠度，誰開的價格高他們就和誰合作。他偶爾會有項目需要立馬找到譯者，他不得不同時問二十幾個譯者，最極端的情況是沒有一人想接或者說自己沒有時間，這時候他就得拒絕客戶或者延長交稿期。

新人和老手

張立歐可能是自由職業者最理想的狀態，他做了十幾年自由諮詢師，主要負責企業併購以及戰略諮詢，他做自由職業的收入比在公司多了一倍多，空餘時間還會投資各類項目，「我已經不覺得要也不想為公司工作了，在外面賺更多錢，有自己的時間，我為什麼要回去呢？」

張立歐幾乎沒有遭遇過信任危機和拖欠賬單。這很有可能是和經驗有關的，這位曾在頂尖的跨國諮詢公司工作多年的諮詢師認為，你至少得在麥肯錫做 3-4 年或者是正常的公司里工作 5-7 年，別人才會正眼看你。

文雙希望給自由職業者提供更穩定的客源，他創立的「自客網」希望首先從擁有 3 年以上工作經驗的專業人士入手。但事實上，可能是職場新人在初獲自由時更需要幫助。根據 LinkedIn《2015 年中國自由職業現狀報告》顯示，3 年以下經驗的自由職業者佔比最高，達到 33%，而 20-33 歲的自由職業者佔比 67%，也說明大多數自由職業者都是年輕群體。

我們採訪的大多數自由職業者也都是新手，總的來說，他們的收入都比在公司時多了至少 50%。工作了 1 年的自由撰稿人安克，工作 2-3 年的攝影師劉軒宇都是如此，他們稱，自己現在即使最差的情況每月也有 1 萬塊。

不過前提是他們所處的行業相對穩定，並處在上升期。比方說，品牌對內容輸出的需求一直都在，如今他們也不那麼依賴傳統媒體了，劉軒宇所處的幾乎是攝影師最好的時代——近幾年視頻需求也越來越多。

但更多的行業並不這麼幸運，薄錦的翻譯工作月和月之間能差 2/3 的收入，淡季時，她得靠曾經在公司工作時申請的信用卡過活。胡梓琳回國後的 1 年半都沒有收入，剛有好轉，最近她簽下的韓國藝人 20 場的巡迴演出，又打了水漂。她熟悉的歐美或者台灣藝人在國內並不吃香，他們到國內開演唱會哪怕是商演，也必須經過廣電總局審批，審批過程很複雜，有些廠商會直接放棄。

保險起見

自由職業者面臨最大的風險之一就是拖欠款項，我們在採訪中聽聞了不下 8 次這樣的事件，不分行業。「項目會有很多節外生枝的地方，各種各樣的情況，哪怕就是最後的付款方式，也會有很多細節。」李然回憶到自己 2 年的自由工程師經歷時說，幸運的是無論拖了多久他最後都拿到了酬勞，但他也時常在項目結束後被要求做維護工作或者是項目以外的事，當然，沒有任何報酬。

「自由職業者這個狀態，很多事情就不太好理清楚。」李然說。更糟糕的是，因為一個項目拖延時間，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李然原計劃中的其他項目都無法準時完成。

安克也跟大公司合作過，「他們給錢很爽的，隨便搞兩下事情，一千塊就來了，但那一千塊要等半年，」之後她在談合作時就規定必須一個月打錢，為了確保自己收入穩定，她還和一家公司簽訂了一份特殊的合約，每周出 2 篇稿件，有固定薪資，但不需要坐班，同時她也可以接其他公司的項目。

莫兆的解決辦法在自由職業者中更常見：簽合同時就讓對方支付訂金的一半價錢。設計師劉永暢是按比例結算，每完成項目的百分之 30% 就拿到 30% 的酬勞。

至於大部分人擔心的社會保障，大部分自由職業者都認為那一點兒都不成問題。他們通常選擇掛靠到朋友公司，或者通過淘寶找代理機構繳交。

薄錦購買了商業險，她認為，「商業險的效率和覆蓋的廣度和回報都高一點。」安克的父親為她購買了一份境外保險，「國內保險會限制用藥，境外保險可以用最好的葯和病床，她掛不掛國內的（醫保）都無所謂。」安克的父親說。但這份境外保險可能價格不菲。

One-man Army

自由職業者一開始就有所預料、但後來才深切體會的問題是，自由很可能是需要學習的。

當然，你不用再參加那些「毫無意義和耗費時間的會議」了，可空餘的時間未必會變多。以前是周一到周五工作，周六周日休息，「現在呢，什麼時候該工作，什麼時候該休息？」自由職業者經常會面對這樣的難題，很多時候，只有截止日期能結束這場糾結。

自由撰稿人安克規定自己在前一天晚上必須想清楚第二天要去那裡，做什麼，「不能全程亂套」，一周開始之初她也會計劃好這周要寫幾篇稿子，需要確定的事務。

薄錦希望能找到自己的工作節奏，這種節奏不同於過去公司給出的規章制度，但也不會太輕鬆。起初，她去咖啡館找節奏，但碰上了那個老掉牙的問題——一個人想去衛生間時帶著電腦又不太方便，加上在外面辦公的開銷也大，她被迫回到家，但又出現了新的難題，在公司辦公，潛意識會切入到工作狀態，但一回家，就放鬆不想幹活了。

之後她租房都會選擇大一點的空間。「我一定要把我房間布置得明顯區分出我的休息區和工作區，」她覺得這種做法很有效。

遇到類似問題的還有莫兆，當了 9 年的上班族，突然成了自由職業者他有點不適應。莫兆在自由職業的前 3 年租了 3 間辦公室，都在住宅區，而非真正的商業辦公樓，但這並不重要，因為它存在的意義是「這裡有個具象的存在，它給了我心理暗示，你每個月要花幾千塊租這地方，你得賺回來啊。」他每天都去這間「辦公室」，因為可以有種正式工作的感覺。

胡梓琳補充說，獨立經紀人的工作還會讓人覺得尤其孤獨，過去她沒有想到。「我們交流要特別小心，因為我們知道太多藝人的生活信息，這些是不能聊的。」但在經紀公司，一個藝人背後會跟著一個團隊，遇到麻煩至少可以跟彼此訴苦。

這樣的情況並不是她獨有，許夏龍工作了大概一年後，興奮感逐漸褪去，開始有了一種「脫離社會」的感覺。有半年時間，她白天一睜開眼就想要不要找個公司上班，晚上又覺得自由職業狀態自己很喜歡。「這樣想了一萬次，每個人都會想一萬次。」

前段時間，許夏龍參加了國家藝術基金舉辦的活動，有 35 位插畫師一起參加，他們彼此聊得最多的就是孤獨感。許夏龍說自己單身未婚還相對幸運，每當壓力大她就會選擇出門旅遊，基本上每三個月一次，但其中有位設計師有了孩子家庭，「她不可能放著 3 歲的孩子不管，她的精神狀態比我還要緊張一點，孤單感更強一點。」

猶豫

薄錦現在有點懷疑，一個人究竟能不能成為一支隊伍。這段經歷讓她有點兒不得不承認公司的優勢，自己一個人單打獨鬥，和公司團隊一起能做事情的規模是不同的，「大客戶都直接去找翻譯公司，不是我去找 2-3 個人就能接下來的，翻譯公司不僅能提供翻譯，還能提供整個打包的服務。」

張立歐雖說是自由職業者，但大部分的時間他都在客戶的公司里工作，他說，沒有團隊的配合，他什麼也做不了。

就連剛從事自由職業一年的安克也已經在重新考慮自由職業，或者，真正的問題在行業本身。安可和薄錦都有轉行的打算。薄錦的想法差不多成形了，她考慮過在大型翻譯公司工作，做一名項目經理，但在和公司的接觸中熟悉了他們的流程和運作，她意識到「這個東西就是 3 年 5 年 10 年，對於個人的能力沒有什麼實際性的提升，無非是更熟練而已。」

一些更直觀的壓力還來自家人。不知道是否是巧合，我們採訪的大多數自由職業者都拒絕自己的父母接受採訪，答覆說「可能不是很方便」，「這個就不方便了」。我們推斷，很可能，自由職業在中國仍然是個敏感的家庭話題。

剛辭職時，胡梓琳的家人很支持她，鼓勵她嘗試一些新的機會。但那一年她完全沒有收入時，父母開始動搖了，「幹什麼自己這麼拼這麼辛苦，不如回家裡的公司上班，你一個人還要熬多久？」那一年時間裡這樣的對話至少有三次，每次會持續一整天。好幾次父母幾乎要把她說動了，胡梓琳說。

做了自由工程師 2 年後，李然今年年初加入了一家新公司，他覺得在公司能看得到清晰的升職軌跡和等級評價，但自由職業者本質上只是在「賣時間」，沒法兒獲得「持續成長。」「自由職業不是一個職業成長的方式，它是一個平衡職業和生活的方式。」李然說。

讓李然高興的事不只職業上的穩步發展。以前，他總是要和客戶站在一條線的兩邊，現在李然和他們站在一邊了，「公司的所有人都在為著一個產品而努力」。在這樣的集體中，李然可以提出自己的異議，做出更長遠的產品規劃，而以前客戶要求他的只是——給出短頻快的解決方案。

回公司

如果自由職業者想回公司，公司的 HR 對接受這群人還是有所顧慮。

他們認為自由職業者通常對自己水平認知、自我期許比較高，團隊協作上會有問題，經常「一言不合就離職」。「因為他/她一直單打獨鬥嘛，現在突然在公司團隊，內部要協調，考慮的情況比較多，有個別的就接受不了。」人人公司的人力資源總監蘭雨說。

蘭雨承認，大多數自由職業者的工作質量確實比普通員工高，蘭雨用「野生」和「家養」做比喻，「野生」的自由職業者生存能力更強，必須把技能打磨得更好才能活下來。LinkedIn 的調查也顯示，平台上自由職業者擁有的技能數量是普通用戶的 2.17 倍，聯繫人是普通用戶的 2.37 倍，背書甚至達到 3.62 倍。

不過，讓 HR 頭疼的是，這些年輕人獨立且個性鮮明，很多事都沒有商量餘地，比如薪水，比如周末絕對不加班。薄錦對此的解釋是自己吃虧多了就必須強硬起來，對於酬勞這方面，她已經成了自己的法務，「我發現他們一旦超過我的界限，既使他的條件再誘人，我也會拒絕和他再次合作。」

如果客戶提供的數據不完整或者錯誤，張立歐會要求把數據退回去讓他們重做或者乾脆終止項目，因為他的每分鐘都是計費的，而他沒有那麼多時間。

但你也可以說，如今職場上的年輕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

題圖：blogspot

（應採訪者要求，文中張立歐，李然，安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