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到2000年前的耶路撒冷生活是一種什麼感受？

如果你從耶路撒冷西面進城，那麼你在看見她之前就能聞到她的氣味：裊裊炊煙從房頂和城牆後面緩緩升起，空氣中瀰漫著烤肉的香味。無論白天還是黑夜，聖殿祭壇上的爐火必須燒得很旺，因為這是《托拉》中的規定。每天早晨和下午都要按時向耶和華獻動物牲祭。這種長年不斷的燒烤活動被稱為「Tamid」，希伯來語的意思是「天天如此」。

但對於這種用火燒烤整體動物的儀式，希臘語中也有一個對應的詞，叫作「屠宰」（Holocaust）。這是兩個社會的一個共同點。在從埃及到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的所有文化中，只有希臘人和猶太人用整體動物獻燔祭。因此，才會有成千上萬的山羊、綿羊、公牛和牛犢從周邊山區的牧場和農場被趕進城裡。

在出現新月的當天，按照《民數記》（28:11-15）的規定，要將兩隻公牛犢、一隻公綿羊、七隻沒有殘疾的公羊和一隻公羊羔（同時還要獻穀物、油和酒作素祭），作為燔祭獻給耶和華。聖殿中獻祭並不都是「燔祭」（olim），有些仍然採用「牲祭」（korban）的形式。

動物的屍體根據需要分成不同的部分，熬好的油和收集的血分別作為獻給全能上帝的一部分，要在專用的獻祭容器中焚燒。但是，大約在公元前2世紀末，燒烤整體動物開始在獻祭中佔據主導地位。在整個獻祭過程中，利未人要唱讚美詩，但當時似乎並不伴有祈禱。

燔祭，用火燒全獸作為獻祭

這種「宰殺」儀式十分複雜且非常辛苦。乍一看，放出如此多的動物血似乎與禁食動物血的嚴格禁令是嚴重衝突的，但這兩種習俗卻是相互聯繫的。動物牲祭之所以如此普遍，正是出於對食用帶血的肉的厭惡。正如大衛·比亞爾（David Biale）所說，完全有可能，動物的血獻祭與吃不帶血的食品相結合，正是為了針對他們周邊的民族奉行的更願意吃帶血食品的飲食習慣建立一種反向文化。

《聖經》中堅持認為，動物的「nefesh」——生命的本質，有時譯為「靈魂」——就存在於動物的血中。所以，不要以為聖殿的院子里總是充滿了帶血的動物肢體。

動物被宰殺之後，通常由一位祭司把動物的血一絲不苟地收集在一個專用的盆里。這樣在獻祭時就不需要另闢水道把污血排走，同時又能使獻祭區保持清潔。然後，將動物的皮剝掉並將屍體投入焚燒爐，這樣屍體在完全燒凈之前會保持原狀，大多數情況下最終只剩下骨頭（偶爾會剩下山羊鬍子）。

最珍貴的動物皮通常歸大祭司所有，然後他會將其贈送給其他祭司。但圍繞這些動物皮產生了很多爭議。

耶路撒冷朝聖景象

在朝聖節日期間，獻祭活動會更加頻繁，大量的觀光者和參與者聚集到耶路撒冷，感受莊嚴的氣氛，出席節日活動。從體量上講，耶路撒冷在公元前200年前後，在城市規模及人口方面出現了迅速增長。赫克特斯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和旅行家，被歷史學家稱為「歷史之父」。

據傳他曾在波斯王國的領地內及周邊地區廣泛旅行，著有《大地環遊記》。儘管他的歷史著述並沒有流傳下來，但卻影響和鼓舞了他後來的真正繼承人。希羅多德給出的「12萬人」這個數字完全是一種憑空想像，但人口數以萬計、城市規模已經擴大到大約8平方公里是完全有可能的。

可以肯定，日益增長的食物需求使周邊的鄉村繁榮起來，雖然從巴比倫人的劫掠後的廢墟上恢復這種繁榮經歷了幾代人的時間。向西南延伸而地形起伏的「低地」地區由於冬春兩季降水豐沛，開始重新生產小麥；而相對乾旱的山區則點綴著一片片的橄欖樹、葡萄園和牧場。為了滿足大量湧入的朝聖者的飲食需求，猶地亞的農場主們在城牆附近的貨攤上出售農產品。

而從遠方趕來的小販，則帶來了各種日用品：來自推羅的漁夫帶來了各種魚類；來自亞實基倫、托勒密和加沙的商人販來了愛琴海的瓷器，並且需求量不斷增加；而來自北方的商旅則兜售各種腓尼基玻璃製品。

耶路撒冷聖殿山金頂清真寺

城內和周邊已經建立了許多猶太會堂，既可用於誦經和祈禱，同時兼作接待中心。但耶路撒冷畢竟是「聖殿」的所在地，那裡有長年不斷的獻祭動物傳送帶，有朝聖節期和贖罪聖日的日程安排，有安息日休息儀式（這是古老世界的一項發明），以及以斯拉於兩個半世紀前首創的《托拉》書卷日常誦讀儀式。

雖然那裡已經沒有國王，但卻充滿了大衛作為假定的《詩篇》作者、所羅門作為田園詩《雅歌》與虛構的《智慧書》的作者形成的文學記憶。神授權力的魅力集中在大祭司身上。圍繞這位威嚴的人物，整個城市的社會生活機器在平靜地運轉著。

隨著王室的分崩離析，所造成的最大影響（相對來說也更長期一些）就是，大祭司必須是撒督（Zadok）的直系後裔。這是因為撒督曾站在大衛一邊，並曾膏所羅門為王。另一個重要影響是，撒督本人是亞倫（Aaron）的大兒子以利亞撒（Eleazar）的後裔。這正是以利亞撒作為大祭司在歷史上時常被提及的原因。

我們甚至可以將這個家族譜系一直回溯到雅各和利亞（Leah）的兒子利未（Levi）。所以，就感覺而言，大祭司在聖殿中公開露面、偶爾單獨地進入至聖所（指聖殿中安放《托拉》的約櫃）的特權無疑是一種王權，具有濃重的象徵意義。大祭司身著奇異的法袍露面，表明他是以人形離神的崇高異像最近的猶太人。

猶太教徒

然而，儘管有一冊家族譜得以保留下來——其中反覆提到西緬（Simeon）和敖尼雅（Onias）——但我們對歷代大祭司個人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並且除了《聖經》中的描述（也不是太多），我們對他們履職和出席儀式的細節並不了解。在拉比傳統中，西緬一直是一個模糊的人物。他被稱為「義人西緬」。

但除了某些文獻中說他在公元前3世紀曾擁有祭司身份外，其他的描述並不一致。這些描述只不過把他作為個人虔誠、猶太正義和禮儀權威完美結合的例證。（客觀地說，在各類百科全書，例如，以詳盡著稱的《早期猶太教百科全書》中，根本沒有關於西緬的詞條。）

然而，我們確實知道，大祭司所擁有的並不只是威嚴、財富和權力。他儼然是王室家族體系和祭司貴族階層的核心。他們每個人都有龐大的家族和家產，都有大量的官吏和食客。約瑟福斯也曾提到過耶路撒冷的「長老會」（gerousia）。它有點類似於亞歷山大的元老院，可能負責就稅收之類的重要的長期事務與希臘領主進行交涉，並為聖殿的維護提供資金。這是從波斯統治時期遺留下來的另一個傳統。

總而言之，這個耶路撒冷—猶地亞精英階層在市政管理方面，同時也在精神和世俗方面，構成了一個統治體系，成為維護猶太教快速形成的獨特的社會文化的中堅力量。

塞琉古王朝是亞歷山大帝國分裂後亞歷山大大帝的部將塞琉古一世創建的以敘利亞為中心的王朝，圖為塞琉古王朝地圖

在所有這些猜測中，一個驚人的事實從已有的文獻記載中凸顯出來，使我們得以了解大量有關聖殿貴族的真實情況。

在公元前3世紀即將結束間，撒督家族的最後一代傳人、「義人西緬」的兒子——大祭司敖尼雅（根據約瑟福斯記述，他的手一碰到錢就癢得難以忍受），把他的女兒嫁給了一個爭強好勝的人。當時，這個人正在約旦河一帶做生意。他叫多比雅（Tobiah），後來當上了一個強大氏族的教父。關於這個氏族，約瑟福斯曾花了大量的筆墨，而他們的戲劇性故事完全可以與收入在「芝諾檔案」中的書信聯繫起來。寫這些信的人也叫「托比雅」（Tubias），當時是約旦河東岸的一個要塞的首領。這些信是寫給托勒密王朝的財政大臣的，並且顯然出自一位強征苛捐雜稅（非常像約瑟福斯提到的「帶刀貴族」）且婚姻前景看好的人之手。

儘管多比雅本來是亞捫人（Ammonite），因而並不具有猶地亞民族文化血統，但他的財富和權力使他足以夠得上是一個猶太人，完全可以通過婚姻進入祭司貴族的最高層。他積累財富的方式就是用軍事手段代表托勒密政府徵收土地耕種稅，用強行收取的大量金錢來支持與塞琉古王朝之間曠日持久的戰爭。

多比雅先把錢交給財政大臣阿波羅尼亞斯（Apollonius），然後再從當地居民的手中重新把錢撈回來（另外還有巨額的紅利）。換句話說，他就是那種總能在連綿不斷的戰爭中發大財的人：集地方軍閥、強盜式貴族、政府承包商於一身，其富裕程度和猶太人的做派足以使他有資格與大祭司的女兒攀親。

佩特拉古城，是約旦南部的一座歷史古城，它是約旦南部沙漠中的神秘古城之一，也是約旦最負盛名的古迹區之一

約瑟福斯用大量的篇幅對多比雅和他的兒子約瑟進行了描寫。約瑟用「富二代」的生活方式，洗凈了他父親積聚的不義之財，並且爬上了被稱為「不可或缺之人」的高位。

然而，正是由於多比雅的孫子胡肯奴（Hyrcanus）將本來是「芝諾書信」中明確認定的一個當地要塞改造為約旦河東岸上的一座豪華的石灰石宮殿，才把公元前2世紀初這個希臘化氏族的生活圖景以最壯觀的建築形式作為證據保留了下來。

位於肥沃的約旦河谷的卡西爾拉巴德，是整個希臘化世界中最引人入勝的歷史遺迹之一。兩層建築的正面，是一排優美的石柱；一排排石柱把內部廣大的院落分隔開來；正門的牆面上雕刻著張牙舞爪的雄獅和烈豹。也許當時的某位雕匠為了討主人喜歡，竟然發揮自己的想像力，正確地運用其動物學知識，在宮殿頂上雕刻出一隻鬃毛怒張的獅子為一窩幼崽餵奶的溫馨場景。

剛剛建成時，宮殿的四周是一個景觀湖，那一排排優美的石柱倒映在平靜的湖面上。這個人工湖以及支撐宮殿的高台不僅保留了原始的優雅與美感，而且作為大力士的堡壘這一原始功能也得以保留下來。

與其他地方完全類似，這裡也是多比雅小朝廷的行政中心，有完整的文士、官員、稅吏組成的管理體系。當大祭司伊阿宋（他通過向塞琉古新任國王安條克四世提供重新對托勒密王朝開戰所急需的財寶和貢金，從而成功地廢黜了他的兄長，即在位的敖尼雅三世）自己也被一位更沒有氣節的軟骨頭梅涅拉奧斯（Menelaus）取代之後，他只好逃到了胡肯奴在「亞捫城堡」的王宮裡。伊阿宋在那裡咬牙切齒地等待時機，動員一支私人軍隊，一旦時機成熟，便立即向耶路撒冷進發。

當時的情況很可能是，儘管胡肯奴遠離猶地亞核心地帶的豪華宮廷作為與耶路撒冷對抗的權力中心，在煽動猶地亞後來發生的大動亂時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這個宮殿除了有一個空架子和多比雅小朝廷的冷酷無情之外，其實根本一無所有。

但這個小朝廷至少還保持了一種文化，保留猶太身份（因為歷代多比雅國王對這一點肯定是認同的），服從《托拉》與希臘風格和文化是同時並存的，並且二者並不是相互排斥的。同樣地，在巴比倫征服之後，第一個重建猶太城邦的哈斯蒙尼人（在他們的希伯來學堂中，每一個學生都認為自己與希臘人是對立的）也是模仿了多比雅小朝廷的做法。

希臘文化與猶太文化是以微妙的物質方式融合在一起的，這一點主要通過城市及其民居的外觀體現出來。耶路撒冷內城和周邊地區的最新發掘成果表明，當時住宅的寬大和豪華程度令人驚異，裡面的房間十分寬敞，牆上裝飾著壁畫。院子里葡萄藤纏繞，百合花盛開，飽滿的石榴露出了石榴籽。

考古學家在斷壁殘垣中，發現了希臘麥加拉城（Megara）中各種血紅色陶器，上面飾有生動的鮮花圖案；還發現了各種高大的羅得島水罐和雙耳細頸陶罐，以及那種梨形、細頸的腓尼基玻璃製品。

在耶路撒冷內城和周邊地區，淺色的石灰石被第一次用於製作飲水器皿，可能當時的人們認為石質容器更有助於克服儀式的不潔問題（起碼比陶器要好得多）。當地的制陶業也非常繁榮，當時已經發明了各種精妙的裝飾形式，最流行的就是在淺盤和平碗上用手繪製各種花的圖案。在大些的房間里，枝形吊燈和枝形燭台變得越來越大，以便在深紅色的盤形底座上能插更多的蠟燭。

▌摘自《猶太人的故事：尋找失落的字元》，西門·沙馬（Simon Schama）著，化學工業出版社悅讀名品授權合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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