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時期的日本中國通，最大的失誤在這裡

近年來，上映的關於抗戰時期的電影，電視劇和小說中都有「中國通」的反派。他們深刻的了解中國歷史，通曉中國軍隊的特點，明白中國國情，他們中不少人能夠熟練的使用漢語，並且一部分人曾在中國軍界政界混跡多年。日本陸軍「三大中國通」

除此之外，究竟什麼樣的人才能被稱為「中國通」呢？

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通」，指的是日本陸軍直接負責搜集、分析中國情報的軍人。

《日本陸軍與中國—— " 支那通 " 折射的夢想和挫折》（日）戶部良一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版

第一類是日軍參謀本部中國課人員。

1916年，參謀本部正式建立了「中國情報擔當課」，主要研究與中國相關的情報及戰略戰術.。

第二類是日本駐華使領館的情報武官以及駐華特務機關人員。

這些「武官」各自所在的區域擁有巨大的權力，甚至可以臨時動員日本在中國各地的租界駐軍。

第一名駐中國的「特派武官」稻葉正夫，是在辛亥革命爆發後被日本參謀本部緊急派往上海的，他的任務，就是根據辛亥革命後的形勢，協調日軍當時在中國的駐軍和其他軍事人員。

日軍在中國設立的情報機關，這些年經過國內文藝作品的渲染，被吹得神乎其神。實際上，這些情報機關，大部分是由各地「特派武官」在自己的私人班底基礎上建立，或是在日軍租界駐軍基礎上組建。日軍參謀本部對中國各地「特派武官」自行建立的情報機關採取「不承認不干涉」的態度。

第三類指在中國活動的日本「軍事顧問」。

日本軍事顧問在中國活動的高峰出現在從辛亥革命爆發到「皇姑屯事件」，在這不到20年時間裡，日本軍人活躍在中國各派軍閥之間，一度影響甚至控制了中國的軍事、外交和政治的方方面面。日軍中公認的幾位「大佬」級「中國通」，如青木宣純、坂西利八郎等人，都成名於中國軍閥時代。隨著張作霖被炸死，以及引入來自蘇聯、德國的軍事顧問，日本顧問在中國軍隊中一家獨大的情況被徹底打破。皇姑屯事件策劃者河本大作

就在「中國通」體系逐漸成熟的同時，中國社會以及政治軍事的變革，卻逐漸使日軍「中國通」走入了死胡同。進入20世紀20年代之後，日軍發現，過去對中國政治形勢洞若觀火的「中國通」們似乎失去了對局勢的把握和嗅覺。無論是在是否支持北伐，還是在是否支持張作霖等問題上，日軍「中國通」除了分為不同派系，彼此抹黑拆台外，拿不出能夠對形勢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除了「中國通」派閥過分入戲外，主要是因為新一代「中國通」缺乏青木等人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全方面接觸。

例如著名的「中國通」兄弟松井石根和松井七夫就曾經多次自行為段祺瑞重建皖系籌款，與國民黨交往甚多的「中國通」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國內各地鼓吹孫中山，言必稱「孫先生」，為此在課堂上與大川周明發生爭吵。

但是，無論是松井兄弟還是佐佐木到一，對中國革命中民眾的力量，始終不願正視，將覺醒的中國民眾污衊為「暴徒」。應該說，作為曾在中國生活多年的資深「中國通」，佐佐木到一和松井石根成為南京大屠殺的罪魁，妄圖依靠屠殺嚇倒中國人民的抗日熱情，證明了抗戰爆發前日軍的「中國通」培養完全失敗。另外，中國自身的變革，是日軍「中國通」失靈的最大原因。從北伐開始，中國大量引入蘇聯、德國等歐洲國家的軍事理論和軍事顧問，日本軍事顧問完全喪失了過去隻手遮天的地位。南京大屠殺兩名主犯

戰後日本國內研究者認為，「中國通」在抗戰期間最大的失誤，是忽視了對中共情報的積累。

作為「中國通」的岡村寧次只善於與國民黨系統的偽軍打交道，日本國內參謀本部中國課一度認為八路的給養是由蘇聯提供，要求日軍切斷延安與蘇聯交通線，對中共的人民戰爭理論體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導致了最後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