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士林：中華文明如何實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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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作者：趙士林（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院教授）

上世紀八十年代，伴隨著改革開放湧起的文化批判浪潮，實際上是接續五四力圖實現第二次精神突破。但是到了九十年代，這次嘗試又戛然而止。歷史又出現了所謂「思想淡出，學問凸現」的局面。

然而畢竟進入了互聯網時代，思想或明或暗，總是頑強地表現自己。思想界呈現出極為複雜的博弈狀態。除了作為主導意識形態的馬克思主義之外，自由主義、傳統主義、新左派、民族主義，等等，各擅勝場，十分活躍。

不管各派思想如何異見紛呈，怎樣面對第二次精神突破，卻是繞不過去的問題。

新左派批判啟蒙，傳統派批判五四，似乎拒絕第二次精神突破，但是它們都看錯了時代。

中國的所謂新左派批判啟蒙，完全是錯置後現代的西方問題意識於前現代的中國，可謂冷病當作熱病治。況且他們不了解，即便是西方的新左派也不過是用批判的方式肯定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成果，西方新左派對經歷第二次精神突破（以啟蒙運動為最高形式）形成的自由平等個人權利等價值觀、民主法治、市場經濟的政經制度，或者無法正面反對，或者力圖解構顛覆卻根本沒有提供替代方案、指出更好的願景。它們在西方的最積極的意義就是補苴罅漏，從反面刺激體制增強更新意識和修復能力（馬克思主義對於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在某種意義上也發揮了這樣的作用），有的時候確實就是體制的某種裝飾。

傳統派批判五四，意在顛覆五四實現中華民族第二次精神突破的努力，但十分矛盾的是，他們不能否定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思想果實，而是希望從傳統文化首先是儒學那裡尋找這些思想果實的根基。就是說，在他們看來，第一次精神突破中，已經包含了第二次精神突破的價值取向。但他們顯然是錯置古代的問題意識於現代的中國，可謂新病當作老病治。

他們無法提供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轉換為現代民主意識的可行路徑，他們更迴避淡化儒家為什麼能夠被帝國體制選擇為主導意識形態的問題，種種儒家現代價值的重估（包括套用韋伯範式以儒家價值觀解釋東亞四小龍的崛起以及儒家憲政論）只會貽笑大方（李光耀公開否認儒家價值促進四小龍騰飛，認為是法治和市場經濟成就了新加坡，可以說是對這種重估的沉重打擊）。值得警惕的是，傳統派中的極端者確實根本否定第二次精神突破形成的普遍價值，主張回到古代人治，例如所謂「通儒院」的設計，不僅是痴人說夢，而且是萬劫不復的倒退。對所謂「賢人政治」的鼓吹也是如此。

還有所謂民族主義思潮。如同霍梅尼主導的伊斯蘭革命提出「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實質上是「不要美國，不要朝鮮，只要中國」。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空前高漲，民族主義的情緒也成比例地膨脹。中國模式拯救世界，捨我其誰，已經成了十分自豪的民族情結。

但是民族主義者同樣繞不過第二次精神突破的問題。什麼樣的中國模式？如果不以第二次精神突破為基礎，中國模式秉持的價值觀是什麼？我們的主導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也明確肯認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成果，並且它也是第二次精神突破的產物。

實際上，我們的主流價值觀已經明確公開地肯認第二次精神突破的成果，所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將所有這些成果都吸收進來，諸如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等等，都赫然在目。問題只在於如何解釋。這裡我想起孔子的正名說，正名太重要了，真的是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每個字都沒錯，都十分重要，關鍵在正名，也就是按照它們的本來意思理解它們，解釋它們，落實它們。特色也好，國情也好，都應該是落實它們的路徑選擇和技術調適。換言之，只有實現了第二次精神突破，才有核心價值觀的落實。

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西方的第二次精神突破，無論民主意識、公民社會、法治精神、個人自由、契約精神、科學態度等都和第一次精神突破具有某種程度的接續性，因此能夠獲得成功。中國的第二次精神突破，由於和第一次精神突破完全異質，它不是文化體內自生長的自然結晶，而是移植外來文明的顛覆重建，因此格外艱難，格外複雜。

從明中葉算起已經五百多年，從戊戌五四算起也已百年，中國的志士仁人，屢踣屢起，前赴後繼，至今尚未完成第二次精神突破。箇中原因多多，不遑細論。有一點毋庸置疑，確乎要立足於中國的傳統、中國的國情來考慮如何實現精神突破。簡單化地走西方走過的路，肯定走不通。例如有人呼籲文藝復興，就是一種熱情有餘但失之簡單化的主張。

在中國號召文藝復興，要碰到三個無法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歷史演進的問題。余英時先生曾經指出，中國的文化傳統沒有中斷，談不上文藝復興，此說有一定道理。因為西方的文藝復興是復興已經中斷上千年的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精神，當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又有升華，因此才開啟了第二次精神突破。

第二是復興什麼的問題。如前所述，歐洲文藝復興的標的是古希臘羅馬文化，古希臘有自由民傳統，羅馬有共和傳統，特別是古希臘城邦民主制的自由的公民意識、平等契約精神可以直接為文藝復興提供養料，中國則從古代到今天沒有這個精神土壤，儘管先秦有孟子民貴君輕的民本意識或原始民主精神，有莊子的個人精神自由，但整個古代意識形態收攏於天地君親師的框架中，復興不出近代自由民主意識。

第三是復興的社會條件。如果真要復興什麼，還有一個復興的社會條件問題。首先，歐洲文藝復興發生前夜，有教權和王權的衝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可以逼得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在門外下跪三天求饒，法王腓力四世又可以將教皇克里門特五世請到法國，將教廷從羅馬遷到阿維尼翁，實際上控制了教廷。這種宗教權力和世俗權力的衝突，為文藝復興提供了空間，因此馬基雅維利的政治學可以顛覆基督教道德，強調政治遊戲規則的非道德性，而中國則一直是鐵板一塊的權力體系。其次，文藝復興搖籃佛羅倫薩的統治者美第奇家族由商業暴發，鼎力支持近代性的市民社會的文化繁榮（波提切利及畫壇三傑等皆受到這個家族的蔭蔽，雖然達芬奇較失意），這和中國的背景也不同。

凡斯種種，都表明在中國提出文藝復興，只能是一種詩意的召喚，其空泛不可行則不言而喻。

更有開闢新的軸心時代的呼籲，這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

當代中國社會，欲走出現代化困境，必須實現第二次精神突破。否則經濟再強大也只能是跛足巨人，埋藏的隱患令人憂慮。一方面要認識到問題的複雜性，另方面更要認識到解決問題的必要性。

目前的當務之急，其實也就八個字：尊重常識，允許講理。

尊重常識，就是尊重、認同世界潮流，對第二次精神突破的必要性達成共識；允許講理，就是還思想界以自由，放開民間言論空間，在充分的思想討論中形成成熟的方案，為中華民族完成第二次精神突破，提供足夠的文化條件，乃至必要的政治經濟社會舉措。

政治家的良知，知識分子的擔當精神、公眾的責任心，是實現中華民族第二次精神突破的不可或缺的條件。

儘管使命艱巨，但我們還是有理由樂觀。因為在我們這個時代，無論持什麼樣的政治立場和文化立場，都不敢公然號召嚮往奴役而反對自由，嚮往專制而反對民主。就是說，都不能公然否定第二次精神突破結出的思想果實、推動的社會進步。

本文系趙士林《中華民族：未完成的精神突破》一文的第四部分。文中圖片皆為編輯所加，圖片來自網路。編輯：張寧。

作者簡介

趙士林，吉林人。先後就讀于吉林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1988年獲博士學位（導師為李澤厚）。曾任東京大學特邀研究員，哈佛大學高級訪問學者，現為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杜克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兼職教授。學術著作有《當代中國美學》《李澤厚美學》《心學與美學》《心靈學問》《荀子》《交叉的視野》《中國的智慧》《國學六法》《不識時務》《中華傳統文化開講》《美學十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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