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日兵怎麼和中國人交流？呦西、咪西、大大的是怎麼來的？

九一八事變中的日軍士兵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至1945年結束，中國的抗日戰爭持續了14年之久。在這14年間，日軍的侵略除了給中國帶來肉眼可見的深重災難外，在文化、社會風俗等「看不見」的領域也帶來了影響，語言就是其中之一。

比如，從《地道戰》《地雷戰》到各種橫店抗日神劇，幾十年來日本鬼子在中國銀幕上都是這樣說話的：「你的，花姑娘的，哪裡的有？」多數情況下，漢奸們會無障礙地聽懂太君們的意思：「太君，這裡的，花姑娘的，大大的有！」

王孝忠扮演的山田太君

中國抗日劇里的日語，如果鋪開來講的話，至少能出一本書，即便出不了一本書，至少也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叫做「沒學過日語的人也能聽懂的日本語」。

這個階段的跨度是解放後到1995年，代表作有《地道戰》《鐵道游擊隊》《平原游擊隊》等老一代經典作品。作品裡的日本人說的話幾乎算中文，但細一聽，又會覺得和中文不太一樣。代表性的台詞有：「八嘎，你的，死啦死啦的有！」

第二階段叫做「你明明是日本人幹嘛要說中文？」

1995年是一個分水嶺，這一年發生了兩件事，第一個叫世界反法西斯勝利50周年；第二個叫做愛國主義教育的全面展開，業界一般認為，這是中國反日教育的開端。

從這個時候起，抗日劇開始大量地竄入人們的視野，但伴隨著這種快速增長，日語教育始終無法跟上，再加上老一代藝人的老去和隱退，劇中的日本人很難再說出一口靠譜的日語，於是只能改說中文。

這種尷尬的局面一直延續到本世紀初，打破它的，是一部叫《亮劍》的片子。

《亮劍》劇照

在《亮劍》中，上到皇軍少將下到龜田二等兵，說的都是一口日語，雖然這日語很搞笑，而且文法運用得也相當奇葩，比如有少將對傳令兵恭恭敬敬地說了一句：「はい、お願いします。」這主要是因為這部片子參考的教材是《標準日本語》。就是這個：

但不管怎麼說這都是一個進步，至少知道日本人該說日本語了。

在此之後，但凡還有一點點藝術追求的抗日劇紛紛效仿，或開拍時讓演員勤學苦練，或找人來配音，或直接招募日本演員來演太君，總之，進入了第三個階段——「可以，這很標日。」

於是問題就來了，從解放後到現在，七十來年裡，抗日劇的日語經歷過三個階段，哪個階段是最靠譜的？日本兵怎麼跟中國人交流？

事實上，「死啦死啦」等第一階段使用的日語才是當時的在華日語正宗。和「小孩，你滴明白？」一樣，他們都屬一類詞，並且還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叫做「兵隊支那語」。

這種影視劇中常見的奇怪漢語並非沒有來頭，抗日戰爭期間，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的交流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一種叫做協和語的中介語言。

自1931年日軍佔領東北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大量日本人來華，不可避免要和中國人打交道。高級官員有翻譯，但普通日本軍民顯然沒有這個條件。由於漢語和日語發音相差較大，互通性極低，中介語言應運而生。

對學生進行奴化教育，讓他們用日語背所謂的「國訓」

為了與中國人交流，日本人在佔領區往往推行所謂的「皇民化教育」，日語教育是重點內容。台灣就在幾十年的日語教育後培養了大批會說日語的民眾。但日軍在中國大陸活動的時間不很長，且長期處於戰爭狀態，語言教育效果十分有限。

日軍發行的速成標準日本語教材

教中國人學日語不好辦，讓日本人學漢語是否可行呢？NO！當時的侵華日軍相當自大，覺得中國文化是劣等的「支那文化」，不值得學習。而在中國的日本軍民絕大多數都是第一代移民，相對集中地居住在軍營、開墾團等地，無法指望他們能夠有效學習漢語。即使日本軍方從甲午戰爭初期就開始編撰《兵要中國語》、《日清會話》、《速成滿洲語自修》之類的教材，絕大部分的日本軍人漢語水平還是非常低下。

在雙方都不諳對方語言的情況下，說一種不中不日、又中又日的語言，就成了歷史的選擇，此即所謂的協和語。這種語言既不是純日語也不是純中國語言，而是日本語言和中國語言之間的變種。它是以日語為主體，或者說以日語辭彙作為主詞，將日語辭彙儘可能地代替漢語辭彙，以便讓日本人能聽（看）懂中國人說（寫）的是什麼意思，也能讓中國人聽（看）懂日本人說（寫）的是什麼意思。

協和語是個什麼鬼？

關於協和語，國人最熟悉的就是「你的，什麼的幹活」「死啦死啦的」「金票的大大的有」「咪西咪西的幹活」這樣的奇奇怪怪的話，好像每一句都少不了「的」字。

其實這是因為日語屬於粘連語種（即粘著語類型），也就是說，日本人只要是說話、寫文章，都離不開後邊的助詞與前邊辭彙或單詞的粘連，於是就用了一個屬於萬金油性質的「的」字，作為「協和語」里的後綴，這個「的」字什麼場合都可以用。國人耳熟能詳的「你的，良心大大的，他的，良心小小的」中的「大大的，小小的」的標準寫法是多々的（たーたーでー）和少々的（しょーしょーでー），原本指的是多和少，主要流行於華東地區。「死啦死啦」的標準日語寫法是すらすら，對應的標準中文是「死了死了」。

除了廣為人知的「的」，協和語還有很多種。

有的協和語是改變漢語辭彙原義或詞義混雜而生造出的詞。

如「獻納金屬」，「御用掛」（溥儀的監護人、貼身秘書、聯絡官），「勤労奉仕」（勞動服務），「車票提漲」（提價）等等。其中「獻納」「御用掛」「奉仕」「提漲」就是生造詞。再如「紛投」（紛紛參加），「振刷」（振奮）。

還有一部分是直接引用中國人似乎能聽懂的日語辭彙。

如「労働組合」，「勤労奉仕」，「労働力」（勞力），「遠足」（郊遊），「従業員」（職工，工作人員），「出荷糧」（出荷的日文含義是運出貨物，強制農民交出糧食），「手続料」（手續費），「料理」（菜、炒菜），「料理屋」（飯館），「寫真」（攝影），「苦力」（工人），「萬年筆」（自來水筆），「看護婦」（女護士），「映畫館」（電影院），「通勤」（職工上班），「割當」（分配、分攤）、「表題」（標題），「志望」（願望），「放送局」（廣播電台）。

有些日語的發音很像中國的某種事物或物件名稱，也成了協和語。

如，「軲轆馬」就像帶有軲轆的馬，其含義是人力推車，或電瓶車。「非常口」電影院非常時期的出口，即「太平門」。「便所」大便之所，即廁所。「滿員」即客滿。「勞金」（工錢），掙錢說成「吃勞金」。「浮浪」即無所事事的流浪人。「貓哭透」日文漢字是「默禱」，含義是對死者默念、默哀。「郵便局」郵遞方便的地方，即郵政局。車站叫「駅」（yì），類似中國過去的驛站。

再有，中文語法是主-謂-賓結構或動賓短語，而「協和語」說法按日語語法骨架，改成主-賓-謂結構或「賓動短語」。

如問：「你吃飯了么？」他回答「飯的，吃了」。再如「三賓的給」（扇嘴巴），「通行禁止」，「煙火禁止」，「糧谷出荷」，「員滿」（滿員，客滿），「糧食配給」（限量分配供應糧食），達到××地說成「××著」。

甚至直接用日語代替中國語言。

如，把草墊子說成「榻榻米」，把提水的小鐵桶叫「巴蓋子」，把學習說成「便——可要（『可要』連讀）」（日文漢字為「勉強」），把嚮導說成「按奈」（日文漢字為「案內」），把「好了，對了」說成「腰西」，把混蛋說成「巴嘎呀路」。

作為一種兩個人群臨時的交流工具，協和語與一般語言相比特點十分鮮明。

首先是較低的辭彙量。

協和語前身是侵華日軍所謂的「大兵中國語」，即臨時用語，表達上不會追求語言的豐富精確，對方能聽懂就行。辭彙往往局限於簡單交流，如「要不要」、「你的」、「我的」、「他的」、「買不買」、「多兒錢」、「幹活計」、「來」、「什麼」、「王八」、「沒有」之類。相應的，協和語在句式上也比較固定，方便在不同場合機械套用。

其次，作為漢語和日語混合的產物，協和語也會引入一些通俗易懂的日語辭彙。

中國人熟知的「喲西（よし）」、「咪西（めし）」、「哈依（はい）」等日語詞，很大程度上就是協和語。而諸如用「料理」表示「菜」、「便所」表示「廁所」、「料金」表示「費」、「出荷」表示「交公糧」之類的日語漢字詞就更常見了。

此外，協和語受日語影響，出現了謂語後置等一般在漢語中不會出現的語法特徵。

而由於辭彙和表達上的局限性，協和語中語詞重複就有了重要的語法功能，如表示強調等等。

以上這些特徵導致協和語與正常的漢語、日語差別都很大，如一句簡單的「你把這個給我」，協和語的表達則是「你的，這個，我的，進上」。而「我吃飯」則用中國人聽來非常奇怪的「我的，咪西咪西，幹活計」來表達。

這兩個短句頗能體現協和語的特徵，辭彙和句法都非常簡單。謂語放在了句子最後，使用了重複的日語借詞めしめし（咪西咪西）。而濫用「的」這個受日語影響產生的習慣正是中國人印象中侵華日軍說話的一大特徵，所以各種抗日神劇中「大大的有」、「你的」、「花姑娘的」之類的說法並非完全臆造。

值得一提的是，在老版《地道戰》中出演山田太君的王孝忠老師是在偽滿洲國長大的，自幼不僅受的是日語教學，還耳渲目染了那些從軍中退伍來到學校當學監或是任教老師的日本前軍人的行事作風，所以後來才能在片中能熟練地操一口還原度極高的兵隊中國語。

連環畫《雞毛信》插圖

「太君」不是協和語？

長期以來困擾廣大國人的還有「太君」一詞。這一詞也常在文學作品和影視劇中出現，比如連環畫《雞毛信》插圖，海娃給「鬼子」帶路，對話中有「太君」一詞。

當初中國人真的是這樣稱呼日本人的嗎？

在戰爭親歷者的回憶中，這樣的用例很多。例如，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林口縣龍爪慘案的倖存者回憶：

「1935年12月的一天，一個日本軍官同翻譯嘀咕幾句後，向工人大聲喊：『馬鬍子（指抗聯）的有？』翻譯接著說：『今天皇軍來沒有別的事，你們不要害怕，太君問你們見沒見到抗聯，說出來皇軍有賞。』有工人說：『馬鬍子從沒來過。』『太君』說工人說謊，又一個個追問，工人們都說沒見到『馬鬍子』。『太君』大怒，說工人們私通抗聯，良心大大地壞了。命令日軍將工人們統統槍斃。『太君』一聲令下，日軍便架起機槍，突、突、突……」

同樣，原河北定州北疃村青年抗日先鋒隊隊長李德祥也這樣回憶過：

「1942年5月的一天，為了保命，我用在東北學的日語與這個鬼子說話：『我的良民的幹活。我的米子（日語，水）的米西米西（日語，吃），我肚子疼。』鬼子問我：『你的良民？』 我點頭，『太君，我的良民的幹活。』」

按大多數國人的理解，「太君」一詞絕非中國本土製造，應當是日語或者協和語。但是，協和語中並無「太君」一詞，日語中更是沒有。既非協和語，又非日語，那麼用來稱呼日本兵的 「太君」一詞究竟出自何處？

藉助日軍的戰場記錄及當時在華日本人的回憶等資料可以發現，關於中國人對日軍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稱呼，出現較多的是「大人」二字。

日本學者齋藤邦雄著《陸軍步兵故事匯》，插圖中有「大人」一詞

出現在日方資料中的「大人」，讀音共有三種，即「Daren」、「 Tairen」（或寫作「Taren」）和「Taijin」。三種讀音中，「Daren」和「 Tairen」（或「Taren」）顯然是對中文讀音的模仿，值得注意的是「Taijin」的發音與用法。可以認為，日本人之所以特意將「大人」注以「Taijin」的讀音，是為了表示其聽到中國人所講的就是「Taijin」。至於這個「Taijin」是中文還是日語，當時在華的日本人也說法不一。

並且對於這個詞，日本兵認為是中國話，而中國人卻認為它是日語。在日常交流中，「Taijin」讀音難免會有些走樣。於是中國人就取其諧音，將「Taijin」一詞以古已有之的「太君」（Taijun）二字讀之、用之，並理解為代表「長官」之意。而日軍則把新晉的「太君」（Taijun）當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語「大人」（Taijin）或新掌握的「大兵中國話」「大人」（Taijin）加以接受。所以，「太君」應是中國人對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國話」中「大人」（Taijin）」一詞的音譯，而非日本兵主動使用的協和語。

本文綜合以下文章整理：

跑路途中的小熊貓《抗戰時的太君都是怎麼說日語的》

楊滿良《「協和語」 和日本在東北的奴化教育》

大象公會《日軍為什麼愛說「大大的有」 | 大象公會》

孫雪梅《為何稱「鬼子」為「太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