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對待自然的態度

究其實質，老子「生態智慧」價值取向作為對中國古代諸學說之精華的集大成，是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及其以降諸學說之源，中國傳統文化中「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價值觀的根在老子那裡。歐洲中世紀重農學說創始人魁奈在《自然法則》一書中曾說：「自然法則是人類立法的基礎和人類行為的最高準則。」

「但所有國家都忽視了這一點，只有中國例外」。此言誠是。受老子「生態智慧」價值取向影響，中國人形成了整體統一的宇宙觀，以這種宇宙觀觀照世間萬物，皆是有情、有義、有生命的體現。天地含情，萬物化生。人與天地自然相互聯繫，相互依賴。天賴人以成，人賴天以久，正因此，整個宇宙的大化流行才得以實現。

老子以降的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自然宇宙的生命情感具有和人類一樣的誠明之德。「誠者，天之道」，「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呂氏春秋·無私》天地自然把自己至善至美的道德價值賦予人類，人類又可以通過善性的道德修養去領悟自然宇宙之真諦。這個真諦即是天道、地道，也就是現代人所說的自然法則、自然規律。認識了這種法則和規律，即如莊子所說「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達到精神境界的至高無尚，在自然宇宙中「逍遙遨遊」。或如孔子所說的「知天命」，達到對天地自然和人生的大徹大悟。

因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暫的，而自然宇宙的生命則是無限的、持久的，要使人的生命趨於完善和偉大，就必須和宇宙生命相聯繫、相融通，從大自然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古之聖人並非天生偉大，只是因為他們能夠「法象天地，贊天地之化育」，能夠「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伏羲氏所以能王天下，就是因為能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中通萬物，懂得自然宇宙必變、所變、不變之大法則，掌握了自己知變、應變、適變的本領，做到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所以才成為不朽的聖人。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強調「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天人和諧」。人們愛蓮，是因蓮有出污泥而不染的純潔德性。孔子觀水，而產生「逝者如斯夫」的人生感嘆。蘇軾觀竹，有「其身與竹化」之聯想。李白觀月，有「低頭思故鄉」之意念，等等。這些都是天人感應意境的體驗。

人與自然和諧的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歷代詩歌、繪畫的影響尤為突出。寄情山水，嚮往田園風光，崇尚大自然之美的作品舉目皆是。人們從中體察造物主之生意，領略自然宇宙的生物氣象，得到大自然的仁愛，「與天地同流，與萬化同歸」(孟子語)，「與天地同壽，與日月同光」(屈原語)，使人的精神境界達到出神入化，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更加完善和完美。人與自然能和諧相處，人不是被動的、消極的，而是主動的、積極的。因為在「天——地——人」這個整體宇宙系統中，人居其中起著重要作用。

人與天地既鼎足而立，又與天地合而為一;既受天地自然的制約，又有駕馭、統領、管理天地自然的本領。人能夠統合天地，彌合天地自然之不足。這裡特彆強調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對大自然的創造力，不是盲目的、不是功利性的、不是強制性的、不是破壞性的，而是「順天應時」的。即通過對天地自然規律的體認和把握，加以巧妙地開發和利用。荀子強調做事要「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所不為矣。」《荀子·天論》。《周禮·考工記》則認為：「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這個「巧」字，就包含著人類的智慧，或者說早期的科學技術。中國人做事向來強調天時、地利、人和，既要尊重客觀規律，又要重視人的積極因素，如是，則可「事半功倍」、「巧奪天工」。

一是從對大自然的和諧觀念出發，引出對大自然的親近、友好、愛護之情。天人合一、天人相通的觀念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結構的重要一端。在人與自然的和諧生存中，山林是文人士子最重要的精神家園。陶淵明所描繪的桃花源已經溶入中國人的精神譜系中，成為後世文人一個揮之不去的夢影。高官巨賈也罷，文人騷客也罷，「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始終是他們魂牽夢繞的嚮往。

宦海沉浮，名利得失，世事榮辱，人情悲歡，原不過是過眼煙雲。只有在山林的嘯聲中，疲憊的心靈才得以慰藉;只有在田園的翠色里，緊張的精神才可能松馳。「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所以，范蠡功成後即歸隱山林，泛舟於西湖;王維位居右丞，還是常常「悵然吟式微」;蘇軾文壇泰斗，官至翰林，卻也時時想「江海寄餘生」;就連壯懷激烈的岳飛，也流露出「痛飲黃龍」後解甲歸田的意願。

二是由對大自然的熱愛又進一步推及到保護大自然。儒家的仁愛，是待人與接物的統一。由仁愛而引發的社會管理原則和處世準則，基點在於保障人事的和諧，進而推及保障人與自然的和諧和保障大自然內部的和諧。如荀子提出的「群道原則」即包含人、自然及人與自然之間三個方面的和諧平衡，他說：「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

《荀子王制》善群就是善治，群道當就是治理有方。同時，荀子又主張對大自然的取用要和養護相結合，建立合理的生態結構，要畜養殺伐不失其時，注意保護自然資源，他說：「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只有保障人與自然資源之間兩者相持而長，才能使「相食養者不可勝數，固有餘足以食人」《荀子富國》。

保護生態平衡的思想，在中國傳統的農業生產中尤為突出。如農業的撂荒、休閑、輪作等，都是用養結合，維護農業生態平衡的重要措施。中國歷代五朝，都注意防止濫捕、濫伐、濫殺。據《禮記·月令》記載，每年的春季，當草木繁茂生長之時，政府都採取「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禁止伐木，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竭川澤，無漉陂地，無焚山林」等項保護生態環境的措施。在中國的傳統中，植樹造林，修橋補路，一向受到人們的讚揚，大力提倡。歷代政治家也都注意植樹造林。如漢宣帝時渤海太守龔遂勸民務農桑，三國時魏郡太守鄭渾令百姓植樹為籬，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中對植樹的具體規定，明初朱元璋令屯邊軍士每人植桑百株，近代孫中山更是大力倡導植樹造林，至今我們仍把孫中山逝世的3月12日定為植樹節。

三是在人與自然和諧觀念下形成了有著真正經濟學意義上的超然卓識的財富意識。在中國人看來，財用出於山川，百物生於大地，大自然所提供的一切，包括山川、河流、海洋、草原、森林、空氣、陽光等，即現代人講的整個生態環境，都是寶貴的財富，都是大自然對人類的恩賜。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大自然默默地為人類提供著豐富的生存資料，具有奉獻者的美德，我們怎能再去貪得無厭地掠奪呢?至於人們通過各種手段聚斂的錢財，與大自然所擁有的巨大財富相比，簡直微不足道，不值得去貪婪地追求，因為那樣不但損害人的美德，而且也妨礙了自然生命的完善。

所以，中國人向來崇尚節儉，反對奢侈浪費。這種民族性格應該說是中華民族基於對自然財富的價值取向而形成的一種高度的、超越現實物質享受的民族自覺，是對大自然的深層次的文化認同。這種自覺和認同把物質財富的增長、經濟的發達、社會的發展，都置於人與自然持久和諧、共同增長、共同豐富、共同完善的原則下，規範著人們的行為。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中國長期存在的「均平」思想，不單指人間分配的均平，應當還有更深層次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均平，強調人對自然財富的取用要有節制，要與自然財富的增長相適應，以達到人與自然同步、和諧、持久地共同增長。

四是中國人對科學的價值判斷來自對自然的價值取向。中國人認為，發展科學技術的目的在於體認人與自然宇宙的關係，在於把握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和命運，在於完善人的心靈，也在於完善自然生命，更在於人與自然的持久和諧。如中國的天文學，目的在於體認天的客觀規律，使人更好地適應之;農學則在於認識地理及四時的變化規律，人們適時地運用這個規律，使萬物得以繁盛，這一方面豐富了自然生命，另一方面也為人類自身生命的豐富提供了可靠的物質保證;至於中醫學，更是把個人小宇宙和整體大宇宙相聯繫，調整人體與自然的錯位，找到醫治的方法，尋求養生之道。

同時，中國很早就注意到了科技的負效應問題。道家的返樸歸真思想，莊子提出丟掉功利意識，不為物質所役的思想，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對科學技術的反動。它是世界上最早體察和預見到科技負效應的理論，只不過是一種早熟的、超前的理論。但它反映了中華民族的才智，有其合理的內核，對凈化人生、防止科技的非倫理化有著深刻的啟示。

人類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是真善美，但在追求中又有各自民族的特點。中華民族總的來講，是追求善美真，把善放在第一位。善的涵義不單在於人間的善，還在於自然生命的本善，更在於深層次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和善。因此，善是最博大的、涵蓋一切的。科技發展的最高價值判斷，只能是善。吸取老子「生態智慧」價值取向的精華，中國傳統文化始終是把善作為科技發展的最高價值判斷標準的。它體現了中華民族、也體現了整個人類對自身命運和自然命運的終極關懷。

老子「生態智慧」價值取向作為一種以天人合一、天人和諧、天人相通為特點的整體思維方式，已穿透歷史的重重帷幕，跨過時空局限，對西方人的思維方式產生重大影響，並由此而引發了一場皆在重新確立人與自然新關係的關於自然價值觀或宇宙觀的革命。

在西方文化傳統中，家園觀念同樣是以自然環境做底子的，生態學Ecology一詞本就是從希臘語詞根「Oikos」(家園、住所意)演變而來。彼得大帝在聖彼得堡的冬宮，由於地處市區，無法像他的夏宮那樣遍植大樹，或許僅僅是由於離不開樹木的原因，竟把整個屋頂裝成綠色，遠遠望去，特別是從高處往下看，宛如一片森林。由此看來，在人類的精神殿堂，從來不缺乏大自然的位置，人類或許從一開始，就知道綠色是生命的顏色。

聖雄甘地說：「地球可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但地球滿足不了人類的貪慾」。在人類追求更豐裕的物質生活的過程中，在由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的過程中，森林銳減、物種滅絕、沙漠蔓延、乾旱頻繁、水源污染、酸雨肆虐、臭氧層破壞、溫室效應加劇，人類有史以來從未遭受過大自然這樣無情的報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人類對大自然的每一個勝利，都遭到大自然的無情報復。嚴酷的現實促使西方的有識之士把目光投向中國，投向中國以老子「生態智慧」價值取向為基準的傳統文明。

20世紀初，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考察了中西文化之後，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他認為，中國文化的理性主義是對世界的合理適應;西方文化的理性主義則是對世界的合理宰割。應該說，中國文化的自然價值取向，對當代的環境保護與社會發展是適應的，因而是合理的;西方文化的自然價值取向，對世界的宰割，特別是對大自然的宰割是確實的，因而是不合理的。英國當代生態學家愛德華·戈德史密斯把人類對大自然功利性的宰割稱之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由於這場戰爭，「大自然在崩潰、在衰亡，其速度之快以至讓這種趨勢繼續發展，自然界將很快失去供養人類生存的能力。」

當代芬蘭學者佩克·庫西則從另一個視角指出，人類已被失去理性的發展信念沖昏頭腦。以鐵面無情的競爭為主宰的統一市場經濟，把我們絞入了它那寵大機械的齒輪之中，於是我們陷入了最冷酷的文明漩渦里。

沉痛的反思伴隨著觀念的轉換，在西方，人與自然的關係被重新評估與認識，征服自然的觀念正被守護自然的觀念所矯正，人與自然相對立的傳統正為人與自然相協調的意識所取代。同樣是在20世紀初，以柏格森、懷海德為代表的生命哲學，第一次提出了自然宇宙是生命的有機體的觀念。到了20世紀20年代，阿爾貝特·史懷澤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哲學觀念，突破了「人類中心論」的局限，給了地球上一切生靈以平等的生存地位。此後，在30年代，萊奧波爾德又提出了大地倫理思想，對人類給地球帶來的污染與破壞提出了警告。

由於這些文化成就，一場以保護自然為主調的「生態倫理」運動在西方漸漸興起。為此，在老子提出「道法自然」、人在自然界面前應「無為而無不為」兩千多年後的1972年，以研究與解決「人類問題複合體」為己任的羅馬俱樂部，發表了它的第一份報告《增長的極限》，提出令世人震驚的「世界末日模型」，猛烈抨擊了向大自然無節制索取、人與自然對立的傳統增長觀念，把環境保護觀念提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到了1987年，挪威首相布倫蘭特夫人在一份名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統一起來。

五年後，全世界100多位國家首腦和政要雲集巴西里約熱內盧，第一次共同認真嚴肅的探討可持續發展問題，「可持續發展觀」的提出，給了社會、經濟、環境的協調發展較均衡的考慮，給了當代人、人類子孫以及地球上一切生物物種的利益公平的地位。這一新的動向表明，一個從破壞自然回歸到保護自然的新理念漸成共識，人類也將繼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後，進入到生態文明的新階段。

正是上述大背景，促使人們在進入21世紀之後，相當強烈地意識到，人類的未來完全取決於如何學會使自己的基本功能與偉大的自然進程相適應，完全取決於人類是否能夠建立起與自然的親和關係。於是，人們對老子「生態智慧」價值取向所張揚的人與自然相和諧的價值觀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老子關於「有狀混成，先天地生」的宇宙創生思路，深深地影響著當代英國著名的理論物理學家霍金。就宇宙起源而言，竹簡《老子》第一篇第一章里的「道」，與霍金在闡述宇宙起源的大爆炸理論時所運用的「奇點」概念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綜上，崇尚自然主義的老子「生態智慧」最能代表「從來不把人和自然分開」的古老傳統。這種傳統雖然同儒家思想一樣都主張「天人合一」，但不同的是，它並不認為人有什麼特別的不同，從來不主張對自然界「物畜而制之」，而是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老子「生態智慧」所張揚的對待自然的這樣一種態度，對於當今人類保護環境的主題思想和走可持續發展之路，以及實現生態文明，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和廣泛的應用價值。

來源：中國道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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