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擷珍之書法藝術：漢簡、遺書 芝索二聖故里

敦煌由於特殊的社會環境、自然環境和地理條件，不僅保存了大量的壁畫、彩塑藝術，也保存了大量的書法墨跡。誰也不會想到，在塵封千年的藏經洞里，在茫茫戈壁的烽燧遺迹中、在散於敦煌民間更多的「草聖」傳說里，涵蓋了包括敦煌漢代漢簡書法、張芝、索靖書法及現存的碑文書法等。其數量之巨大、書體之多姿、功力之深厚，令人嘆為觀止。敦煌書法的大量出土對研究我國古代書法發展史，特別是隋唐及魏晉、秦漢的書法藝術發展史方面有著不可估量的貢獻。

敦煌漢簡——載錄漢字演變

100年前，敦煌漢簡重見天日時，就曾轟動世界。1907年3月27日，英國人斯坦因在敦煌玉門關附近考察漢代長城線時，發現了一座削去頂部的烽燧，在對這座烽燧進行了專業的考古挖掘之後，獲得了大批簡牘，其中有一枚寫有「建武十六年」(公元50年)的紀年簡，證明這是漢光武帝時期的木簡。斯坦因沒想到的是，他的這一舉動在中國文化界會產生如此強烈而又持久的反應。他無意中打開的是一座罕見的漢代書法寶庫，那裡珍藏著中華先民最早的書法真跡。首批約3100枚敦煌漢簡被斯坦因運回英國，並被法國漢學家首先用於研究。之後國學大師羅振玉和王國維將斯坦因出土的敦煌漢簡資料整理成一部國學專著《流沙墜簡》於1914年出版。《流沙墜簡》的出版不但在文物考古界引起了轟動，更在中國書法界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國際書法家協會主席、《中國書法全集》主編劉正成先生形象地說：「漢代簡牘就像原子爆炸一樣，靈光一閃，在幾十年之間影響了書法藝術，一下子打開了書法家們創作的新天地，不僅改寫了中國書法史，更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以來的書法創作。

漢代筒牘是研究我國漢代歷史最珍貴的資料。同時也是研究兩漢書體演變和書法藝術的第一手資料。敦煌地區的漢代遺址中先後出土了約17480多枚漢代簡牘，在我國已發現的漢代簡牘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敦煌漢簡的出土，把隸書的成熟期由過去人們公認的東漢晚期提前到了西漢中期，從中看出古隸向漢隸轉化的劇變和成熟過程。漢簡書法承上啟下，開啟了後世的楷、行、草書。

漢簡時代包括秦代到東漢末期，大約400年，這正是中國古文字向今文字轉變的時期，也是中國書法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在學術上叫「隸變」，即漢字字體由篆書逐漸演變為隸書。敦煌漢簡的出土，把隸書的成熟期由過去人們公認的東漢晚期提前到了西漢中期，從中可以看出古隸向漢隸轉化的劇變和成熟過程。漢簡書法承上啟下，開啟了後世的楷、行、草書。劉正成說，敦煌一帶出土的簡牘完整地保存了從西漢到東漢書體演變的全過程，中國書法史上最重要的書體和文字的發展變化的坐標體系，在敦煌都能找到。而最早致力於敦煌書法系統研究，並出版過好多部專著的復旦大學教授、著名書法家沃興華認為，清末以來，傳統碑學遭遇了如何走到行草書裡面去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敦煌漢簡新材料的出現正好與書家們的探索一拍即合，形成二十世紀書法發展的一個新潮流。「現在有新的材料不但可以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老問題，也可以解決當代書法實踐中的新問題。利用敦煌遺書、敦煌漢簡，為碑學演變為行草書的研究打開新的出路，這就是我們這一代書法家的使命。」沃興華如是說。

敦煌遺書——書法藝術寶庫

光緒26年5月25日(公元1900年6月21日)住在莫高窟的王道士偶然間發現了藏經洞的秘密，自此，揭開了了一門顯學—敦煌學的研究序幕。敦煌遺書包括了由晉、十六國、一直到北宋的6萬多卷墨跡，對研究中國文字楷化時期的歷史及其書法藝術，是最豐富、最系統的第一手資料。敦煌遺書的書體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和地域特點，稱之為「經書體」。「經書體」源於漢代的「簡書體」，完成於唐代的楷體，是兩晉以後抄寫經卷的重要書體。它祥盡地記錄了中國文字隸變以後向楷書轉化的全過程，對文字的發展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據史載，敦煌藏經洞文書，上起東漢，歷經三國、兩晉、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北宋等十多個朝代，橫跨時空700餘年，包羅學科數十種，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交通、地理、曆法、契約、戶籍、醫學、數學、書法、音樂等，除漢文以外，還有突厥文、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粟特文、梵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代民族文字，是一座卷軼浩繁的古代圖書館。又因敦煌遺書絕大多數是手書寫卷，留下了世界上數量最多的中古時期書法墨跡，藏經洞還被稱為中國古代書法庫。

這些數萬卷經書的作者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索靖、陸機、衛夫人、王羲之父子，以至隋唐的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李世民、顏真卿、柳公權，五代的楊凝式，宋代的蔡襄、蘇軾等諸多名家為同時代人。也就是說，從4世紀與11世紀這樣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漢字字體從隸書到楷書和發展變化過程，敦煌都用手書的原件為我們保留下來了。據專家研究表明：敦煌的寫經是多層次的，從官方到民間的文書都有，能真實地反映我們古代社會實際使用文字的所有面貌，這是其他文獻裡面所沒有的。通常傳世文獻是經過編輯整理的，是上層社會精英文化的體現，而在敦煌寫經卷裡頭，從上層社會到下層民間所有的情況都可以體現出來。其書體之完整、年代之久遠、筆法之多姿、風格之奇巧、功力之深厚，令人嘆為觀之，是中國書法史上最完整、最鮮活的原始檔案，對書法史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敦煌遺書中藏有唐代拓本三種。有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柳公權書《金剛經》、唐太宗李世民書《溫泉銘》、還有王羲之《十七帖》臨本3帖。這些拓本和臨帖極為寶貴，與各個時代的寫經、寫本，均是極為寶貴的碑拓和墨跡珍品。敦煌書法還包括供養人題記和敦煌碑碣書法等內容，在莫高窟492個洞窟內的壁畫中，保存有大量的歷史墨跡。一為佛畫榜題，一為供養人題記，均為創作壁畫的畫工書寫。這些墨跡題記雖數量很多，但工拙不等，除少數精良外，大部分為畫工信手之作，多有錯別字。但書體具有古樸稚拙的鄉土氣息。敦煌地區遺存有唐代至清代許多碑碣。其刻寫的時代不同，書法的格調也各有干秋。其中唐初李克讓《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為碑中精品。其碑雖為楷書，但有魏碑風格，結體及用字怪異，為後世罕見之碑。

芝索二聖——閃耀歷史星空

誰也不會料到，地處偏遠的敦煌竟然是草聖張芝的家鄉。但說起敦煌書法，草聖張芝是繞不過去的。

張芝，東漢著名書法家，甘肅敦煌人。出身名門，他的父親張奐曾是威震海內的東漢大將軍，後遭排擠至敦煌。而張芝從小就無心政治，一門心思鑽研書法。朝廷三番五次下詔求賢，請他出來做官，他都不為所動，甘做布衣書生。張芝從小隨父母來到敦煌城，故居在敦煌城內東北隅效谷府，人稱北府張。張家門前有一大水池，張芝父親請人打制了桌椅，供張芝、張昶兄弟習文練字。每天做完功課，張芝就在池邊洗硯台和毛筆，年復一年，日復一日，把整個池塘的水都染黑了，「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一時傳為佳話。後人把書法稱為「臨池」，就是從這兒來的。張芝生活的時期，行筆遲緩且有波磔的隸書和字字獨立帶有隸意的章草都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要，代之而興的是書寫起來快捷流暢的「今草」，社會上形成了「草書熱」。張芝在繼承章草的基礎上，擺脫舊俗，獨創一體。在中國書法史上，張芝與懷素前後輝映，代表著漢唐時代草書盛行期的兩座豐碑。連書聖王羲之對張芝都要謙讓三分，他說：「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孫過庭《書譜》)，也就是說，古今書法，王羲之只把鍾繇與張芝兩人放在眼裡。自漢末至中唐六七百年間，在草書領域裡湧現了索靖、衛恆等這些傳於書壇的人物，更有王羲之、王獻之、張旭、懷素四位大師，他們的師承都源於中國書法史上第一位巨人——草聖張芝。其實，張芝的「名星效應」到東漢末期才顯露出來，今草書一出現就迅速盛行，欣賞者甚多，創作者甚眾，可謂名家輩出，形成了一股空前的狂潮。這種風氣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形成了中國書法史上的第一個流派。在張芝創立草書之後，書法才最終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而這門藝術在漢代形成了以敦煌書法為代表的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高峰期。

草書是中國書法藝術創作的最高峰。在敦煌出現張芝不是偶然的，也可以看出書法藝術當時在敦煌的發展和普及程度。張芝對敦煌書法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這一點在以後的敦煌經卷中的草書也可進一步得到印證。一個更中肯的評價是：張芝的草書將中國書法從實用中解放出來，將書法活動當作毫無功利性質的純粹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創作，於中國書法功莫大焉。

敦煌書法的代表人物除張芝外，還有索靖。索靖，字幼安，敦煌郡龍勒縣人，是張芝的姊孫。曾官至尚書郎、雁門太守、酒泉太守，拜左衛將軍。索靖擅長章草，與書法家衛瓘齊名。他的草書學張芝，而又有自己的風格。索靖作品傳世的有《月儀帖》、《出師頌》等，其中以《月儀帖》最為世人所重，此帖筆力堅勁、鋒芒畢露，個人特點比較鮮明，同記載中索靖書法面貌基本相符。索靖一生創作了一批堪稱典範的作品，後世認為他是繼承了張芝的余續，稱他為「亞聖」。2003年，一件相傳為索靖所書的章草作品《出師頌》在中國嘉德拍賣會上亮相，在文物界和書法界引起了軒然大波。這曾經是故宮最負盛名的一件藏品，被認為是西晉大書法家索靖唯一存在的真跡。後被宮廷收藏，1922年，此卷被溥儀攜出宮外。2003年，故宮博物院以2200萬元的天價從嘉德拍賣行中回購了《出師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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