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那些來中國的洋人們是如何學中文的？

文史 09-21

聽說前兩天老外們參加一個節目，考聽力的時候放了《江南皮革廠》，於是全都懵逼陣亡了。的確是大仇得報！筆者最爛的就是英語，從小到大這英語一直是我攻不破的門檻，幾次重要的考試也是英語拖了後腿。特別是英語聽力，你聽到的永遠不是正確答案，所以當時也想過將來老外學漢語，也放這種完全不著調的聽力。果然，面對《江南皮革廠》，基本都「陣亡」了。

其實，現在的老外學習漢語條件已經很好了，至少我們有專門的拼音、語法來系統地進行教學。而在歷史上，在沒有拼音的那個年代，洋人們又是怎麼學中文的呢？

明末開始，就有許多的外國傳教士來到中國。為了方便交流，這些外國傳教士就不得不研究中國的語言。

西方傳教士對漢語的認識，大抵表現出了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元代來華的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在其遊記中提到的漢語，歐洲人對漢語有了最初的認識。「航海大革命」時代，葡萄牙、西班牙傳教士的遊記、著述中都或多或少涉及對漢語的認識。

葡萄牙多明我會士加斯帕·達·克路士曾於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在廣州居住數月，其著作《中國志》曾這樣介紹漢語：「中國人在書寫方面沒有固定的字母，他們用字來寫一切，他們用這些字來組成單詞，他們有數量極多的文字，用文字來標明每件事物；因而只用一個字便可標明『天』或『地』或『人』，以及其他的東西。」

1575年（萬曆三年），西班牙奧古斯丁會士馬丁·德·拉達獲准出使福建，在其出使的報告中拉達表現出了學習漢語的困難，他認為漢語「是最不開化的和最難的，因為那是字體而不是文字。每個詞或每件事都有不同字體，一個人哪怕識得一萬個字，仍不能什麼都讀懂」。

而這一時期最引人注目的是1585年（萬曆十三年）西班牙奧古斯丁會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的《中華大帝國史》，書中很多對於中國語言文字的看法，可以稱得上是對那個時期西方人漢語看法的總結。

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曾德昭《大中國志》中提到，「中國今天只通用一種語言，即他們稱呼的官話。當他們在認真地、慎重地把他們的政體介紹到別國時，也把他們的語言傳去，所以至今官話已傳遍全國，有如拉丁語之傳遍歐洲。但一般說來，每省仍保留自己的方言」。至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法國耶穌會士李明在《中國近事報道》中提到了中國的官話「在南京省，那裡的聲調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聽」。

萬曆年間來華的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就表達了這樣的感受，認為漢語含糊不清：「每個發音的字的確切意義是由它的聲調質量決定的，這就當然增加了學習說這種語言以及聽懂別人的困難。我要冒昧地說，沒有一種語言像中國話那樣難於被外國人所學的。」

歷史上那些來中國的洋人們是如何學中文的？

徐光啟與利瑪竇講道

儘管19世紀後，歐洲人心目中的中國光環已逐漸消失，但各國在中國的殖民擴張正如火如荼，因而學習漢語的熱情反而更趨高漲，對中國文化的研究熱也並未退潮。許多漢語讀本的出版地在歐洲，而且在歐洲主要語言里都有譯本。因此漢語讀本的影響力絕不止於在華的西方人，而是波及整個歐洲大陸乃至其他地區漢語教材的編寫。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在問世20餘年後仍然被俄國學者認定是最好的漢語課本，素有學習漢語傳統的日本人也稱之為當時「不僅在北京，即使在世界上」也是「唯一合用的教材」。

在這一類的漢語讀本上，採用了英漢對照的方式。中文部分按照中國當時的傳統，採用豎排的方式，閱讀順序自右至左，而歐洲語言部分橫排，自左向右。同時，對中文部分的生僻字詞，在當頁進行注音並釋義，而且運用西方近代語法學的研究方法進行詳細的語法分析。這種獨特的體例，既帶給讀者新鮮感，又相當實用，使讀者對中國的語言文字和文學有直觀感受，便於西方人學習中文，同時也使讀本成為中國人學習外語的教材。

讀本中收錄了眾多的小說，觸及的題材體現了中國的傳統道德或特有的社會歷史現象及宗教信仰，包括孝行當先、行俠仗義、歷史故事、科舉考試、吸食鴉片、佛教及道教的因果報應、轉世輪迴等本土宗教觀念，而對故事的演繹就也相應地變成了對作為一種民族文化的中國性的基本意義的傳播。

不要小看了這些小說在洋人心中的地位，許多人都是從小說中學會的漢語。

施約瑟(1831一1906)，出生於立陶宛陶羅岡的貧寒猶太家庭，很小就掌握多種語言，他曾留居德國，後遷居美國加入教會組織，並獲俄亥俄州教區神學校神學博士學位。1859年（咸豐九年）春，施約瑟被派往上海，在輪船艙室里開始學習中文；數月後抵滬，供職於虹口的教堂。

施約瑟在申城傳教的同時，努力攻克語言關。此時外國人學習中文沒有西方意義的文法可循，面對數萬個方塊字和大量同音字，以及平、上、去、入四聲的區別，施約瑟真有點暈頭轉向。憑著自己的語言天賦，施約瑟每天至少用9個小時學習中文；他把《三國演義》選為「課本」，一遍遍地反覆誦讀，遇到難點就及時虛心向別人請教。通過刻苦鑽研，他終於能熟練地運用中文。而且，施約瑟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不斷對自己提高要求，所以他不僅熟悉文言文，也能講比較流行的白話，還懂得傳教地區的方言。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曾這樣贊誇施約瑟的中文水平：「當日說國語而能將其成語應用自如的，沒有別的人可以和他相併。」

三年後，施約瑟被調往北京。在北京的10餘年裡，施約瑟除了參與傳教活動，還主持翻譯了一種白話本《聖經》；他也曾希望編纂一部蒙古文英文詞典，但由於多種困難未能如願。

1877年（光緒三年）秋，施約瑟成為上海教區主教，到任時決意在滬創立一所新的教會學校。嗣後，他通過出租虹口教產預收15年租金和募捐等方式籌款，在蘇州河曹家渡以西購下地產籌建聖約翰書院。

1879年（光緒五年）4月，聖約翰書院第一幢校舍奠基。它的所在地是蘇州河大轉彎形成的河套，三面環水。環境幽靜，風光旖旎，一棵參天古樟濃蔭如蓋，非常適合作為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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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聖約翰書院舊影

不要小看這個聖約翰書院，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聖約翰書院正式升格為聖約翰大學。後來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進程的一批人都是從這裡出來的。例如外交家施肇基、顧維鈞；政治家宋子文、俞鴻鈞、嚴家淦、鍾士元、魯平；教育家張伯苓、張建邦；作家林語堂、劉以鬯；企業家榮毅仁、劉鴻生、吳舜文；建築師沈祖海、張肇康；宗教人士丁光訓、徐誠斌；經濟學家蔣中一；以及宋子良、宋子安、孔令侃、俞大維、錢紹禎、陳從周、鄒韜奮、蕭孝嶸、史久鏞等人。著名建築師貝聿銘則為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之畢業校友。

雖說外國人對閱讀小說學漢語的方法達成了共識，然而，19世紀迫切希望學以致用的西方人很快就發現，通過白話小說學習日常用語存在一個實際障礙：「儘管中國的通俗語言深深地植根於她的文學，但是，我們正在論及的小說著作中仍有很多成分太古典了，並不適用於日常生活。」針對小說語言過於古典，有些用語則因過時而顯得不實用的狀況，運用時下使用的官話對其進行改編就顯得十分必要。同時，受制於語言教材的篇幅，作品在內容和結構上往往也有所調整。最突出的例子便是《漢語入門》，該書往往節選《今古奇觀》某一篇的入話或正話，或將人話、正話分別編成兩篇課文，保留情節結構，文字部分則全部用當時通行的口語改寫，使其更加通俗易曉，生動自然。

曾任華文大學首任校長的英國牧師翟雅各出版的英漢對照小冊子《李汧公窮邸遇俠客，夏龐蒂埃法漢對照《李謫仙醉草嚇蠻書》，只選取單篇，中文部分也都經過文字潤飾，將一些生僻的或過於文雅的字眼改為通俗易懂、規範化的口語。

要說到當時對漢語研究的比較深入的，不得不提到創辦了《中國叢報》美國第一位基督新教來華傳教士裨治文。1832年（道光十二年）在廣州創辦了這本刊物後，19年間先後在廣州、澳門、香港、廣州等口岸共發行了20卷，1851年停刊。該刊詳細介紹了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風俗文化、山川地理以及外國人在華活動情況，不僅是西方研究中國的重要資料來源，也因其歷時之久、內容之豐富而成為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的外文期刊之一。

從創刊的第三年起，該刊相繼刊登了裨治文、衛三畏等人的一些以漢語為主題的文章，總共31篇。這些關於漢語的文章的最主要作者是該刊主創者裨治文，一人便發表了10篇。在這10篇文章中，有5篇涉及漢語語音、語法、文字和詞典等問題。

裨治文在《中國叢報》上發表的關於漢語的文章，廣泛地向在華外國人，特別是基督新教影響下的外國人，介紹漢語的內在規律，擴大了他們對漢語進而對中國文化的進一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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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治文資料圖

裨治文初到中國時，清政府「禁教」政策尚未解除，只得寄名於同孚行，在馬禮遜的指導下開始學習中文，並為當時來華的美國商人從事宗教服務。馬禮遜安排自己的中文老師教授裨治文。這位老師被裨治文描繪為「一個經驗豐富的教師」，每天教授他學習一個小時左右。

裨治文還聽從馬禮遜的建議，首先學習廣東話，因為在與當地人的交往及講道中，方言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當然，裨治文還學習官話，這使他的任務量增加了一倍。裨治文在給美部會的信中也稱他還將學習粵語，「它與官話以及其他方言的區別只是發音不同，漢字的書寫在各地都是一樣的」。

除了得到了一些有用的建議外，裨治文還在另一封信中熱情地稱讚了馬禮遜所提供的幫助：「除了給我各種指導外，他還在他的英國書商那裡訂了一套《漢語字典》送給我；並且在我收到那套字典之前，他從東印度公司的圖書館借了一套給我使用。此外，他還送給我三四十本中文書籍，都是馬上就用得上的。」除了上述書籍外，馬禮遜還為裨治文提供了學習語言所需要的書籍，包括他本人所著的《廣東省土話字彙》，一部《聖經》中文譯本，以及《四書》和語法說明書。

對早期傳教士來說，數千個漢字和習慣用語是漢語學習的一個巨大挑戰。從裨治文的報告和書信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在漢語學習過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在學習漢語後不久，裨治文在給父母的回信中說道：「為了掌握漢語，我必須全身心地投入學習。」裨治文很清楚掌握漢語對未來傳教工作的重要性，他告訴伊瓦茨：「將來發放書籍、宗教手冊以及與人交談等，都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熟練使用漢語，只有學好了漢語，才能有所作為。」

即使是夏天去澳門療養，裨治文依舊花大量時間學漢語。就像他給盧克麗霞妹妹的信中所說的一樣，離師長馬禮遜更近了，學習語言更方便了。裨治文在1830年11月向美部會報告說，每月花16美元聘請了一位50歲上下的先生做他的中文老師。他甚至還考慮到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去學習，後來，時任學院院長的塞繆爾·吉德說服了他，告訴他不如留在廣州，充分利用身邊中國人說粵語的語言環境。

和許多傳教士一樣，憑藉超凡的天資和刻苦學習，「在馬禮遜和他那部偉大字典的幫助下，裨治文在三年時間之內很好地掌握了中文，於是他開始用中文主持日常的宗教儀式，翻譯和寫作可被中國人接受的小冊子。

裨治文入華後的19世紀30年代前後，歐美世界對中國的興趣不斷增加，大量冒險家、商人、傳教士進人中國，由於當時中國政府不容許公開講道，傳教活動只能暗中進行。刊印並散發宗教書籍和手冊，成為傳教士首先想到的辦法。為了將基督教的精神要旨傳達給中國人，同時也為了讓來華外國人更好地了解中國，裨治文一到中國就表達了在澳門或廣州設立教會印刷所的願望，而印刷所的用途「一是把中國的文化告知西方人，以引起他們對其億萬民眾精神和社會福利的興趣並支持他們；二是希望把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廣泛地傳播到中國大地上」。而馬禮遜也急切地想要在中國建立一家教會印刷所，因為他清楚，如果能辦好這樣一家印刷所，不僅能夠激起人們對傳教活動的廣泛興趣與支持，還能為傳教士們的智慧和才能提供一個良好的平台。

1831年，「位於紐約布立克街的長老會教堂送給廣州剛剛建立的美部會傳教團一台印刷機和一套鉛字，因為他們認識到，印刷品對於改造異教徒的工作是大有幫助的」。印刷機於同年12月運抵廣州，鉛字也於次年4月運至。美國人奧立芬對辦報紙的積極響應和大力支持，不僅答應承擔出版方面的虧損，而且願意出資新建辦公樓以作編輯部之用。馬禮遜等人商議後，決定聘請裨治文為編輯，每月出版一期，並將該刊物定名為The Chinese Repository，後人將其譯作《中國叢報》。其出版宗旨為「讓外國人認識中國，了解中國，向海外報道中國各方面情況、中國所發生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給中國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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