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儒學 09-02

名家鑒賞

這裡有美好家園的回憶，有理想世界的嚮往，有廣博生命的呼喚，還有超越千年的夢想和希冀……它們是熱烈的，是欣喜的，是寧靜的，是尋思的，給人遐想和啟迪。它們或沉雄、或婉約、或粗獷、或細膩，只有色塊和線條在無聲地流淌，向人們敘說美麗的故事，讓讀者在賞心悅目中認識書畫之源遠流長與創新拓展。

——盛世丹青書畫網

傅山丨落筆如雲煙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談到傅山（字青竹，改字青主），我們總會想到梁羽生武俠小說中的絕世高手傅青主，而實際上歷史上確有其人，今天我們就來談談這位「高手」傅山。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書法風格的變化，是政治力的因素，或者是大師風格的領導，似乎已經不是一個新穎的話題，傅申先生曾以專文申論，大師的出現，對書壇就像是一種基因突變般的衝擊。於是新的風格興起，直到下一個突變的發生，就像是達爾文的進化論一般；而政治力介入風格的例子，打從唐太宗崇尚王義之的書法起，便似乎成為一個必然發生的現象。書法史因而豐富且屢屢突破新局，耳目一新。然而，隨著書體的完成以及書技的成熟，風格突變的幻技己經漸漸成為另一種群體創造的結晶。

所以我們要談傅山。

傅山所處的17世紀，是一個政治力與風格突變急速交錯的詭譎時空。傅山的一生，被 "甲申之變"（編按：崇偵帝登煤山自縊身死，明朝滅亡。是年為甲申年。）硬生生切成兩段。傅山所見證這清客相轉為學者相的世紀，出現了許多帶有神奇色彩的書畫家，如王鋒、倪元璐、八大、石濤，傅山也以一介儒醫的身份，除了在藝術上的抒發之外，還以他獨特謎團般的鴻爪，為後代的書學 (尤其是金石學）參與留下了至為重要的痕迹。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聞六月十九日，傅山生於山西太原附近的陽曲縣。20歲那年便成為領取政府薪餉的廩生，這原本是條通往科舉的道路，但傅山似乎已經對明王朝的風雨欲來有所領悟，"遂讀十三經，讀諸子，讀史至宋史而止，因肆力諸方外書"。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傅山曾回憶道："吾八九歲即臨元常（鍾繇），不似。少長，如《黃庭》《曹娥》《樂毅論》《東方贊》（王義之）《十三行洛神》（王獻之），下及《破邪論》（虞世南），無所不臨，而無一近似者。最後寫魯公《家廟》，略得其支離。又溯而臨《爭坐》，頗欲似之。又進而臨《蘭亭》，雖不得其神情，漸欲知此技之大概矣。」

在沒有早期作品留下的情形下，我們只能憑這條文獻知道傅山早年的書法是由二王的傳統入手，並無漢魏碑刻的臨習。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然而傅山的書畫世界卻並非如此狹隘，他自青年起便對篆刻下了功夫，作品上鈐的印章許多都很可能是出自他自己的刀章，從他在四十來歲所留下的《嗇廬妙翰》及《妙法蓮花經》篆書冊頁所見，他對於古文字大小案書在明末之時就有興趣了。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傅山也是一位早慧的文物鑒定家，明亡以前，他就以此聞名于山西，這當要部分地歸因於他與韓氏兄弟的交遊。明代山西的書畫收藏數量是相當可觀的，明初分藩時，朱元璋曾把許多藏於皇室的古書畫作品分賜諸王。太原的晉恭王朱?即得到大量皇室賜予的書畫。數百年後，許多官家藏品己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在晚明的山西收藏家中，出生於山西絳縣富商之家的韓霖（約 1600?約1649年）及其兄長韓雲收藏最富。《絳州志》說韓雲"藏法帖數千件"，亦即當時韓氏家族收藏豐厚。

然而，國家的內憂外患，卻不容他悠遊於書籍字畫之間，17世紀40年代初，滿洲的大軍和陝西李自成的叛軍己經使得王朝岌?可危。陝西大軍正在經由山西前往北京的路上，士紳慌恐，於是，山西巡撫蔡懋德在太原重開三立書院，邀請學者講授經世之學。傅山也和曾向耶穌會士學習火炮術的韓霖等主講戰術、戰略、防禦、炮術、財用、河防等"經濟之學"。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同時，科舉失利的傅山開始了抵抗李自成的活動。他和蔡懋德以王國泰、黎大安等化名，西處散發傳單，自稱目睹李自成軍隊荼毒逼勒之慘狀。然而，孤臣無力可回天，戰火延燒之後，傅山開始了長年的半流離生活。

1644年3、4月，他旅行至平定和壽陽（皆屬山西），隨後，他的家人也來到這裡。8月，傅山像許多士大夫在明亡後出家為和尚一樣出家為道士。道士身份既可以掩飾傅山的反清活動，也使他得以逃避清朝強制推行的剎發令。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最初幾年,太原是清朝的重要軍事基地。於是傅山離開太原,在山西各地旅居，偶爾短暫地回過陽曲和太原。入清之後，行醫是傅山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他精於婦科，其子傅眉為其助手。17世紀 50年代末，傅山在太原擁有一家藥鋪，由傅眉經營，自己則住在郊外。目前還有些他開給病人的處方被保存下來。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另一個重要的收入是他著名的筆墨作品，然而頻頻的應酬以及必須鬻字為生讓傅山十分沮喪。早在明末，傅山就己經是山西的著名文人。文藝上的聲名，並沒有因改朝換代而受損，反而在清初持續增長，這畢竟是種戰亂奪不去的資產。在山西，士紳和商人依然是傅山書畫藝術的主顧。雖然傅山不願以書畫謀生，但由於他的名望，仍然有許多人希望收藏他的作品。

1653年，山西省布政司的官員魏一整在太原郊外的土堂村為傅山買了一處房產，傅山從汾州搬到土堂村居住。

入清後17世紀60、 70年代，傅山所居住的山西一帶產生了一個影響至為深遠的學術氛圍。大儒孫奇逢在河南輝縣夏峰講學，學者李顆居關中，傅山和他們皆有交往。17世紀60、 70年代，山西境內是南北學者文人聚會的地方，一時形成了一個對清初學術影響甚大的學術圈。當時最重要的學者和文人如顧炎武、金石學學者朱彝尊、考證大師閣若璩、詩壇健將李因篤、屈大均、金石書法收藏家曹溶、王弘撰都曾遊歷到此，和傅山有十分密切的交往。傅山本人也是清初重要學者，里然他的興趣偏向諸子，和重經史的顧朱、閣等不盡相同，但他們之間的交往對彼此的學術都有積極的影響。清初學術思想風氣的轉向，對清代碑學的發展影響很大。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碑學的思想，不僅僅是學術上的文獻交流，傅山、顧炎武、李因篤、屈大均等人，都有十分頻繁的訪碑活動，這是一種以對前朝遺迹 (明皇陵）遺碑朝拜為動機的行旅，而傅山更曾前往曲阜、泰山以及嵩山 (皆為漢隸碑竭石刻的朝聖點），進一步得到了古代石刻的啟發。

在這一時期，傅山等人對金石文字學的研究有極大的熱忱，並留下了許多討論金石文字、收集和品評金石拓本及其書法的文字。比較一下王鐸和信山的書論，我們會發現，王鐸對草書情有獨鍾，他的"草書頌"直巧視為晚明浪漫書風的宣言。而傅山的一個重要的不同在於，他的存世書論中最有特點的論述，就是他反覆強調學習蒙隸對書法的重要性。這種差別，不能不說是這個新時空與交遊圈的產物。

除了篆、隸作品外，傅山晚與的章草很值得注意。傅山對自己章草極為自負，他曾聲稱："吾家現今三世習書，真、行外，吾之急，眉之小篆，皆成絕藝。蓮和尚 (傅山孫子）能世其業矣。」

這段書論為傅山晚年所作。傅山認為，"不作篆隸，雖學書三萬六千日，終不到是處昧所從來也"。傅山之所以於章草用功特勤，是因為無論從書體的演變還是實際的臨習來說，章草都是可以溝通篆隸和真行草的一環。傅山專心章草和他學書要通蒙隸的觀點一致。傅山不但在理論上這樣認識，他還把這一看法貫徹到他的書法實踐中。他臨習閣帖時常誇張王書用筆中有章草遺意的特點，在轉折處加強了筆的翻轉。

雖然傅山一直想在平靜的環境中教育孫兒和著述終其天年，但他的名聲卻依然給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對於那些依然效忠明王朝的人士，特別是那些在成年後才遭逢易代之變的遺民們，參加博學鴻儒科考試等於承認了清政府的合法性。如果堅守遺民立場，除了拒絕，他們別無選擇。

中國封建社會最後一位草書大師——傅山

儘管傅山屢次辭薦，但當好友陽曲縣知縣戴夢熊極力勸行並親自準備了驢車的時候，傅山還是在傅眉和兩個孫子的陪同下啟程。行旅將達北京，傅山卻又聲稱身體不適，停宿在崇文門外的荒寺。由於傅山的名望，傅山下榻的寺廟隨即成為文人聚會的地點。與金石學息息相關的觀念，也必定隨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學者間的交流得到進一步發展。當時，董其昌書風在17世紀的風行，不乏其根植久遠的追法墨儒與廷塞愛好之氛圍，但隨著思想的發酵，對金石書法的品味亦逐漸愛好分庭抗禮起來。

和晚明的書家相比，傅山無疑身兼學者與藝術創作家的身份。儘管藝術風格的變化，總在提倡者萌芽後的數十年才逐漸成形，但毫無疑問地，碑學本身就是一個和金石學、文字學息息相通的藝術運動。

以《道遙游》中大鵬自許的傅山，在新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中秉持著他在晚明形成的基本人格取向。從很多方面來說，傅山晚年的書法是晚明和清初文化交織的結果，它匯合了兩股潮流——明末狂放的草書以及清初開始萌芽的金石書法。這種綜合發生在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中：雖然學術思想環境在明亡以後開始發生重大轉變，但晚明文化依然延續了一段時間，17世紀晚期的社會文化環境依然容忍狂放恣肆的草書。

當傅山在《哭子詩》手卷中把自己的書法比作"青天萬里鵠" 時，他並沒有想到，他身後的書法史證明，他是中國步入近代社會之前的最後一位草書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