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色之好」為何盛行於日本的僧侶和武士階層

在日本歷史上，男子之間的同性相戀曾十分盛行。魯斯·本尼迪克特《菊與刀》一書中便寫道：「沉迷於同性戀遊戲也屬於傳統的『人之常情』，在古代日本，這是諸如武士、僧侶這樣地位很高的人所認可的享樂。」同性戀作為一種現象在日本是何時出現的？武士和僧侶又為何會對其情有獨鍾呢？

觸怒神靈的「阿豆那比之罪」

在日本，「弘法大師開基」是一個被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

弘法大師即日本真言宗（密宗）開宗祖師空海和尚（774~835）。「開基」即開創，本意指空海和尚開創真言宗，但後世「眾道」（即男同性戀者）就此一語雙關，暗喻空海既開佛法之基、亦開「男色」之基。在不少文獻中，空海不僅是佛教「密宗」的弘揚者，更是男同性戀這一「秘好」的奠基人。這種說法散見於平安後期至江戶時代諸多文本，儼然已是「書寫構建之史」矣。

日本學者西山松之助在《眾道風俗》一書中曾寫道：「據傳，眾道（即男同性戀）的開基者乃弘法大師、中興者乃一休，慶長三年問世的《弘法大師一卷書》對此有明確記載。換言之，所謂『眾道』就是從弘法大師的同性之愛開始的。」

但是對於這一傳說，很早便有人提出了質疑。江戶時代本草學家、儒學家貝原益軒（1630~1714）指出，雖然世間盛傳寵愛男色之事始於空海法師渡唐以後，但是《續日本紀·卷二十·孝謙天皇·天平寶字元年條》中便已經有了『通侍童』的說法，由此可見男色早在空海之前便已然存在了。這種說法在江戶時代頗為流行。但如果參考上下文不難發現，這裡的『通侍童』是指年輕的侍婢，而不是那些江戶時代的好事者所理解的「卡哇伊的男孩子」。

當今學界學者大多認為，《日本書紀·卷九·神功皇后攝政元年二月條》中的「阿豆那比之罪」可能才是日本史料中關於同性戀問題的最早記載。

這段史料講了這樣一個故事：神功皇后攝政元年（201年），白天昏暗如同黑夜，這種異象持續了很長時間。神功皇后詢問事發緣由，有人提出這可能是「阿豆那比之罪」，即兩位神社祝者（即神職，神道體系內侍奉神的人）葬到了一起。神功皇后遣人調查此事，發現果然是有兩個祝者合葬到了一起。將兩人分葬後，異象褪去，日夜有別。

日本學者田中香涯認為，這裡所謂的「阿豆那比之罪」即同性戀之罪；中國學者馮瑋則指出，這段史料不僅說明同性戀在日本上古時代已然存在，而且還是一種會觸怒神靈的罪行。

空海銅塑

從「大逆不道」到「大行其道」

同樣地，在日本的佛教僧侶階層中，同性戀最初亦被視為一種「大逆不道」的罪行。

學界對於佛教「公傳」的時間始終存在爭議，在奈良時代（710~194）與平安時代（794~1192），佛教經典與思想源源不斷地從大陸流入日本，先後形成了「南都六宗」（奈良時代興起的佛教宗派的總稱，即三論、成實、法相、俱舍、華嚴、律六宗）與「平安二宗」（天台宗與真言宗）。在這一時期的佛教僧侶階層中，「男色之好」廣泛存在。日本學者碟川全次指出：「平安時代，僧侶要戒淫邪、禁娶妻。為了發泄生理需求......不少僧侶蓄養美少年，並進行變態的性行為。」

但這種行為在當時是不折不扣的罪行，例如源信（942~1017）所著《往生要集》一書對第三層地獄描述道：「此大地獄又分為16個小地獄，其中一處是『惡見所』。強逼他人之子並對其進行侵害的邪道之人，會墮入此間承受苦難。若罪人有子，便將其子投入獄中，並用鐵棍抽打、鐵錐刺穿其陰部......獄卒將其倒吊起來，將銅器里的沸水灌入肛門，使沸水流入其身，經五臟六腑後從口鼻流出。但上述做法並不是全部的懲罰。『惡見所』後，這些罪人還要被投入『苦惱所』，在這裡，他們要忍受烈火熾烤的殘酷折磨，直到其皮開肉綻、死去活來。」

步入鎌倉時代（1185~1333）以後，隨著「鎌倉新佛教」（凈土宗、凈土真宗、禪宗、日蓮宗、時宗）的日漸興盛，戒律日趨寬鬆，同性之戀也不再是一種罪。成書於鎌倉初期、著者不明的《宇治拾遺物語》記載了一則笑話：一位高官選擇一位據稱從未犯戒、六根清凈的僧侶撞鐘，但他在撞鐘之時卻嚇得瑟瑟發抖。遲疑許久後，這名和尚問「雞姦應該無罪吧」，周圍眾人頓時大笑起來。而成書於1254年的《古今著文集》亦描繪了紫金台寺貫主（即主持）與一名叫「千早」的少年之間的愛情故事。

到了鎌倉末期乃至室町時代（1336~1573），同性戀已經是文學與藝術作品中的一種常見題材了。成書於1305年的《續門業和歌集》中收錄了許多「吟誦稚兒」的和歌，而許多畫家也開始將男色與男男之愛作為繪卷的主題——其中不乏有高僧與美童之間凄美而又傳神的愛戀。

我們熟知的一休法師（即動漫《聰明的一休》主人公，1394~1481）亦曾有詩云：「大聖文殊元開闢，金剛弘法再興來。陰陽無氣遍用處，人人入得呼善哉。」 江戶時代的傳聞說，有人問一休「男子相好，可謂陰陽混淆」，一休寫了這首詩作為回應。

在這種社會氛圍下，關於「眾道（同性戀）說解」的書籍紛紛湧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478年刊行的《弘兒聖教秘傳》（講述僧侶與男童的故事）。

紙本淡彩一休和尚像

武士階層的政治文化現象

在日本歷史上，男色之好不僅存在於僧侶階層，還流行於武士與其他階層之中。

在平安末期，日本進入到「武者之世」，正如美國學者布雷特在《日本簡史》一書中指出的那樣：「從朝廷統治到武士統治，這一轉變使得日本的政治和文化發生了永久性的變貌。」同性戀很快為武士階層所接受，並迅速發展為一種政治文化現象。

在記錄了鎌倉時代諸多史實的書籍《吾妻鏡》中，便有關於「舞童」的描述，例如：（元曆元年十一月六日條）「......所勸申盃酒也，垂髮吹橫笛......」；（建久元年）「鶴岳宮法會，有童舞十人。」室町時代，男風日盛，例如「日本國王」足利義滿（就是《聰明的一休》中那個傻萌的將軍，1358~1408）便極好男色，其「近習」皆為美男子。

在「應仁之亂」（1467~1477）以後，日本進入戰國亂世，這時候，蓄養「可愛的男孩子」已經不僅是一種風習或是審美，更是一種必要。

一方面，對於武士而言，戰場成為其人生的一大舞台，在缺乏女性的軍事行動中，性慾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要有賴於身邊的同性。另一方面，「下克上」之風的盛行使得人人自危，「小姓」（侍童、近衛）儼然是其主君身邊最親近的侍衛、最貼身的防線。以「天下布武」為理想的「第六天魔王」織田信長蓄養了50餘名「小姓」，其中最有名的莫過於森蘭丸（1565~1582）。他亦可謂戰國時代最具代表的小姓：其一，森蘭丸的父親是織田家臣森可成，他死於宇佐山城之戰，信長感念其忠誠，遂對森家遺孤格外照顧——收作「小姓」是延續主君·家臣關係的一種手段；其二，森蘭丸俊美異常，由於男子元服（成人）後必須束髮，信長甚至親自下令不許他元服、讓其披髮，由此足見其天人之姿；其三，森蘭丸頗負才華，弓道精妙、又擅長數理，其十四歲開始處理政事，十六歲便出任「諸事奉行」（總攬信長日常起居、使者接見、公文往來）。以森蘭丸為代表，在武家集團內部，「小姓」從最初的「孌童」逐漸演化為一種兼「侍童」、「近衛」於一身的角色，有時甚至是主君的「預備家臣」。

江戶時代（1603~1867）以後，武士階層男風愈盛，三代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直至22歲仍不近女色，五代將軍德川綱吉（1646~1709）豢養的「孌童」多達130餘人。在這一時期，同性戀現象亦普及到町人（江戶時代居住在都市的職人與商人的統稱）內部。浮世草子作者井原西鶴（1642~1694）曾言：「沒有盟兄的若眾就相當於沒人來提親的姑娘。（「盟兄」、「若眾」都是對男男相好者的稱呼）。」而在歌舞伎、凈琉璃的劇目中，同性相愛更是稀鬆平常之事。

此外，男色的性交易也日益發達。出身德意志地區的醫生恩格爾伯特·坎普法（1651~1716）便觀察到了「若眾茶屋」招徠顧客的情形：「在這座城鎮的主道上，坐落著9到10間小屋子，每間前面都站著一兩個10~12歲左右的男孩，下流而又殘忍的主人給他們穿上漂亮的衣服、畫上精緻的妝容、並讓他們擺出女性化的姿態，這是為了滿足富有的旅者們那私密的趣味——而日本人極其沉迷於這種惡習。」

森蘭丸

日本學者豬口武德在《性》一書中指出：「日本的性意識是由自然的享樂主義與宗教的嚴格主義兩者構成的。」在日本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享樂主義的慾望論顯然逐漸壓倒了嚴格主義的罪惡觀，而同性戀與男色之好，亦深深根植在了日本社會與文化之中。（文/魏靈學 國薇）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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