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走尋常路：蘇洵的遊學與求仕

儒學 09-24

不走尋常路：蘇洵的遊學與求仕

俗話說，「虎父無犬子。」反推之，兒子們有如此才俊，父親自然更為了得。今天來看看蘇軾的父親——蘇洵的不凡人生路吧~

不走尋常路：蘇洵的遊學與求仕

不走尋常路：

蘇洵的遊學與求仕

文/康震

不走尋常路：蘇洵的遊學與求仕

蘇洵像

遊學京師

一鳴驚人

蘇洵給歐陽修寫了一封信，表達了對歐陽修等人的仰慕之情，並介紹了自己求學的經過和體會。歐陽修讀了蘇洵的書信和文章，「大稱賞」，「目為孫卿子」，認為蘇洵的文章有荀子的風采。得到歐陽修這樣的評價，蘇洵大喜過望。在《上歐陽內翰第二書》中，他說，孔子之後百餘年有孟子，孟子之後數十年有荀子，荀子之後二百餘年有揚雄，揚雄之後八百年有韓愈。孔、孟、揚、韓這四個人的文章，從未期待能夠達到他們的萬分之一。以前益州知州張方平曾說我的文章與司馬遷很相似，我不高興，表示不能同意。我不過一介布衣，朝廷官員稱讚我的文章像司馬遷，自己還不高興，這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我主要是擔心天下人並不相信，也擔心人家並不承認張方平的評價，又被世俗恥笑。您是天下文士所推崇的盟主，不以我不才，說我的文章與荀子相似，我還能有什麼好說的呢？

歐陽修不僅欣賞蘇洵的文章，還將他的文章推薦給朝廷，並寫了《薦布衣蘇洵狀》，要求錄用蘇洵。他在《狀》中強調了蘇洵三個方面：一是品行好、「履行淳固」、「守道安貧，不營仕進」；二是學識好，「性識明達」，「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三是「非特能文」，而且能行，「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歐陽修還應蘇洵的要求，寫信給富弼，希望富弼能接見蘇洵。

不走尋常路：蘇洵的遊學與求仕

蘇洵自己也沒有閑著，他還給宰相富弼、文彥博、樞密使韓琦、樞密副使田況、青州知州余靖等人寫了信。這些信的內容一是求見，或含蓄地求薦；二是議政。韓琦、富弼對蘇洵的態度，同歐陽修有很大不同。歐陽修希望朝廷能重用蘇洵，韓琦則是稱其文、禮其人而不用其言。蘇洵身為布衣，成了韓琦的座上客，經常參與達官貴人的宴會。葉夢得《避暑錄話》中說：「蘇明允既為歐陽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異禮。」這表明當政者雖然賞識蘇洵的文、行，但並不准備採納他革新朝政的主張。對其直言不諱的批評，富弼「亦不樂之」。因此，他在給富弼等人的信中，雖然明確表示自己「有志於當世」，歐陽修也寫了薦狀，但他卻未得到一官半職。

嘉祐元年冬，張方平從成都離任歸京，蘇洵又作《上張侍郎第二書》求張薦舉。信的最後動之以情，寫「雪後苦風，晨至鄭州，唇黑面裂，僮僕無人色」，以迎候張方平的苦況，而以「明公所謂潔廉而有文，可以比漢之司馬子長者，蓋窮困如此，豈不為之動心，而待其多言耶」作結。此信的最後一段寫得情真意切、凄楚悲涼而又含蓄委婉，雖說無需待其「多言」，但意思已表達得很充分。

歐陽修是當時的文壇泰斗，由於他對三蘇父子的稱許、推崇，蘇氏的文章很快在京城乃至全國流傳開來，產生了巨大影響。時人有很多這方面的記載，如：

(歐陽修)獻其(蘇洵)書於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風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張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由於蘇洵已「名動京師」，因此在嘉祐元年秋冬還是他求見「王公大人」，而到了嘉祐二年年春卻變成「王公大人」求見這位平頭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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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名之下

求仕多艱

正當蘇軾兄弟同科進士及第，三蘇父子名動京師，躊躇滿志的時候，突然噩耗傳來，賢良的程夫人病故於家鄉，他們只好匆匆離京返川，連與親友告別都來不及。蘇洵自京城返家後，一直鬱鬱寡歡。這不僅因為妻子和老友的去世，而且還因為他在京城雖聲名大震，卻求仕未成，不免有些心灰意冷。他在返川後給歐陽修的信中說：「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師，又沙行數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驅，與凡事之不得已者，孰為來哉?洵老矣，恐不能復東。閣下當時賜音問，以慰孤耿。病中無聊，深愧疏略。」看來，他不準備再入京了。

但是，就在他非常苦悶的時候，於歐陽修進呈蘇洵的文章兩年後，即嘉祐三年(1058)十月，朝廷有了迴音：召蘇洵試策論於舍人院。十月，他首先得到雷簡夫的信，告訴他朝廷將有詔命，並要他東行應詔。十一月五日，眉州正式收到朝廷詔命，要蘇洵赴闕應試。十二月一日，蘇洵上書仁宗，表示不能赴闕；接著，他又致書雷簡夫、梅聖俞對召試深表不滿。半年多後，因朝廷再次催促蘇洵赴闕，又致書歐陽修，申明不願應試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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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起來，蘇洵所述理由如下：一是因病，這當然是借口。他在《上皇帝書》中說：「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於州閭，今一時卒然被召，實不知其所以自通於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為。以陛下至聖之資，又有群公卿之賢與天下士大夫之眾，如臣等輩，固宜不少，有臣無臣，不加損益。臣不幸有負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揚之心。」蘇洵是否真的有病呢?病是有一點，他在《與梅聖俞書》中說：「昨適有病，遂以此辭。」是否真的病得不能赴京呢?顯然不是，他在《與雷簡夫書》中說：「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意思很明白，病不過是借口而已。

二是不滿科舉考試制度，這才是主要原因。他在《上皇帝書》中已有流露，他說：「臣本凡才，無路自進。當少年時，亦嘗欲僥倖於陛下之科舉。有司以為不肖，輒以擯落。蓋退而處者十有餘年矣，今雖欲勉強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終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詔。」這裡還講得比較含蓄，在《與梅聖俞書》中，他對科舉制度進行了更激烈的指責。他說：「仆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區以附和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材，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耶?」這封信深刻地揭露了科舉制度的摧殘人才，淋漓盡致地發泄了他對科舉制度的不滿，特別是從「中夜起坐」至「俯首據案」數句，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應試士子的可憐。早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中葉，對科舉制度就認識得這樣深刻，確實難能可貴。

第三，蘇洵之所以拒絕應詔，還因為對朝廷的拖拉作風不滿。他在《上歐陽內翰第四書》中說：「始公進其文，自丙申(1056)之秋，至戊戌(1058)之冬，凡七百餘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節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數月而至京師；旅食於都市以待命，而數月間得試於所謂舍人院者；然後使諸公專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為不謬，可以及等而奏之，從中下相府，相與擬議，又須年載間，而後可以庶幾有望於一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為矣!」這是對我國封建社會官僚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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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蘇洵認為召試正是對其不信任的表現，因此更不應該去應試。他說：「向者《權書》、《衡論》、《幾策》，皆仆閑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答雷簡夫書》)這是講的究竟「一日倉卒之言」可信，還是「平居之所云」可信的問題，實際上還涉及對他的推薦人是否信任的問題：「且以永叔之言與夫三書(即《權書》、《衡論》、《幾策》)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詔仆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與梅聖俞書》)這是對他和對歐陽修的不尊重，他憤憤地說，他還沒有到飢不擇食的地步，因此沒有必要一定要做官：「洵之所為欲仕者，為貧乎?實未至於饑寒而不擇。」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蘇洵雖然拒絕赴闕應試，但他畢竟是有志於當世的人，因此，他在《上皇帝書》中，把他的政治革新主張，「條為十通，以塞明詔」。之前，蘇洵的《權書》、《衡論》、《幾策》，內容很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上皇帝書》則專談政治改革，而且主要是談吏治改革。所條十通，除要求廢除郊赦一條外，其餘九條都是談的用人問題。由此可見，他對改革吏治的重視。

梅聖俞收到蘇洵拒絕赴闕應試的書信後，寫了《題老人泉寄蘇明允》詩，勸他進京：大意是說，老人泉無魚可釣；家中二雛(指蘇軾兄弟)壓過百鳥，是「去為仲尼嘆，出為盛時祥」的鳳凰，更不應該讓其老於泉旁；更何況「方今天子聖」，因此勸他「無滯彼泉旁」。

嘉祐四年(1059)六月，朝廷召命再下，蘇洵接受了梅聖俞的勸告，決定再次入京。他在《上歐陽內翰第四書》中，一面發泄對朝廷拖拉作風的不滿，一面又對歐陽修說：「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闋，亦不可不與之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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