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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語文特級教師的「悲壯」試驗

記者 陳璇 《 中國青年報 》( 2015年04月01日   09 版)




    近一兩年來,每周五晚上,語文特級教師曹勇軍總會有一種「朝聖」的感覺。



    一到這個特殊時間,學生們放假回家,南京市第十三中學的校園變得空蕩起來,安靜得幾乎只能聽見梧桐樹在風中「沙沙」作響。




    到了晚上6點半,曹勇軍習慣性地打開一間教室的日光燈。這亮起的燈光,在他看來,「有些像接頭暗號」。不一會兒,十幾個高中生「從學校的各個角落裡冒了出來」。



    夜幕中,從這間教室里透出去的燈光,差不多是教學樓里唯一的光源。




    燈光會持續兩個小時,這是曹勇軍和十幾個高中生的夜讀時間。從2013年冬天起,這位南京知名的語文老師辦了一個「經典夜讀小組」,帶學生讀一些經典著作。



    這在其他高中語文老師眼裡,成為「不可思議」的事情。山東一位語文老師聽說後感嘆,「毫無疑問,曹老師做了一件很多語文老師想做卻未必能做到的意義深遠的事」。




    如此讚譽卻讓曹勇軍高興不起來。他回憶,當時辦經典夜讀小組,是因為看到不少學生到了高中,「除了考試和練習冊,早已不知閱讀為何物」。於是,快要退休的曹勇軍試圖給學生上自己心目中的閱讀課。




    其中隱藏著這位老教師對語文教育改革還沒褪去的壯志。曹勇軍說,每次打開閱讀教室的那盞燈時,都願意相信自己開啟的,「不僅僅是一盞日光燈」。



    語文閱讀教育正在被「異化」,是「測試性閱讀」,甚至是「不折不扣的偽閱讀」




    2013年11月23日,曹勇軍第一次帶著學生夜讀,他記得,「那天晚上的燈光格外明亮」。



    這也是這位感性的語文老師心情的寫照。當晚,燈光下終於湊齊了十來個學生。此前,他的閱讀課計劃差點就破產了。




    頭一次辦這個活動時,他等了半個小時,才來了3個學生,其中倆沒看完他指定的書目。當時,曹勇軍有些沒底氣,而學生們也不理解「曹老師為什麼要搞閱讀小組」。




    畢竟,高中生要閱讀的課文和考試素材並不少。但在曹勇軍看來,在應試的環境下,那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閱讀。




    他走訪過不少中學,發現一個現象——「相當一部分學生大量時間花在操練跟閱讀無關的現代文閱讀題上」。有些「薄弱學校」甚至早早給學生準備了「38套模擬題」之類的考試讀物。




    這位江蘇省特級語文老師直言了一個「慘烈」的現實:語文閱讀教育正在被「異化」。他犀利地稱這種瞄準應試而進行的閱讀,是「測試性閱讀」,甚至是「不折不扣的偽閱讀」。




    這並非曹勇軍一個人在「危言聳聽」。南京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楊啟亮曾戲謔地感嘆:「想不到在中國有一種東西叫現代文閱讀,想不到中國有這麼多孩子在做它,想不到他們居然還能做對。」




    有時,學生的現代文閱讀「悟性」,令曹勇軍哭笑不得。有學生得意地說,「曹老師你看這道題是4分,那就至少有4個或兩個得分點」。在反覆的應試化練習後,學生們可以近乎條件反射般地揣摩出命題者的意圖。




    可命題者偶爾會被自己弄糊塗。曹勇軍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人將一套現代文閱讀題拿給出題人做,但出題人說,「這是我去年出的題目,答案我沒有帶。」




    作家周國平的遭遇則更令人啼笑皆非。在上海圖書館建館60周年館慶的專題講座上,周國平講到,有一次朋友的孩子拿出他寫的文章《面對苦難》,要他按中學語文考卷的要求進行「閱讀分析」。結果,周國平只得了69分。他笑言,「朋友的孩子不禁嘲笑我說,『看來你比我還要差,我還得了71分呢』」。




    周國平的「低分」給曹勇軍帶來了思考。曹勇軍坦言,「作者並不知道作者想在文章中表達什麼意思」這句聽上去充滿悖論色彩的話,暴露了當下語文閱讀教育難言的尷尬。




    教齡超過30年的曹勇軍不否認現代文閱讀題的「特殊功能」——「大量、快捷、低成本測試閱讀能力的一種手段」。不過,他擔憂這種「測試性閱讀」成為一些高中生「最重要甚至唯一的閱讀文本」。




    曹勇軍第一次和學生在燈下夜讀,擺在他們面前的是沈從文的《湘西散記》。他給學生列了一個有分量的、「傳遞價值」的書單。其中有尋找自然和詩情的《孩子的詩》和《大地上的事情》,有反思極權主義的《1984》和反科學烏托邦的《美妙的新世界》,還有一些文史哲著作《美的歷程》、《萬曆十五年》和《中國哲學簡史》。




    按照現代文閱讀考試要求而進行的對「文章細部刻意的、人為誇張的理解」,被這位語文老師完全摒棄。對像講解考試題那樣告訴學生「這個是『關鍵詞理解』、這個叫『把握作者的情感』、這個叫『手法鑒賞』」的做法,他顯得很不屑。




    「任何人不會這樣去讀文章,除非他是神經病。」他說。




    「在真實的精神中讀真實的書,是一種崇高的訓練」




    自從有了那晚「格外明亮」的燈光後,閱讀教室的燈幾乎每周五都會亮起。




    經典夜讀小組的女生霍晨這樣回憶夜讀時的心情——「在大多數人拖著疲憊的身子回到家中時,我們在這裡開始了屬於自己的『閱讀盛宴』」。




    一份《夜讀記》記錄了學生口中「閱讀盛宴」的一些片段。在讀梭羅《瓦爾登湖》中《閱讀》這一章時,曹勇軍讓學生找出關於閱讀的最受啟發的句子,並談談感受。




    這是當時討論的部分對話——




    朱冠怡:「不管我們如何讚賞演說家有時能爆發出來的好口才,最崇高的文字還通常是隱藏在瞬息萬變的口語背後,或超越在它之上的,彷彿繁星點點的蒼穹藏在浮雲後面一般。那裡有眾星,凡能觀察者都可以閱讀它們。」感覺這個句子很有哲理,又有美感。




    曹勇軍: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就是說,不要迷惑於華美的言辭,關鍵要看後面的思想。




    楊思羽:我最喜歡的是「我願帶著最微薄的行李和最豐富的思想」,來到瓦爾登湖。思想的豐富,是無窮的,能引發人生的徹底改變。




    曹勇軍:本章第3節「讀得好書,就是說,在真實的精神中讀真實的書,是一種崇高的訓練,這花費一個人的力氣,超過舉世公認的種種訓練。」——我們的夜讀活動正是對這個句子最好的註解。




    十幾個學生圍坐在橢圓形木桌前,不是在聽老師向他們灌輸方法和道理,而是按照要求先將指定書目讀完,在周五夜讀時參與討論。之後,他們還要完成讀書報告。




    在描述這種難以傳遞的「私密」閱讀體驗時,霍晨用散文化的語言寫道,「每次結束夜讀之後,我都久久無法平息自己激動的心情,走向學校大門的步伐更堅定,風在耳邊沙沙作響,腦海中還不斷在回憶剛剛激烈的討論和老曹說過的話」。




    帶著十幾個學生一年讀完17本經典著作,讓曹勇軍獲得不小的成就感。不過,在那間教室之外,高中閱讀教育的現狀仍然令他擔憂。




    跟美國教育界一位同行的交流,加深了他的這種憂慮。曹勇軍曾問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教師學院教授傅丹靈,「美國中學如何上閱讀課」。傅丹靈介紹,美國的九年級學生(高中一年級學生)每周的閱讀內容,除了精選的作業(平均每周3~4篇故事和散文)外,還有13個短故事和7個說明性文本。學生在家裡閱讀,在課堂上討論,課後還要完成一篇文章。




    從直觀的閱讀數據和方法上,曹勇軍看到了中美母語基礎閱讀教育之間「存在很大的差距」。這位蘇教版語文教材編寫者憂心忡忡地說,「很多學生不僅不讀課外書,連課文都不好好讀了。」




    在曹勇軍看來,這並不能怪學生,更荒謬的現狀是,「不少老師自己都不讀書」。他曾問一些年輕教師是否讀過某些書,那些80後老師表情尷尬,只能不好意思地搖搖頭。




    「這些年輕老師可以被稱為『做卷子長大的一代』。」曹勇軍形容道,「他們能做的就是捧著教材,把答案搬給學生。難怪很多學生很鄙視語文課。」




    在宏觀的教育設計中,「讓學生讀整本書是被倡導的」,有的課程標準中還會列出書目。不過,在教育一線實踐30多年的曹勇軍深感,「紙上的東西落實起來很困難,並且這些要求沒有配套措施」。




    高考命題者試圖用考試指揮棒來引導師生們重視經典閱讀。曹勇軍介紹,江蘇將《紅樓夢》、《三國演義》、《哈姆雷特》等10本名著列入高考必考書目。在江蘇文科高考語文試卷的40分附加題中,這些名著會以兩道解答題的形式,佔據影響考生命運的10分。




    但聽上去有些諷刺的事情發生了。「有些老師如何上《紅樓夢》呢?他們將這本名著的一章一回碎屍萬段,變成一個個考試點,讓學生讀。」




    這位年近60歲的老教師很無奈,「好好的《紅樓夢》變成了『紅樓夢複習資料大全』」。但他也能理解,在應試的濃郁氛圍下,「不少老師變得短視和急功近利」。




    「要毀掉哪一本書,就把它放進高考必考書目里。」他開玩笑說。




    在無法逃遁的應試空間外,曹勇軍想給經典夜讀小組的高中生開闢一片閱讀的「桃花源」。




    他帶學生去半山園尋找王安石遺迹,探討「王安石和他的時代」;在南京著名的先鋒書店討論奧威爾和反烏托邦的可能,還坐在台城的石磚上,朗讀葦岸的《大地上的事情》。




    「溫情的教育改良者」並不能完全跳開應試的話語體系




    回到校園,每周五晚上那束燈光,有時在曹勇軍心裡,「顯得有些孤獨」。




    他翻出一本厚厚的黑皮筆記本,裡面是學生們輪流寫的一頁頁閱讀記錄。翻到中間,夾著幾張請假條。大多數請假的原因是「補課」或「家裡有事」。




    這些夜讀的高中生,平日里要忙著上課和補習,有很多的考試要應付。為了挪出讀書時間,他們有的攥住課間和午休時間,有的抓緊晚上睡前的20分鐘。




    經典夜讀小組成立後,有新成員加入,也有不少人「艱難」地退出。一個學生在給曹勇軍的《退出經典夜讀小組申請書》里寫著,「這些天我經歷複雜的思想鬥爭。鬥爭圍繞『我是否學有餘力』展開。雖不願意承認,但我確實不是學習輕鬆的學生,如果我繼續維持這種狀態,很可能到頭來竹籃打水一場空」。




    退出的學生大部分是因為課業負擔太重。曹勇軍解釋,「有人考試成績有了波動,心理壓力會很大,家長會擔憂,甚至有的科任老師也會有意見」。




    在召集經典夜讀小組成員時,曹勇軍也設立了門檻,其中包括「學習成績排名」。他承認,這種特殊的閱讀課是對優秀學生的「私人訂製」,面對的是「考」有餘力的學生。他將自己的閱讀課視作對應試化閱讀教育的「一種突圍」。




    一位同事稱曹勇軍就像《堂·吉訶德》中大戰風車的人,不計報酬地進行著閱讀教學實驗。不過,這位同事也認為,像曹勇軍這樣的優秀特級教師也要面對現實的眼光,「如果學生成績不好,學生和家長也不會買賬」。




    有人問曹勇軍,經典夜讀究竟對學生考試成績有沒有影響?儘管初衷不是為了應試,但這位自稱「溫情的教育改良者」的教師,並不能完全跳開應試的話語體系。




    他可以給出滿足功利主義者期待的答案。他介紹,在一次模擬考試中,南京市語文考試作文得分65分以上的考生中,有4人是經典夜讀小組的成員。




    另一個例子聽上去也很符合現實主義者「有用」的價值觀。經典夜讀小組的一位學生,在申請一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考試時,高校老師聽說他跟著老師一年讀了17本經典著作後,對這個學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幾天前,在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對著坐滿一間小報告廳的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曹勇軍分享著他的語文教育故事,其中包括經典夜讀小組。在場的一位高中語文女教師私下說,「他做的事情,一般普通老師做起來是很難的。畢竟他有特級教師的能力和威望」。




    而曹勇軍周五晚上從閱讀教室的窗戶向外望去,有時一片寂靜,有時夜雨敲窗。抬頭看看頭頂上的亮燈,他有時會感覺到「孤獨」,甚至是「悲壯」。




    不過他說,這裡的「悲壯」不是一個貶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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