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成為懦夫，需要極大的勇氣」
1906年9月25日，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誕生於聖彼得堡。
蘇聯作曲家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
不久之前，我在中山音樂堂聽了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五交響曲》。這一天適逢俄羅斯日，演奏樂團是聖彼得堡愛樂樂團。1937年11月21日，《第五交響曲》由列寧格勒愛樂樂團（當時的聖彼得堡愛樂樂團）首演，穆拉文斯基擔任指揮，是一個劃時代事件。
《第五交響曲》的首演被看作是肖斯塔科維奇音樂命運的分界線。彼時，列寧格勒音樂廳里擠滿了人，他們猜測著音樂家之後的命運，等待著這部曲子惹出禍事。然而，演出結束後，許多人流下了眼淚。
「假如一個作品使得所有人都滿意，那就應該認為它完全失敗了。另一方面，如果所有人都批評你的作品，那麼這個作品裡也許還有些有價值的東西。要是人們對你的作品展開討論，有一半觀眾拍手稱好，另一半想把你撕成兩半，那麼，你就是真正成功了。」肖斯塔科維奇說。
有時候，藝術比歷史更準確地反映歷史。肖斯塔科維奇用音樂描繪著他的生活與時代。在他看來，音樂是人類的經驗報道。一位時評人在當時說：「肖斯塔科維奇音樂的哲學性很強，有一天，它或許能讓後代了解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這比汗牛充棟的書籍還具有說服力。」
在《第五交響曲》公演之後，穆拉文斯基稱，這是肖斯塔科維奇試圖歡欣雀躍，卻未能成功的作品。這個觀點遭到了肖斯塔科維奇的反駁：「哪裡有什麼可歡欣的？我認為人人都很清楚《第五交響曲》講的是什麼事。那裡面的歡欣是逼出來的，是在威脅下製造出來的，正如《鮑里斯·戈杜諾夫》一樣。那就好像有人用棍子打著你說：『你的職責是欣喜，你的職責是欣喜。』於是你搖搖晃晃地起來，一邊向前走，一邊喃喃自語：『我的職責是欣喜。』」
肖斯塔科維奇
同年早些時候，肖斯塔科維奇在電梯口被逮捕。事情起因於1936年，斯大林去看了肖斯塔科維奇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中途退場。此後，《真理報》發表社論稱：「這不是音樂，這是混亂。」肖斯塔科維奇被當局招去審問。他斷定自己將要被捕，但他不願意妻子和1歲的女兒看到這一切，於是，他每天晚上拎著箱子，在電梯口抽著煙，等待抓捕他的人。
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說《時代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就是以這段往事為開頭的。在序言上，他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諺語：「一人聆聽，一人回憶，一人飲酒。」
肖斯塔科維奇在後來的回憶里說，有一個折磨他了一輩子的主題，是「等待處決」。他的音樂里，有許多篇章在描繪這個主題。有時，他想向演奏者說明這一點，後來感到多此一舉。對於蹩腳的演奏者，解釋是徒勞的；而優秀的演奏者，不需言辭便可以心領神會。
肖斯塔科維奇
逮捕事件之後，肖斯塔科維奇創作了《第五交響曲》，獻給斯大林，作為「贖罪」。這部表達曖昧的作品，卻受到了斯大林的讚賞，也挽回了肖斯塔科維奇一度失去的名譽，令其成為蘇聯音樂界第一人。《第五交響曲》是肖斯塔科維奇事業上的一個轉折點，開啟了他創作生涯的第二階段。
令人驚異的是，當局會將這首交響曲看成一首頌歌。《第五交響曲》歡樂的表象之下，埋藏著極度的痛苦與掙扎，這是非常容易察覺的事。就像肖斯塔科維奇後來說的那樣：「這是什麼禮讚？除非是十足的白痴，才會聽不出來。」
肖斯塔科維奇清楚地知道，會有一些蘇維埃現實主義者質疑其理念的「正確性」。於是，他寫了這麼一段辯護的話：「我們時常懷疑蘇維埃藝術是否允許悲劇風格的存在。因為悲劇很容易被理解為命運和悲觀主義。但我個人認為，蘇維埃悲劇這種風格，是有權利存在的。蘇維埃悲劇應該有一種『正面的』想法，好比莎士比亞永存的情感。」
在《第五交響曲》中，可以看到肖斯塔科維奇在音樂中探索著兩條脈絡，一條是公開的，一條是私密的。他將兩者協調合作，來適應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這樣的雙軌線，也出現在他的生活之中。
肖斯塔科維奇
此時的肖斯塔科維奇30多歲。他不是很高，瘦削、臉孔輪廓分明。他有一雙神經質的手，沒有一刻能平靜下來，同樣不聽使喚的還有他額前那縷頭髮，總是耷拉下來。他的朋友描繪他的眼睛，是「暴風雨過後的天空」：「如果你直視他牛角大框眼鏡背後的眼睛，你會感到，他的心靈只有一個小角落在這個房間里，其他部分都在遠方。」
與索爾仁尼琴和帕斯捷爾納克不同的是，大清洗開始後，肖斯塔科維奇沒有流亡海外，也沒有成為異端分子。他選擇了留在國內，將自己置於風暴眼之中。
從表面看，肖斯塔科維奇選擇了一條懦夫的道路。
他始終處於政治生活的中心，以作曲家的身份獻身蘇聯革命思想。他甚至自願擔任了公職，並在1960年加入了共產黨。在入黨會議上，人們等待肖斯塔科維奇說：「我的一切優點歸功於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他卻大聲地說：「我的一切優點歸功於我的父母。」
肖斯塔科維奇
他住在一棟寬敞的寓所里，1937年已受聘於列寧格勒音樂學院，任教授。除了教學以外，他還擔任許多行政工作。他還為蘇維埃蘭影廠（LENFILM）譜寫了許多電影配樂。斯大林對這些配樂評價甚高。對此，肖斯塔科維奇這麼說：「契訶夫說，除了揭發信，他什麼都寫。我和他的看法一樣。」
他蔑視強權，但又是懦弱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充當著斯大林粉飾太平的工具。1949年，他去紐約參加國際和平會議，像機器人一樣宣讀了蘇聯當局為他準備好的講稿。他欣賞斯特拉文斯基，讚美他的傲慢。但在紐約的會場上，當一個蘇聯官員公開問他，是否覺得斯特拉文斯基反動透頂時，他在一陣沉默之後，說了「是」。
「我的英雄是個懦夫。或者說，他常常被視為一個懦夫。又毋寧，他處在一個不得不成為懦夫的情境之中。如果將你我放置在他的位置上，也會成為懦夫。如果我們決定成為懦夫的反面——英雄，那是極其愚蠢。在那段時間裡，挺身而出、對抗極權的人都被殺害，其家人、朋友及有關聯的人，均蒙受到凌辱，送入勞改營，或被處決。當一個懦夫，是唯一理性的選擇。」在《衛報》的一篇文章上，朱利安·巴恩斯這樣寫道。
肖斯塔科維奇的境遇，是集權的環境里，知識分子的境遇。在這樣的境遇里保有良心，通常只有兩條道路，流亡或死亡。而肖斯塔科維奇選擇了第三條路。這樣的選擇，好比每日穿梭在地獄之中。朱利安·巴恩斯說：「選擇成為懦夫，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勇氣。」
6月25日，德國國際肖斯塔科維奇音樂節期間，一個合唱團在郊外演唱
在音樂中，肖斯塔科維奇始終保持著知識分子的良心。唯美主義者反對音樂使人想起生活，想起受害者和死者。他們認為，音樂應該是優美的，作曲家應該只想純音樂的問題，才能獲得安寧。這是肖斯塔科維奇所反對的。「我斷然反對這種觀點，而且朝相反的方向努力。我始終要音樂成為積極的力量，這是俄羅斯的傳統。」
「在一個人的靈魂中，蔑視與諂媚是並存的。」肖斯塔科維奇看不起馬雅可夫斯基，認為他是這種集合的典型例子。在他的詩中，他蔑視美國和巴黎，然而，他卻喜歡去巴黎買襯衫。肖斯塔科維奇不屑地說，如果要撿到一支美國鋼筆，需要爬到桌子底下去的話，那麼馬雅可夫斯基也會這麼做。
「為斯大林寫頌歌我做不到，根本做不到。」在當時，人人都在稱頌斯大林，他似乎也應該加入到這種不體面的合唱里去，這是肖斯塔科維奇所不願意的。
東方故事裡，有一個找畫師畫像的瘸腿獨眼可汗。他找來了三個畫師給自己畫像。第一個畫師，將他的缺陷畫了出來，被他處決了；第二個畫師，將他畫得十全十美，也被他處決了；第三個畫師，畫可汗拉弓射箭，瞎眼閉上，瘸腿踩在岩石上。他得到了褒獎。在肖斯塔科維奇眼中，斯大林就是這個可汗。
斯大林
肖斯塔科維奇應該怎麼辦呢？他不能，也不想公開頂撞當權者，但他也無法完全屈從。因此，他選擇了「癲僧」的方式。
「若要保住某樣東西，最好的辦法是不去理它。愛得太過的東西容易毀滅。要冷眼對待一切，特別是心愛的事物。那樣，它的生存機會反而會多一些。」肖斯塔科維奇說。
「癲僧」是俄國的一種宗教現象，起源可以追溯到15世紀，甚至更早。他們能聽到和看到別人無法知曉的事物，用看似瘋癲的方式，向世人表達他的見識。在一定的限度內，當權者承認癲僧的批評權利，允許他們放誕。他們荒唐無稽的預言，農民和沙皇都聽。他們表面在裝傻，實際在揭露。他們是無政府主義者和個人解放論者。
「對於現代癲僧而言，世界已成廢墟，建立一個新社會的企圖已經失敗。他們是光禿禿的地球上赤裸裸的人。過去的崇高價值標準已被掃入塵埃。他們感到，新理想只能從反面來肯定，用諷刺、嘲笑和裝傻為煙幕來表達。」肖斯塔科維奇的好友、音樂家伏爾科夫寫道。
肖斯塔科維奇
有一段祈禱文，是這樣寫的：「主啊，請賜我力量，去改變能改變的事物，接受不能改變的事物。主啊，請賜予我智慧去分辨這兩者之間的差別。」這段禱文讓肖斯塔科維奇喜歡，也讓他憎恨。他感到，自己的生活直到臨近結束之時，依然既沒有這種力量，也沒有這種智慧。
「心靈中始終存在著矛盾，這是所有俄羅斯知識分子的通病。」肖斯塔科維奇感到，與他同代的知識分子，心理完全變了。他們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全部怒火，去為生存鬥爭。在過去，他們關心的是讚揚與詆毀，而現在，一切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尋找吃食，在自己氣息猶存的時刻，搶到生命中的甜水。「把這叫作嘲諷都不夠，這是一種犯罪心理。」
小時候，他害怕伸過來的手。「手能把你抓住。所以我害怕的是被抓住。陌生人的手，可能搶走你的食物。所以，這種害怕是害怕挨餓。」當他聽到別人痛苦，自己也會感到痛苦。不論是人還是動物，他為一切活著的東西感到痛苦。
痛苦使他害怕，對於死亡，他卻不怎麼恐懼。「因為我已經學會比較冷靜地對待死亡。」在他還年輕的時候，他與朋友交談，喜歡賭咒。隨著歲月的增長，他越來越少使用這類語言。「我已經看到了死神的眼睛。」在晚年，肖斯塔科維奇說，現在的自己對過去的自己更為理解，也更為貼近了。他感到自己可以看到過去的眼睛。
肖斯塔科維奇
肖斯塔科維奇喜歡講故事。他過去的一個朋友，告訴他一個寓言。甲蟲與毛蟲相愛。有一天，毛蟲忽然死了，卷在繭里不動。甲蟲痛苦地撲在愛人身上。這時，繭里飛出來一隻蝴蝶。甲蟲決定殺死這隻蝴蝶，因為它打擾了自己哀思。它撲過去，卻看到了一雙熟悉的眼睛。它差點兒殺死了自己的愛人——因為除了眼睛以外，它的一切都是新的。
「要達到這個境界，你需要正視事物的眼睛。這不是每個人都能做到的。要做到這一點，有時候，用一生的時間都不夠。」
肖斯塔科維奇崇拜果戈里。他也喜歡跟人講果戈里棺材的故事。那是上世紀30年代末，有人掘了果戈里的墓，卻發現作家不在棺材裡。於是謠言四起，說時代實在太糟糕，連果戈里的屍體也受不了，逃跑了。人們封鎖了墓地，卻發現果戈里的屍體並沒有走遠，他躺在附近，腦袋也掉了。原來，人們在紀念碑上放置了太多石頭，這些石頭砸下來，砸壞了棺材，把果戈里的頭也砸掉了。
肖斯塔科維奇的境遇，與「果戈里的棺材」是相似的。高高的墓碑上，壓著重重的石頭，隨時可能掉下來，而墓碑下的棺材裡，躺著的卻是一個活人。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他決定像果戈里的屍體一樣，「逃出棺材」。他向伏爾科夫口述了一部回憶錄，是為《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在他死後，書稿被送往西方出版，轟動了世界。
肖斯塔科維奇
當他回憶往事，「看到的只有屍體，堆積如山的屍體」。「我想這方面的經歷或許能對比我年輕的人有些用處。也許他們不會像我這樣，不得不面對可怕的幻滅，也許他們對待生活會比我更有準備、更堅強。也許他們的生活會擺脫使我的生活蒙上陰影的辛酸。」
「我們生活在一個無情的世界。這個世界把這位藝術家當作角鬥士，要求於他的，用帕斯捷爾納克的話來說，是『認真徹底地死去』。」在《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的序言中，伏爾科夫這樣寫道，「這位藝術家遵命了，以死亡作為他成功的代價。肖斯塔科維奇在死去之前，就已經付出了這個代價。」
（部分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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