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中國模式的內涵 | 檢書120
本期作者：蕭功秦（本文原刊於《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6年第4期）
中國經歷的巨大變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何看待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形成的政治體制與發展模式？它是從何演變來的？用什麼政治學理論來解釋這種體制與結構？它的優勢與弱勢何在？它在未來將面臨什麼挑戰？什麼樣的新權威主義體制才是具有可持續性並能成功地向新文明推進的良制?本文從新權威主義這一理論角度，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及發展中的相關問題嘗試提出一種宏觀的解釋框架。
一、中國百年變革述略
1840年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的國運急轉直下，震蕩起伏了一百多年，到鄧小平主政的1978年，中國的命運才真正向好。從1840年到1978年，共計139年，中國人在漫漫路途中，終於求索出了自己的發展之道。為了文辭的簡便，本文把這139年約稱為百年。從1978年至今，幾乎過了40年，中國這一時期的變革仍是小平路線的賡續，所以，我們把這40年與前面的139年合在一塊兒討論。我們把1840年以來的中國歷史，以每十年為單位，作一個概覽。
從1840年到1850年的第一個十年里，發生了鴉片戰爭。對於一個長期閉關自守的農業專制帝國來說，中國內部很難產生工業化現代化的經濟推動力，無法完全靠自身的力量演化出先進的新文明。鴉片戰爭可以看作中國現代化起步的外推力，然而這個開局不好。1842年鴉片戰爭失敗，被迫割地賠款的中國人深懷受欺侮的悲情與屈辱感，群體性的排外心態變本加厲，阻礙了因勢利導的變革起步，中國人在此後20年其實並沒有醒過來。
鴉片戰爭可以看作中國現代化起步的外推力，然而這個開局不好。
從1850年到1860年的十年里，太平天國戰爭爆發，帶來巨大的災難性破壞。根據清朝戶部戰後人口統計，中國人口比戰前減少數千萬。在這十年里，中西文明進入更激烈的衝突碰撞時期。1860年英法聯軍入侵，中國的國難進一步加深。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使中國士紳官僚與百姓對西方文明的逆反心理變本加厲，極大地影響了中國人對洋務運動與外來文明的基本態度。
從1860年到1890年的30年，或許可以說是近代史上相對平靜的時期。太平天國戰爭後，中國進入同治光緒中興時代，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三大條約的簽訂，讓西方人覺得中國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的國際秩序，於是美英法等國開始對中國採取「合作政策」，支持中國對外開放，這本是一個現代化的新契機。中國也試圖小心翼翼地推行洋務自強運動。中國國運似乎有了新的轉機。然而，在對外關係上，士紳官僚中大言高論的清流保守派佔據了輿論制高點，天津教案表明，清流黨保守勢力進一步構成了對步履維艱的洋務運動的壓抑態勢。在此期間還發生了使中國失去南方屏障的中法戰爭，在1886年到1879年的光緒二年到五年之間，中國國內又發生了一場空前的大旱災，按照外國傳教士李提摩泰的統計，災荒面積遍及清朝一半以上的省，死亡人口近兩千萬人，相當於當時整個歐洲的人口。這種社會生態的脆弱，也預兆著即將到來的民族大災難，傳統體制生命力的脆弱已經到了捉襟見肘的地步。
中法戰爭
19世紀的最後十年，中國進入近代歷史上最為屈辱的、國運最壞的時期。甲午海戰可以說是洋務運動的滑鐵盧。從1894甲午戰爭到1900年八國聯軍戰爭短短六年多的時間裡，中國這樣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家，其對外戰爭賠款合計接近7億兩白銀。19世紀末的西方列強在《馬關條約》的刺激下，也改變了對中國原先的「合作政策」，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
從1900年到1910年，庚子劫難之後的清王朝統治者終於大徹大悟，開始一場頗為認真的「辛丑變法」。這場晚清新政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法制各個方面，但為時已晚。隨著慈禧與光緒於1908年逝世，新的滿清統治者平庸無能，青黃不接，他們在億萬漢人的汪洋大海中已經喪失統治的自信。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此時的清王朝如同朽木糞牆，一推就倒，這場世界史上或許可以說犧牲人數最少、最為輕易取得成功的民族主義革命，雖然結束了二千年帝制，但取而代之的卻是一個極端缺乏組織力與執行力的仿效西方的議會民主制的弱勢政權，民國中央政府連地方的稅款都收不上來，弱到這個國家的公務員的薪水都發不出的地步，更無法開展現代化運動。雪上加霜的是，由於南方國民黨針對北方政敵袁世凱而因人設法的「臨時約法」制度設計的不合理，內閣制無法合理運行，又引發各派之間嚴重的分歧與紛爭，內閣危機與黨爭、政潮不斷，從此，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陷入了弱國家的陷阱難以自拔。
軍閥混戰，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陷入了弱國家的陷阱難以自拔。
袁世凱在1914年作為軍事強人來收拾殘局。這位軍事強人在平定局勢以後，致力於發展實業，引入外國教育，公布商法，開始幾年似乎風調雨順，經濟發展也甚為可觀，中國似乎進入了一種威權體制下的現代化路徑。然而，作為北洋系軍人結合成的朋黨型政權，袁世凱威權政治素質低下，無法實現全國統一。且好景不長，日本咄咄逼人地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此後不久，袁世凱居然異想天開地搞帝制運動，迅速失去了統治合法性，被迫退位之後因病逝世，不久內戰爆發，中國從此就陷入了兵荒馬亂的北洋軍閥時期。各派軍政勢力從1917年打到1928年，南北軍閥勢力多次嘗試走袁世凱式的強人政治之路，都以失敗告終，中國南北分裂，南方與北方各省內部也分裂，全國陷入了碎片化狀態。
到了1928年以後，國民黨終於統一了中國，開始了十年的建設，從1928年到1937年，歷史上稱之為國民黨的「黃金十年」。然而1931年出現「九一八」事變，日本佔領東北全境。幾年以後，1937年又是「盧溝橋事變」，中國不得不在國力不足、沒有做好最低限度戰爭準備的情況下，匆匆進入八年抗戰，與強大的敵人展開力量懸殊的戰爭。1944年，日本人的軍隊已經打到離重慶不遠的地方，退處雲貴窮鄉僻壤的國民黨軍隊已經弱到難以動員兵力投入持續戰爭的地步。國民政府動員能力之滑坡，與這個政權現代化程度不足有關，到了戰爭後期，國民黨這個脆弱政權幾乎被中日戰爭拖垮了。
抗戰剛取得勝利，和平建國的可能性由於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而消逝。
抗戰剛取得勝利，和平建國的可能性由於1946年國共談判破裂而消逝，中國進入國共內戰時期。到了1949年10月1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開創了中華民族現代化建設的新時代。然而，接下來是一打就是三年的朝鮮戰爭。朝鮮戰爭結束，冷戰時代又開始了。雖然建國後我們在實現工業化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就，為以後的發展奠定了基礎，但由於受到「窮過渡」與「超階段論」思想的影響，新民主主義的發展道路不得不放棄，1956年發展高級社，1957年搞「反右鬥爭」，1958年搞「人民公社」與「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大躍進運動」，接下來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大災荒，導致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
1966經濟形勢剛有所恢復，就發生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這場民族大災難是眾所周知的，國民經濟陷入了崩潰的邊緣。在貴州有些地區，兩個強勞動力一天的工分值，還不如老母雞生的一個蛋值錢。最困難的地區，有些農村的成人衣不蔽體。泱泱文明古國在鴉片戰爭140年後，中國國民生活水平只相當於非洲最落後的國家的水平。這是中國國運艱難曲折的明證。
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按照鄧小平的提議，會議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中國歷史從此迎來了新的起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要求激進改革和反對改革的兩種聲音都出現了。有人要求全盤西化，有人則聲稱「多一分外資企業，就多一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1992年，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再次強調要堅持改革開放，特彆強調「十三大報告一字不改」，提出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鄧小平通過撥亂反正，超越左右兩極勢力，奠定了中國特色的新權威主義基礎。此後，即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的20年，就是中國在新權威主義體制下大展宏圖的20年。
江朱體制的十年，沿著小平路線繼續前進，中國政府成功地實現了經濟轉型。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十多年裡，執政黨做成了三件大事情：分稅制、國營企業轉制、加入WTO，讓中國經濟煥發出空前活力。胡溫治國的十年，即2002年到2012年，中國經濟總量在全世界排名上升到第二位。中國經濟真正進入發展的快車道。
二、中國發展模式的形成
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體制是「共產黨領導」加「市場經濟」兩個因素相結合，就是鄧小平所說的兩點論：「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
從發展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一個非西方的後發展國家的體制，只要堅持這個「兩點論」，在邏輯上與實踐中就自然而然地展示為一種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的現代化路徑。共產黨領導加市場經濟的中國模式，實際上就起到後發展國家中的新權威主義。它是從鴉片戰爭以來的140多年中，數代中國人集體經驗的結晶，經過了多次政治選擇。
清王朝的開明專制失敗後，以孫中山、宋教仁為代表的議會制由於權力分散，與現代化初期所要求的權力集中南轅北轍。政權移位到了軍事強人袁世凱身上。袁世凱本人的權力欲與低素質註定這一政權終將陷入權力私人化、朋黨政治與「蘇丹化」。到了1928年，國民黨北伐成功，蔣介石建立起黨國一體的權威政治，可以說這又是一次新權威主義的歷史選擇，國民黨的「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的威權體制，從組織聚合力、意識形態聚合力、政黨動員力與政府執行能力上，比袁世凱鬆弛的軍事強人體制要強一些。但是，連年的戰爭將這個政府拖垮了。抗日戰爭勝利時，這個政權氣息奄奄，在抗戰後期已經無法控制其自身的腐敗，最終失去人心，在全國內戰中失去政權。
1949年，中共建政。經歷過長期革命鬥爭的磨鍊，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形態與內部聚合力達到百年來前所未有的地步，如果它尊重文化與社會經濟多元，拒絕政治浪漫主義的誘惑，一步一個腳印地發展經濟，無疑會形成一種令世界各國羨慕的新權威主義發展模式，中國就有可能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走上現代化的坦途。但是，左的思想干擾與左的信仰力膨脹，使中國失去了通過新權威主義邁向現代化的大好時機。直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一種尊重多元又具有強大社會整合能力的新權威主義體制，才得以在中國逐漸形成。
中國大轉型的契機，首先是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極左災難之後，常識理性在中國人心中普遍覺醒。歷史的鐘擺效應使新的價值趨勢出現了——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生活，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為此而務實地反思文革的災難，尋找新的道路——凝成了一種新的以務實的常識理性為基礎的社會共識。
一種尊重多元又具有強大社會整合能力的新權威主義體制在中國逐漸形成。
在這一過程中，鄧小平這樣的飽經風霜的元老派重新回到了政治中心，並成了改革家。他從長期束縛人們的教條信仰中超越了出來，並深深感到，中國再也不能置身於整個世界潮流之外。鄧小平的常識理性讓他擺脫了意識形態教條的束縛。他認為凡是有利於發展生產力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拿來用。對文化大革命中「大民主」的深刻記憶，又令他十分警惕重蹈街頭民粹政治的覆轍，意識到在中國當時的條件下，仿效實行西式民主，必將影響政治穩定，並最終因街頭廣場運動的無序化而導致改革失敗。這就是他必然選擇「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大方向相結合的根本原因。
鄧小平改革始終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論來防止左或右的教條信仰來干擾改革的大方向。他提出「摸著石頭過河」，實際上就是用經驗與試錯的方式來應對複雜環境以及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政治挑戰，激進的自由派和保守的左派整體上被邊緣化，新權威主義發展模式就此確立。
三、中國模式的內涵
中國的新權威主義又被學者們稱為中國模式。與其他類型的新權威主義相比，中國模式的特點很清晰：由於歷史路徑的選擇，中國的新權威主義不同於東亞模式中的韓國與台灣地區，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一黨政治的社會資本。
從人類歷史上大量的經驗事實比較來看，一種良性新權威主義要取得功，必須具備四個基本條件：強勢政府能力，具有排除左與右的教條意識形態干擾的常識理性，對社會與文化的健康多元性的尊重，開放性的制度創新能力。
強勢政府能力，表現在能有效地排除國內保守勢力與激進極端勢力對現代化既定方針與目標的干擾，保持社會與政治秩序的連續性。
單有強勢政府，並不足以引導一個國家成功地走向現代化。如果一個鐵腕治國者頭腦中充滿宗教迷信，其行動與選擇受過時的教條觀念、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理念、民族主義的狂熱、浪漫的政治幻覺等種種干擾，這樣的政治家他的威權越高，他領導的國家能力越強，他造成的社會災難就會越大，施政效果就越是南轅北轍。正因為如此，新權威主義成功的關鍵，是當政者必須具有常識理性。
尊重多元是判斷良性新權威主義的第三個標準。成功的新權威主義必須充分尊重多元性，用嚴復的話來說，「培其根本，衛其生長，使其效不期而至」，如同園丁一樣發展社會的多元新文明。思想和文化多元是社會進步的重要尺度。「創新不是管出來的，而是放出來的。」
開放性的制度創新，可以隨著環境的變化而做出適應性的調適。體制是集權的，是威權性質的，但在與環境壓力的關係上，這個體系可以不斷通過自我更新來適應環境與時代的變化。這種體制承認倒逼的作用，可以通過吸納社會訴求，在解決矛盾與問題的過程中和應對挑戰時，會由於新因素的吸納而發生結構與價值的更新與演變。
鄧小平改革具有常識性思維、尊重多元、開放性集權這些特點。鄧小平總是說，一個政治家要「做明白人」，要「不講空話大話」。鄧小平及其後繼者所執行的中國體制，具有相當程度的開放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論」破除了教條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則為市場經濟進入中國開闢了意識形態的通行證，「三個代表論」提供了去教條化的合法性基礎，「和諧社會論」則提供了用非階級鬥爭方式解決社會階層矛盾的新思維。
四、中國模式的利弊及前途
比較政治學發現，傳統集權型的國家一旦對外開放與維新變革，往往會陷入革命動蕩的高發期。在這裡，我們可以把這種「改革—動蕩」的高相關性，稱之為「薄殼效應」。眾所周知，地球的地殼最薄處是最容易出現火山爆發的。傳統集權體制在積重難返的情況下進入改革期，就是進入「政治地殼」最薄的區域。中國模式的政治功能，就在於它能有效地守護變革秩序的穩定性，克服傳統集權國家轉型時期往往會陷入的「薄殼效應」。
中國模式的政治功能，就在於它能有效地守護變革秩序的穩定性。
集權國家改革必須邁過的第一道檻就是「薄殼效應」。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新權威主義的最重要功能，就是守護變革秩序的穩定性，防止後發展國家現代化初期政治參與急度膨脹所形成的「薄殼效應」。新權威主義用改革的權威，抑制民粹主義政治參與，防止極端主義與激進主義對改革的干擾，避免政治參與膨脹與爆炸。另一方面，新權威主義運用政府權威這隻看得見的手，不失時機地進行漸進改革，通過改革來化解矛盾，緩解政治參與的壓力，通過經濟發展贏得人心，爭取到新的合法性資源。
中國模式的縱向結構，承襲了傳統社會和革命社會的組織資源。它有管理高效的一面，但是也有思想鈍化的一面。中國改革要在未來取得成功，關鍵就是如何把傳統的縱向結構的優勢與現代西方文明中的橫向結構優勢有機地結合起來，改革成功的關鍵，就在於在橫向結構與縱向結構之間形成協調與平衡。
鄧小平改革所走的路，正是把一黨制下的執政黨的領導（縱向結構）與市場經濟（橫向結構)結合了起來，并力求在兩者之間達到平衡。這種新權威主義發揮了雙重作用。一方面，利用垂直控制這一傳統的社會資本，穩定秩序，形成整體號召機制，通過垂直方式宏觀地整合各種資源，致力於發展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通過培育市場經濟，發展自由競爭，形成地方、企業、社會個性這些社會細胞體的自主性，激發社會活力。從未來發展方向上看，還需要進一步發揮公民社會組織的作用讓社會煥發出活力，公民文化與自由將在這種公民組織中得到培育，本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的條件也就相應成熟。縱向的國家權威與橫向的公民組織的均衡發展，將是中國新文明的基礎。
未來中國將如何？在中國式的新權威主義體制中，革命傳統、市場經濟、民族主義、儒家文化以及對民主、平等、自由、法制這樣一些人類共同價值的肯定與尊重，所有這些要素，都有可能糅合在一起。中國未來的新文明的方向，很可能是一種把橫向結構與縱向結構予以平衡的有機系統。（編輯整理：李大白，文章有刪減，文中配圖為編者所加，原標題為《從百年變革看中國新權威主義改革模式》。）
作者簡介
蕭功秦，湖南衡陽人，1981年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導，復旦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台灣大學《政治科學論叢》編輯委員。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作為新權威主義現代化理論的代表學者，在國內外學術界具有廣泛影響，主要研究範圍：當代中國社會思潮、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史、當代政治發展。論著二百餘萬字，著作十部。已出版了十部著作，論著合計二百餘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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