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就認定了陳佩斯演的是配角「叛徒」？

為什麼有些人會堅稱「XX 應該 / 不應該是怎樣的」，雖然給不出絲毫理由？

馮丹彤，精神分析師、長程動力取向心理治療師

我是在電視機前長大的，大人們一直忙工作，所以小時候我看電視盒子的時間，可能比看父母的兩倍還長。那時，家裡只有黑白電視機。也沒有閉路電線，只靠房頂的自製天線，收三四個台。有的台只有晚上有、有的台周二全天休息，所以看個動畫片、看部完整的電影很不容易。當時也沒電視預報，只能進屋打開電視，擰著旋鈕轉一圈，才知道分別在演啥。偶爾看到在演寬熒幕的電影，心理很是激動——父母說過，寬銀幕的電視，都是好電視——我會沖著大院里喊一嗓子，「有好電視看嘍」，在院子里玩打沙包、跳皮筋的哥哥、堂姐、堂弟，會跑進家裡搶著看電視。

看著已經開了半截的電影，他們會一邊睜大眼睛看屏幕，一邊催我，「快說呀！？哪個是好人，哪個是壞人」？時常我也剛看一點兒，說不清楚，但摸著頭，嘟囔，「估計是這個吧，這個人穿著乾淨衣服，長得好看，應該是好人」。「哦，嗯，行吧，先看了」，他們不再追問、坐下來、專心看電影了。我卻憋著某種擔憂：待會兒要是發現他是壞人，咋辦？他們，不會笑話我，說我吹牛吧？

好在，那時候的電影，大多劇情不太複雜、人物特點也比較鮮明，所以角色的「好壞」我基本上都蒙對了。看來，從《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等電影里，摸索出來的經驗，在其他寬熒幕電影里也用得上：好人就應該是五官端正、身材魁梧，鏡頭給的明亮、光鮮；而賊眉鼠眼、身形猥瑣，給出的光線暗淡的，應該就是壞人。

我的這個發現，在後來看春晚的節目《主角與配角》中，得到某種印證。朱時茂說：「你看看你，這腦袋瓜子、這模樣，這鼻子、這眼睛，這長相，那是幾千年才出一個啊？！像你這樣的形象是吧，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販啊、地痞流氓啊，不用演，往那兒一戳，他就行了。」陳佩斯瞪著朱，憤恨地說，「幾千年就出這麼個東西啊」 ！

以成人的視角看，「好人」和「壞人」是極簡陋的分類方法，它忽視了人內心的豐富性，也粗暴地給一個人蓋上了看似不可更改的標籤。但是，這種分類也有用：它讓我們這些急於知道如何理解這個角色的行為、怎麼理解眼前的故事、怎麼看待結局等問題的孩子，有了一個立足點、一個基本視角，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或喜或悲、或受到鼓舞、或跟著擔憂。而這要比無法做出判斷、陷於撲朔迷離的故事中理不出頭緒，要好的多——小孩兒承受未知的能力畢竟有限。

可以說，面對複雜的事情，進行簡單的分類，是一種適應性的做法，你可以說他掛一漏萬、很不客觀，但是它至少緩解了無從下手、雜亂無章時的焦慮。認知心理學也把從「分析到綜合」視為理解一個事情的必由之路。而分析，由於分析者的閱歷、知識的水平，會展現出或深或淺、或簡或繁的差異。

「應該或不應該」，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是我們在內心對信息進行簡單分類的工具，這一點上和「可以或不可以」、「值得或不值得」的作用相似。只是應該與否表達中，往往還表露了粗暴的態度、隱含了控制的味道。

我高中時留過比較長的頭髮，高一時我是全校男生頭髮最長的，但是沒有領導來管。剛升到高二，有次班主任把我到辦公室，說「很快要高考了，應該把頭髮剪短一些，有利於考前的學習和備戰」。我當時很不服氣，和他爭論：「頭髮的長短和考試好壞有什麼聯繫」？他瞪起因睡眠不足帶著血絲的小眼睛，惡狠狠地說，「做學生就應該有學生的樣子，你留個長發、穿個牛仔服，跟個混混兒似得，能學進去嗎？能考好嗎？啊？都這時候了，你想想你應該做什麼」？

我倆腿一哆嗦，不是被他突然升高八度的訓斥聲嚇到，而是為這個同時擔任我們政治課老師的邏輯，感到震驚：頭髮長短和混混兒有必然聯繫嗎？看似混混兒和這個人是混混兒有必然聯繫嗎？是個混混兒和學習不好，有必然聯繫嗎？學習狀態好和考的好，有必然聯繫嗎？

那一瞬間，我想到了小時看電視時，問誰是好人的小孩兒們。只是這一次，辦公室里沒有電視，壞人只得由我來現場演出，劇本來自這位老師的臆測。

多年以後，我對於這老師粗暴的分類、混亂的邏輯有了理解。

原來，人的內心無時無刻，都需要一些心理功能來處理外部刺激帶給內心的焦慮及其他的情緒，這種功能叫防禦機制（也可約等於「自我保護」）。每個人都會發展出適應於自己生活的、處理焦慮體驗的防禦方式。有如獨具身份識別的指紋，一個人一貫地保護自己、調節自己的感受和情緒的能力和方式，塑造了他特有的性格特質、表現出了他的人格力量。同時因為有意無意地、使用防禦機制的方式不同，展現出了不同的人格發展水平。

防禦機制的種類繁多，使用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應激、高壓力的情況下，人往往會退行，即用早期的、更幼稚的防禦機制，來處理眼前的困難問題。如，工作受挫的成人，有的會像小孩兒一樣，不斷地抱怨、指責外界的不公平、不合理，來緩解（甚至避免體驗）自己無能的感覺、受挫後的羞恥感；剛得知患了癌症的人，會跟小孩撒謊一般，否認自己生病、不相信眼前的真相。這種退行，在心理素質本就不強、抗壓力能力較差的人身上表現的更明顯。

顯然我的班主任，在高度壓力下，焦慮的情緒嚴重影響到他的睡眠、也影響到他說話時的條理性（有過登台講話、即興發言的人，可能對於這一點更有體驗）等各個方面。 我相信，在和我的對話中，他對我的態度惡劣、語言粗暴，這不是來自於他的險惡用心、人品不好，而是來自於他無法在內心消化的過度焦慮，迫使他啟用了早年的防禦機制，歪曲了他當下的認知能力。他反覆強調的「應該」，更像是一種幼兒化的控制，希望大家聽話，避免更複雜的情況，以此他能減少過多的刺激、緩解過度的焦慮。或許在他眼中，一個班的學生都跟監獄裡的大禿瓢兒似得、穿著號衣，毫無個性、服從管理，然後都低頭學習，是最能緩解他輔導高考班壓力的事情。

這還沒完，這種非此即彼、要求別人「應該」如何如何的心理，作為防禦機制，不僅防禦了眼前的焦慮，讓他可以暫時不去覺察內心的糟糕感覺，反而把注意力放在諸如學生上課走神、遲到等細枝末節的事兒上，而且，在這種不停地挑剔、指責、和學生糾纏於每天可見到的具體細節過程中，他就把「高考的達線率」這個更嚴重、卻暫時看不到的焦慮事件壓抑到更深的地方去了。 我相信，這才是他的噩夢、才是他寧願「選擇」陷於細節糾纏的原因。

所以，我覺得要求我們「應該如何如何，不應該如何如何」的人，的確很難讓他們說清楚是基於什麼道理。因為他們出於處理情緒情感層面的需要（比如緩解焦慮、抑制過度渴望、壓抑嫉妒憤怒等等）所使用的防禦機制，導致他們的認知功能出現偏差。他們僵硬地說著「應該」，不是為了滿足理性的交談，而是為了實現情緒上的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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