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學術中的伊斯蘭研究
德國學術中的伊斯蘭研究
雅克·瓦登伯格
王立秋譯
作者簡介：讓-雅克·瓦登伯格(1930-2015)，荷蘭宗教史學家，伊斯蘭研究專家。
人大複印：《宗教》2016 年 04 期
原發期刊：《中國穆斯林》2016 年第 20162 期 第 74-79 頁
「我們學術工作的目標和目的，在於突破我們社會的智識地平線，並瞥視日出的世界，通過研究外國的文化和文明，來增進我們對人類存在和我們自身的理解。」[1]
由於關於德國伊斯蘭研究之歷史的出版物已有數本——其中兩部也有了英文本——[2]我們認為，本文若可以提供一種切入此主題的系統進路的話會更加有用。我從以下標題，來討論這個問題：
1.作為東方研究一部分的伊斯蘭研究的興起；
2.德國對伊斯蘭研究的主要貢獻；
3.德國伊斯蘭研究的一些總體特徵；
4.德國伊斯蘭研究的現狀；
5.德國伊斯蘭研究中的「伊斯蘭」。
1.作為東方研究一部分的伊斯蘭研究的興起
在歐洲，東方研究的興起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古典研究擴張之後的十九世紀，儘管對阿拉伯語的學術研究至少也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如果不是更早的話。東方研究由對亞洲和(北)非的語言、歷史與文化的研究組成。這些研究是建立在廣義的文獻學，也就是說，通過文獻，特別是權威文本提供的知識獲取的關於一種文化的知識的基礎之上的。東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以古典研究為范型，並且，它幾乎永遠涉及過去(而非現在或未來)。為何東方研究的擴張會在十九世紀發生的理由是複雜的，這裡我們也不可能對它進行細節性的考量。簡單地說，歐洲向亞洲和非洲的經濟和政治擴張，伴隨著一種對亞洲和非洲的宗教與文化的興趣的增長。因而，當對東方語言和文學的研究得到認可，在歐洲大學中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時候，伊斯蘭研究也就作為東方研究的一個獨特分支，在十九世紀興起了。然而，在東方研究這個整體中，伊斯蘭研究在構成一個獨立研究領域的時候，本身也花了一番時間。
在德國，直至今日，對伊斯蘭核心區域的語言、文化和宗教的研究，一直是在大學中所謂的Orientalisches Seminar(東方學研討課)里進行的。和一般而言的東方研究一樣，伊斯蘭研究也是獨立於神學(包括宣教學)，且不受宗教論戰和護教觀點影響的。一般來說，伊斯蘭研究在人文學院(Faculty of Arts)下面，或屬人文學院的一個分支，如文化學(Kulturwissenschaften)——而非神學。和比如說，瑞士與荷蘭的情況不一樣，後者(即神學)，在德國一般不包括作為一門自主學科的宗教學(Religionswissenschaft)。
伊斯蘭研究在西方各地的發展中，一些特定的階段是清晰可辨的：
a)伊斯蘭研究預設了一種對作為一門語言的阿拉伯語的深入研究。一位早期的德國阿拉伯研究專家是約翰·雅各布·萊斯克(Johann Jakob Reiske，1716-1774)。在歐洲，阿拉伯語研究從十九世紀初開始得到深入發展，這個領域的大師之一，是法國學者A.I.西爾維斯特爾·德·薩西(A.I.Sylvestre de Sacy，1758-1838)。
b)只有在關於阿拉伯語和其他「伊斯蘭」語言，如波斯語和土耳其語、烏爾都語和馬來語的牢固知識的基礎之上，文本研究(包括文本批判和文學史)才可能進行。因此，文本的編輯出版，也被認為是文本研究的一個先決條件。
c)熟悉文本的研究，反過來，又成為歷史研究的前提。後者包括對先前以阿拉伯語、波斯語，稍後以土耳其語寫作的穆斯林先輩的研究，並要求對文本本身，及其中包含的歷史陳述進行批判的歷史分析。對伊斯蘭歷史的研究可以以伊斯蘭的「內部」發展為核心，但它也可以聚焦於，比如說，穆斯林地區的「外部的」政治、社會與思想的歷史。在當時，人們更喜歡說「穆斯林國家的歷史」而非「伊斯蘭的歷史」。
d)文本和歷史研究，反過來，又為對伊斯蘭文化和宗教的研究鋪平了道路。在文化與宗教研究涵蓋的眾多主題中，大可一提的是對宗教文本——首先，是對《古蘭經》和聖訓——的歷史學、文獻學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主題也包括所謂的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的歷史發展——這裡的發展可以是「內在的」，理念和實踐在歷史中的發展，也可以是作為所涉及的社會與文化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史的一部分的發展。這種研究也包括對(特定)現象(所具有)的「伊斯蘭」意義的理解，它還注意這些意義中隱含的假設和明確的真理宣稱。
e)對更大範圍的穆斯林文化區域的研究，因為也研究這些區域文化的那些屬於伊斯蘭的方面，所以，也是伊斯蘭研究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
眼下西方伊斯蘭研究的狀況，在這個伊斯蘭研究的歷史發展的背景下看，在很大程度上說是可以理解的。伊斯蘭研究的歷史本身也是一個(研究)主題；這裡只要提及專志於研究這個主題的一部專著，和一項以伊斯蘭研究五百年來的五位著名伊斯蘭研究專家(Islamists，譯註：注意區分後來的伊斯蘭主義、伊斯蘭主義者)為中心的研究就足夠了。[3]
我們可以通過在德國舞台上發生的事情，進一步說明這個伊斯蘭研究的興起及其進一步的成長和發展的總體圖景。的確，德國的學術對伊斯蘭研究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然，這裡所說的德國學術(德語學術)，也包含一些來自其他中歐國家如奧地利和匈牙利的，用德語寫作的學者的工作。
2.至約1950年德國對伊斯蘭研究的主要貢獻
在伊斯蘭研究領域，德國東方學/東方主義的傳統很深。許多年輕的研究者說，倘若沒有早年該領域的一些巨人的鼎鼎大名的話，那麼該傳統就不會是現在這番光景了，這種說法大體是公允的。一提到第一代德國東方學家，我們立刻就會想到以下三個名字：泰奧多爾·諾爾戴克(Theodor Nldeke，1836-1930)、尤利烏斯·威爾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4]和伊格納茲·戈爾德戚厄(Ignaz Goldziher，1850-1921)，他們分別以其關於《古蘭經》、早期伊斯蘭的歷史、和伊斯蘭宗教與文化的內在發展的研究而著稱。在第二代學者中，赫爾穆特·里特爾(Helmut Ritter，1882-1971)[5]關於伊斯蘭宗教文本的著作和卡爾·布羅克爾曼(Carl Brockelmann，1868-1956)[6]關於阿拉伯文本的歷史的著作依然非常重要。屬這一代學者的，還有漢斯·海因里希·舍德爾(Hans Heinrich Schaeder，1896-1957)，他成功地把伊斯蘭放到更廣闊的，近東宗教史、和一種不再基於歐洲中心的原則來構想的世界史的框架中去考慮。從事寬領域研究的還有恩諾·利特曼(Enno Littmann，1875-1958)[7]，他研習了多門語言和穆斯林世界的各種各樣的文學作品，其成果之一，是翻譯了《一千一零一夜》。同屬第二代的一些學者，在納粹時期被迫移居國外，他們決定性地影響了海外的伊斯蘭研究：例如，研究伊斯蘭法的約瑟夫·沙赫特(Joseph Schacht，1902-1969)；研究阿拉伯文學和伊斯蘭歷史文化的古斯塔夫·埃德蒙德·馮·格魯尼巴姆(Gustav Edmund von Grunebaum，奧地利人，1909-1972)；研究伊斯蘭藝術的理查德·埃廷豪森(Richard Ettinghausen，1906-1979)；研究阿拉伯哲學的理查德·瓦爾策(Richard Walzer，1900-1975)。在德國本土，卡爾·海因里希·貝克爾(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和約爾克·克萊默(Jrg Krmer，1917-1961)則是在文化史的框架內對伊斯蘭研究抱以注意；魯迪·帕雷特(Rudi Paret，1905-1982)則尤以其對《古蘭經》的翻譯和註解而聞名。
像上述提到的那些學者那樣的人物，代表了一種特別的「伊斯蘭學(Islamological)」文化，這種文化，是那種在德國生活與社會中得到認可並享有國際聲譽的精英「東方學」文化的一部分。這些學者中的每一個，都有能力寫出關於伊斯蘭研究這個廣大領域中的諸多不同主題的著作的能力。他們是智力強大的人物，(在學術上)對自己、對他人都秉持著最高的要求；越有才華，要求也就越高。然而，在那個時代，女性實際上是被排除在該領域之外，從而不能在該領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當時的研究以過去而非當下為中心，學者們也避開了對研究對象的親身參與。這些第一、二代學者(他們一般在1933年以前就完成了大學教育)建立的規範，在1945年以後，在普遍而言的德國東方學研究中以及特別地，在德國伊斯蘭研究中也依然有效。
不同大學的伊斯蘭研究中心各有其專門的研究側重。在本章末尾我還補充了一個對在伊斯蘭研究領域做出顯著貢獻——特別是在二戰前——的主要學者的簡要概述，並用英文表示出了他們的主要出版物。
3.德國伊斯蘭研究的一些總體特徵
在德國傳統中，學術(Wissensschaft)要求一種有時近乎於神聖奉獻之弦音的投入。做學者，不像從事其他職業一樣只是投身一個職業，那些致力於學習和學術的人，需要堅持為此類以客觀真理為目標的研究的特定規範，並培養一種在學術上誠實的態度。這，在結合巨大的勤奮與自律的情況下，給了德國學術以其令人敬畏的力量。只要保持在學術自己的自治領域之內，保證遠離政治和宗教，學術就是自由的。那些致力於學術的人享有聲望和實踐上的便利，如此，比如說，一名大學教授可以有一個或多個通過研究和教學來為學科服務，後來也承擔相關行政職務的助理，這樣，教授本人才能夠從事他自己的研究計劃。有名望的學者構成了一個行會，這個行會在社會中佔據一個受認可的、有威望的地位。然而，1933年至1945年這一時期，構成了這個傳統中一次嚴重的斷裂。
與除比如說英國外的絕大多數其他歐洲國家相比，德國有且一直有一個去中心化的公立大學系統——公立大學分布在不同的邦(Lnder)——而大學也能夠發展出彼此競爭的，獨特的傳統和「學派」。由於一直有制度上的保護，故而，各所大學也就能夠像堡壘一樣，在學術爭論中分庭抗禮。在實踐上，博士論文和Habilitationsschriften(教授資格論文)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出版，並在權威學術期刊上接受頂尖學者的評論。大學教授總是自豪於教導他最好的學生在他的個人指導下進行原創性的研究，而有巨大權威的學者-教師和他的學生之間的關係，也要比有時是樸素的外在形式所暗示的情況更直接得多。大學教授也習慣於在他的講座上呈現他自己的原創研究的成果。
人們所說的關於普遍而言的德國學術的東西，對東方研究這個困難而要求極嚴的領域來說甚至更加真實。在作為東方研究一部分的伊斯蘭研究領域，總的任務一直是，發現迄今為止依然不為人們所知的事實和發掘新的文獻材料，以實現客觀地、批判地重建幾乎已經失去的過去世界——古代的文化和文明——的目標。我們可以把那些從事伊斯蘭研究的人比做在受過極好、極嚴格的技術訓練後，外出探索新土地的探險家。在這方面的訓練中，語言的方面一直是最重要的：以三門主要的伊斯蘭語言(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語)為主，通常還要加上一些其他的，像希伯來語、古敘利亞語、甚至衣索比亞語或古阿卡德語那樣的閃族語言。
從20世紀初開始，德國的伊斯蘭研究，就被構想為一門文化學(Kulturwissenschaft)——這要歸功於卡爾·海因里希·貝克爾。它們(這些研究)表現出一些為當時的歐洲文化所固有的特徵和假設，比如說西方文明的優越感，和對學者的民族(在這裡即德國)學術傳統的自豪。文化，包括伊斯蘭文化，被認為是某種獨立的東西，但學者們也會強調文化之間的差異，和宗教之間的差異。結果，伊斯蘭文化被當作一種基本上不同於普遍而言的歐洲文化和特殊來說的德國文化的東西來研究。在對伊斯蘭文化的研究中，也有對「古典」時期和對該文明的「更高級的」文化表達的喜好之分。這對東方研究其他分支的其他文化研究來說也一樣。
在伊斯蘭研究中，和十九世紀興起的其他東方研究一樣，對文本和歷史的強調是很明顯的，因此，這些研究長期以來也以文本、歷史的事實和這些事實之間的因果關聯為中心。研究的理念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在不失去總體視野的情況下儘可能地專門化。這樣的專門化倒是引出了有價值、專註的、詳細的研究，但要對總體視野的要求，卻經常下降到僅僅是掌握一大堆事實，而非發展多視角、邏輯解釋或敏銳洞見的層次。對事實的研究佔優勢這一事實，給德國伊斯蘭研究一種「實事求是的」而非實證的導向。同樣，對宗教的研究也是秉持著類似的思路來進行的。
眾所周知，德國只在1884和1918年間有殖民地，在此時期，它在它的非洲領土有一些穆斯林人口。這一殖民處境導致了當時人們對該時代的穆斯林世界的興趣的增長。作為結果，1887年，柏林開設了一門東方語言研討課(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1908年，漢堡也成立了一個殖民地研究中心(Kolonialinstitut)。該中心也專門開設了一門東方歷史與文化的研討課。這樣的研討課有(或者說提供了)相應的教席。1912年，一個致力於研究當代伊斯蘭的德國伊斯蘭研究協會成立了，並且從1914年起，這個協會就一直在出版《伊斯蘭世界》(The World of Islam，Die Welt des Islam，Le monde de l』Islam)這個期刊，後者對(伊斯蘭世界的)當代發展給予很大關注。1910年，《伊斯蘭》(Der Islam)創刊，它是一份專註於研究伊斯蘭東方的歷史與文化的學術期刊。
一戰後，德國東方學不再受殖民政策帶來的問題影響【譯註：因為失去了殖民地】，但有時人們也會認為，東方學在改善德國和特定的穆斯林國家之間的關係上是有用的。儘管在德國伊斯蘭學家那裡不乏民族情感，並且此類情感也在一戰期間，當土耳其還是德國盟國的時候有明顯的表現，但德國學者還是合作進行了一些類似於《伊斯蘭百科全書》(Encyclopaedia of Islam)(這一百科全書的初版最初是在德國分五卷初版，於1913年至1939年間出版的)【譯註：這套書的第二版已於1954年至2004年出完，第三版於2007年開始陸續出版，《伊斯蘭百科全書》至今仍是伊斯蘭研究領域的重要參考文獻】和《穆斯林傳統辭彙索引與引得》(Concordance et indices de latradition musulmane)(分八卷，1936年至1988年出版)的重要國際學術計劃。
1933年與1945年這段對德國來說痛苦的時期也給伊斯蘭學家們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一些猶太裔的德國學者，如保羅·克勞斯(Paul Kraus)、S.D.戈伊泰因(S.D.Goitein)和赫爾穆特·普萊斯納(Helmuth Plessner)成功地移居國外，但許多生命還是因此而喪失了，一些專業圖書館(比如漢堡研討課的圖書館)遭到了破壞，學術自由也終結了。不僅德國(本國)的伊斯蘭研究專家受到影響；來自其他地方的學者，比如說，多才多藝的匈牙利學者S.M.斯特恩(S.M.Stern)也被迫逃亡了。在1933年到1945年間，柏林有過一個德意志東方俱樂部(Deutscher Orient-Verein)。二戰後，在該國東部和西部(東德西德)，以及奧地利的德語東方研究不得不重新開始。
附錄A
一些著名學者
1.阿拉伯語言研究
海因里希·列博萊希特·弗萊舍爾(Heinrich Leberecht Fleischer，1801-1888)，法國學者A.I.西爾維斯特·德·薩西的學生。德國阿拉伯語文獻學的奠基者。
格奧爾格·威爾海姆·弗雷塔格(Georg Wilhelm Freytag，1788-1861)，著名的《阿拉伯語-拉丁語辭典》(Lexicon Arabico-Latinum)的編纂者。
阿爾伯特·佐欽(Albert Socin，1844-1899)，一部詳盡的阿拉伯-德語詞典的卡片說明系統的編纂者。這個卡片系統是那部現在還在流通的古典阿拉伯語-英語和德語詞典，《古阿拉伯語詞典》(Wrterbuch der Klassischen Arabischen Sprache)的資料來源之一。
2.文本研究
古斯塔夫·弗呂格爾(Gustav Flügel，1802-1870)，帶索引的文本版《古蘭》的編纂者，也是伊本·納迪姆(Ibn Nadim)的《索引書》(Kitb al-Fihrist，或譯《書目》)的編輯者。
約瑟夫·馮·哈默爾·普爾戈什塔爾(Josef von Hammer-Purgstall.奧地利，1774-1856)，以其土耳其語、波斯語和阿拉伯語文學研究而著稱。
約瑟夫·霍洛維茨(Jozef Horovitz，1874-1931)，著有多部關於古蘭和穆聖的研究著作，創建了一個關於古代阿拉伯詩歌的卡片系統，該系統現存於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他和其他德國學者一起編輯出版過伊本·薩阿德(IbnS』ad)的《大階層》(Tabqt，伊斯蘭著名人物的傳記彙編)。
泰奧多爾·諾爾戴克(Theodor Nldeke，1836-1930)，以其《古蘭的歷史》(History of the Quran，1860)著稱。後來該書分三卷分別於1909年、1919年和1938年重新修訂出版，各卷的修訂者分別是弗里德里希·施瓦利(Friedrich Schwally，1863-1919)、格特赫勒夫·貝爾格施特拉瑟(Gotthelf Bergstrsser，1886-1933)和奧托·普雷策爾(Otto Pretzl，1893-1941)。貝爾格施特拉瑟還著手開展了一個編輯古蘭文本異文(apparatuscriticus)的計劃。
古斯塔夫·魏爾(Gustav Weil，1808-1889)，著有一部古蘭導論和一部穆聖傳記。
費迪南德·維斯滕費爾德(Ferd in and Wüestenfeld，1808-1899)，編輯出版了伊本·希沙姆(Ibn Hishm)的《穆聖生平》(Sīrat al-Nabī，1858-1860)和伊本·赫里康(Ibn Khallikn)的《名人傳》(Wafyt al-ayn)。
3.歷史研究
古斯塔夫·魏爾(Gustav Weil，1808-1889)1843年寫過穆聖的傳記，阿洛伊斯·施普倫格(Aloys Sprenger，1813-1893)在1861至1865(1869)年間出版了他的三卷本著作，而胡伯特·格里姆(Hubert Grimme，1864-1942)則在他於1892年出版的書中，把穆聖首先描述為一位社會改革家。阿布拉哈姆·蓋格(Abraham Geiger，1810-1874，此人是猶太拉比)則寫過一本著名的書，題為《穆罕默德從猶太教那裡保留了什麼?》(What did Muhammed retain from Judaism?，1833，Engl.Tr.1902)。
卡爾·海因里希·貝克爾(Carl Heinrich Becker，1876-1933)的歷史論文(他也研究過伊斯蘭文化和宗教的發展及其特徵)結集在他的《伊斯蘭研究》(Islamstudien，2 vols.，1924-1932)中出版。
卡爾·布羅克爾曼(Carl Brockelmann，1881-1965)，也以他對閃語的研究，特別是阿拉伯語研究，及其對阿拉伯手稿文本的梳理著稱；他編過一本著名的伊斯蘭名人傳(1939)。
古斯塔夫·埃德蒙德·馮·格倫鮑姆(Gustav Edmund von Grunebaum，奧地利人，1909-1972)，他移居美國並在那裡進行大量關於阿拉伯語文學、伊斯蘭歷史於文明的研究，他也有理論方面的興趣。
理查德·哈特曼(Richard Hartmann，1881-1965)，在歷史研究方面貢獻頗豐，包括一些關於穆斯林國家和伊斯蘭的當代發展的著作。
阿爾弗雷德·馮·克雷默(Alfred von Kremer，奧地利人，1828-1889)，他的著作包括：關於伊本·赫勒敦(Ibn Khaldǖn)的研究(1859和1879)，一部伊斯蘭的核心觀念史，和一部關於哈里發治下的東方的文化史(兩卷本，1875-1877)。
阿當·梅(Adam Mez，瑞士人，1869-1917，他的名字是法語名，按德語應是阿達姆·梅茨)，巴塞爾民間學者(private scholar)，是一部關於十世紀伊斯蘭復興的著名研究著作(1922)的作者。
奧古斯特·繆勒(August Müller，1849-1892)，寫過一本研究在西方與東方的伊斯蘭的著作(兩卷本，1885-1887，書名就叫《伊斯蘭在西方與在東方》[Der Islam im Morgen-und Abendland])。
貝爾托德·施普勒(Bertold Spuler，1911-1990)，寫過一些研究伊斯蘭歷史——比如說，伊斯蘭早期的伊朗(1952)，蒙古統治時期的伊朗(1939)——和研究進洞基督教會史(1964)的著作。編有多卷本的《東方學手冊》(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尤里烏斯·威爾豪森(Julius Wellhausen，1844-1918)，有關於早期伊斯蘭的歷史研究數種：
《穆罕默德在麥地那》(Muhammad in Medina，al-Wqīdi』s Kitb al-maghzi，1882)。
《阿拉伯異教遺風》(Relics of Arabicpaganism，Ibn al-Kalbī』s Ktb al-asnm，1887，1897)。
《前伊斯蘭時期的麥地那，穆罕默德的麥地那憲章，穆罕默德的著作和使命》(Pre-Islamic Medina，Muhammad』s Constitution of Medina，Writings of，and missions to Muhammad，1889)。
《伊斯蘭最早期的歷史之緒論》(Prolegomena to the earliest history of Islam，1889)。
《早期伊斯蘭中的宗教-政治對立派》(The religio-political opposition parties in early Islam，1901)。
《阿拉伯帝國及其衰落》(The Arab Empire and its Fall，1902)。
4.伊斯蘭宗教研究
伊格納茲·戈爾德戚厄(Ignaz Goldziher，匈牙利人，1850-1921)，用德語寫過大量關於伊斯蘭文化與宗教的諸多主題的研究著作，如，《字面派》(The Zhirites，1884)。
《穆斯林研究》(Muslim Studies，兩卷本，1889-1890)；包括第二卷中著名的聖訓(hadīth)研究。
《伊斯蘭講演集》(Lectures on Islam，1910)。
《伊斯蘭古蘭闡釋諸傾向》(The tendencies of Islamic Quran interpretation，1920)。
理查德·格拉姆利希(Richard Gramlich，瑞士巴塞爾人)，主要研究伊斯蘭神秘主義和什葉派思想。
馬克斯·霍爾滕(Max Horten，1874-1945)，研究伊斯蘭神學與哲學。
弗里茨·邁爾(Fritz Meier，1892-1971)，寫過許多關於伊斯蘭宗教文本的研究著作。
安娜瑪麗·席默爾(Annemarie Schimmel，波恩人)，有很多關於伊斯蘭文學，神秘主義文本，從現象學角度來看的伊斯蘭宗教的研究。
魯道夫·施特羅特曼(Rudolf Strothmann，1877-1960)，研究什葉派。
5.伊斯蘭法研究
格特赫勒夫·貝爾格施特拉瑟(Gotthelf Bergstrsser，1886-1933)，伊斯蘭法專家。
艾杜瓦特·薩豪(Eduard Sachau，1845-1930)，該學者也因發現比魯尼(al-Bīrūnī)的一些主要著作而聞名。
約瑟夫·沙赫特(Joseph Schacht，1902-1969)移居埃及、英國、荷蘭繼而美國。以其關於伊斯蘭法、穆斯林教法學的起源和教法文本中聖訓材料的來源的研究而著稱。
6.編目工作和手稿目錄
威爾海姆·艾爾瓦特(Wilhelm Ahlwardt，1828-1909)，編有一份經典的，十卷本的柏林Mss目錄(Catalogue of Berlin Mss，1887-1899)。
卡爾·布羅克爾曼(Carl Brockelmann，1881-1965)，以其對阿拉伯手稿的編目(五卷本，1944-1953)而著稱。
莫里茨·施泰因施耐德(Moritz Steinschneider，1816-1907)，研究猶太作家書寫的中世紀阿拉伯語文本(1902)的著名學者，編有一份關於中世紀阿拉伯語宗教論戰文獻的目錄。
參考文獻：
[1]魯迪·帕雷特(Rudi Paret)：《德國大學的阿拉伯語伊斯蘭研究。自泰奧多爾·諾爾戴克以來的德國東方學家》(The Study of Arabic and Islam at German Universities.German Orientalists since Theodor Nldeke).Wiesbaden:Franz Steiner Verlag,1986,p.5.
[2]除帕雷特的著作外，亦見約翰·傅克(Johann Fück)的《二十世紀歐洲的阿拉伯語研究》(Die arabischen Studien in Europa bis in den Anfang des 20.Jahrhunderts).Leipzig:Otto Harrassowitz,1955.前德國民主共和國的伊斯蘭研究及1991年以來的發展還有待進一步的分析，這裡暫不考慮。
[3]讓-雅克·瓦登伯格(Jean-Jacques Waardenburg)：《西方鏡映中的伊斯蘭》(L』Islamdans le miroir de l』Occident).The Hague:Mouton,1961,3rd ed.1970。馬克西姆·羅丁森(Maxime Rodinson)：《對伊斯蘭的迷戀。西方看穆斯林世界的各階段及發展。歐洲的阿拉伯和伊斯蘭研究》(La fascination del』Islam.Les étapes du regard occidentalsur le monde musulman.Les étudesarabeset islamiques en Europe).Paris:Maspero,1980。
[4]庫爾特·魯道夫(Kurt Rudolph)：《萊比錫薩克森科學院學報第123卷第五期：作為阿拉伯研究專家的威爾豪森》(Wellhausenals Arabist.Sitzungsberichte der Sch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zu Leipzig.Philologisch-historische Klasse,Band 123,Heft 5).Berlin(Ost):Aklademie-Verlag,1983。
[5]恩斯特·A.畢歇爾(Ernst A.Bücher)：《赫爾穆特·里特爾著作目錄》(「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von Helmut Ritter」)，原載《東方》(Oriens)，XVIIIXIX(1965-66)，5-32。萊頓的E.J.博睿出版社(E.J.Brill，Leiden)也單獨出版過這個文本。
[6]奧托·施比斯(Otto Spies)：《卡爾·布羅克爾曼著作目錄》(Verzeichnisder Schriften von Carl Brockelmann).Leipzig:Otto Harrassowitz,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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