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拿「罰俸」說事了，一個知縣的合理收入是俸祿的上百倍

知縣作為明清的基層公務員，牧一方百姓，他們的收入到底是什麼水平呢？而在影視作品中皇帝動不動就對官員進行罰俸幾年的懲罰，那官員豈不是要喝西北風嗎？要搞清楚這個問題，就不得不分析下明清時期官員的具體工資制度了。

一、俸祿收入

明朝工資相對其他朝代來說，收入普遍低下，但也並非我們理解的到了窮的地步。明代正一品的歲祿是1044石，從九品的歲祿60石，差額有17倍之多；清朝京官一品年奉銀是180兩，從九品年俸銀是31兩，差額已不足6倍。級別相差不大，也就導致了俸祿相差不多。

知州是一個從五品的官（乾隆三十五年改直隸州知州為正五品），知縣是正七品，按照俸祿規定，知州的俸銀是80兩，知縣年俸銀為45兩。

明朝萬曆以後，由於一條鞭法的推行，州縣官吏的月俸銀基本上是發放銀兩，而徵收賦稅也由稅銀取代了實物。伴隨著朝廷對官員的處罰條例越來越多，州縣官以及京官被罰俸銀基本上成為了常態，常有在任一兩年，而罰俸五六年，甚至十餘年的情況。因此俸祿的收入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其主要收入則在各種補貼和灰色收入上。

清朝的官員俸祿完全是發現銀，如康熙時期各知縣俸銀大都保持在45兩左右，各地略有區別但是差別都不是很大。

官員的俸祿在典制度中都有明確規定，就好像現在的基本工資，所佔的基數是非常小的，但是在王朝初期，其額度也是相當可觀。如明初的社會物質並不豐富，所定的俸祿就相對合理。同樣清初的時候，經濟還不發達，人口不多，物質相對豐富其價格也較低，薪酬雖然不能說多高，但也足夠滿足生活。

康熙二十五年（1696年）物價水平是這樣的：鮮肉每斤22文，棗子每斤12文、桃20文、糖每斤20文、桂圓4文，是時米價每升7文。

但是每逢災年，其物價水平也會隨之升高，值得注意的是，官員的工資並沒有隨著物價的上漲而進行調整。以土地而言，順治初年，一畝良田不過二、三兩，康熙年間漲到了四、五兩。到了乾隆年間為七、八兩，而到了嘉慶年間竟然漲到了五十多兩。

物價的上漲及貨幣的貶值，朝廷並沒有考慮，俸祿不但沒有增加，而且還經常被罰俸，那些廉潔奉公的官員多少會受點影響，而那些千里做官只為財的官員，他們所依賴的只有其他收入了。

二、俸祿之外的各項補貼

明清的知縣俸祿月銀不過四兩，按當時的物價，只能買兩擔白米。實際上這些縣太爺不但要供養自己的父母妻小，還要支付幕僚的費用，以及親戚朋友的周濟，還要置辦產業。除此之外，迎來送往，孝敬上司賄賂權貴。即便是如此，他們滿任回鄉之時，也是財產百車，金銀無數。

很顯然，俸祿之外的各項補貼遠遠超過俸祿的收入，而這些又不在罰俸的範疇，足以讓官員過上體面的生活。

清代的官俸以外，還發放養廉銀和恩俸，京官一品的年俸銀是180兩，恩俸則是270兩；外官的年俸銀也是180兩，養廉銀則有15000兩；知縣年俸45兩，養廉銀500兩，這些收入要超過俸祿的數十倍甚至是上百倍。

三、各項公費開支

公費開支名為公費，其實可以看做是官員的變向收入或是灰色收入，明清的大小官員都有一定的公費支配權，這些公費雖然不能作為官員的個人收入，但也是有增加收入的效果。

各地官員把這些公費開支化為己有是很普遍的，如招待上司，官員往來送禮都是公費的支出大頭，只要在其中動動手腳油水可能是工資收入的數倍。

只要這些公費開支不直接轉入私人腰包，就不算是貪污，因此，所有官員對於揮霍公款都是行家裡手。為了限制官員揮霍公費，清朝後期開始規定各官的公費銀數目，每年軍機大臣為24000兩，尚書10000兩，各部院官員從2400兩到180兩不等，共分為七等，節餘的歸各官員所有。這種形式上為了控制公費開支的做法，其實是使公費開支轉為個人所有的合法化。

所以，作為一方官員，即使不貪污，其工資待遇和補貼已經非常高了，要是懂得花心思，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應該不是什麼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