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學教授牟鍾鑒：沒有文化的自覺自愛，是不可能愛國的

守望中國文化

牟鍾鑒，一位中國文化的守望者、拓新者：40多年中，他沉潛涵泳於中國哲學、宗教學的汪洋大海，努力用時代精神激活儒學的恆在價值。

他的新著《中國文化的當下精神》，以精練、通俗的語言，闡釋了中國文化的本質和當代價值。

在接受記者獨家專訪時，年屆八十的他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有憂慮——「中華精神雖然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但基因是會變異的，遺傳是會斷裂的。我們要有危機感」；更有信心——「孔子的思想已經潤於中國人的肌膚，浸入中國人的骨髓。精神的孔子正在周遊列國」。

牟鍾鑒

1939年生，1965年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國哲學史方向研究生畢業，受教於馮友蘭、任繼愈先生。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宗教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副會長，獲2012年度孔子文化獎個人獎。

01、經歷了歐風美雨蘇霜，

更懂得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在文化

記者：作為兩千多年中華思想文化主導與底色的儒學，在經歷了近百年西方文化的衝擊後，迎來了復甦的春天。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文化復古」現象，而您將之形容為「原上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牟鍾鑒：我認為，這是中華民族文化經歷「揚棄」之後的一次螺旋式升華，是事物發展否定之否定的、客觀辯證運動的表現。此刻，我們正在經歷的，是中華文化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又一次歷史性變革，這一變革將開創一個嶄新的時代，其深刻性尚有待於人們認真加以反思和覺解，更需要學界從學術理論的高度予以研討和闡釋。

記者：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死而後生」？

牟鍾鑒：儒學在近代衰落而今復興，且勢頭強勁，並非偶然，有其歷史和時代的必然性，借用佛教用語，這是「契理契機」的顯現。

儒學博大精深，蘊含著豐富的宇宙、社會、人生智慧，凝結著東方道德文明的常道，因而內在生命力強大。但它在帝制社會後期一度被專制政治扭曲，趨於僵化保守，跟不上時代的前進步伐，其「有禮無仁」的形態反而成為社會革新的負能量。因此，它受到西方啟蒙思潮和國內新興變革力量的巨大衝擊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是社會思想解放的需要，也是儒學再生的必要條件。

對儒學而言，文化激進主義的批判既是一次嚴峻的考驗，又是一次凈身的沖洗。「文化大革命」從表面上看似乎使儒學陷於「滅頂之災」，在客觀上卻使「反孔批儒」思潮走向極端，充分暴露出其危害性，為人們重新思考儒學的價值提供了反面的教訓，也為儒學的回歸創造了難得的機遇。

記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曾興起過儒學熱，但似乎並未持久。

牟鍾鑒：這次不一樣，是各個領域的基層自覺自發地興起熱潮，而不光是一些領域的一些精英分子。我們明確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建設文明強國的根基，文化方向撥正了，這樣的文化熱，會是穩定和持久的。

近百年來，我們的文化自卑到了極點。「五四」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第一次新文化運動，追求民主與科學，推進了中國現代改革事業；但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丟失了民族文化主體意識，沒做哪些應該保留、哪些應該拋棄的辨析工作，就把傳統文化一股腦兒扔掉了，比如提出要全盤西化，甚至提出要廢除漢字。

當然，這既是當時救亡圖存的形勢所逼，也是因為儒學自身失去了生命力，表現出來的腐朽和陳舊確實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

記者：這種拋棄而非揚棄的思路，深刻影響了以後的文化發展。

牟鍾鑒：我們確實受益於西方文化，包括歐美的民主科學，十月革命帶來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中國連續不斷地進行革命，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得到了獨立解放。解放後，我們又向前蘇聯學習。

但是，再獨立再解放，文化不自立，民族也不可能真正立於世界之林。在經歷了歐風美雨蘇霜，遍嘗了酸甜苦辣之後，我們切身感受到，還是中華傳統文化更符合我們的社會需要，能夠安身立命，有益文明人生。

我們要吸收世界文明的營養，用以充實新時代的精神生活，但民族的根和魂卻在中華文化。實踐證明，當初「全盤西化」論者企圖用切斷民族文化血脈的方式來「救中國」，無異於南轅北轍，不論結果如何，中國將逃不過做西方文化殖民地的悲慘命運。而這正是顧炎武所擔心的仁義淪喪造成「亡天下」的惡果。他的擔心雖未變成現實，但今日思之，依然需要警醒。

02、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

他的思想已浸入中國人的骨髓

記者：歷經磨難而不熄不滅，儒學為何有著如此頑勁的生命力？

牟鍾鑒：孔子創立的仁禮之學，為中華民族確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義精神方向，為社會提出了道德價值標準，這是民族的文化血脈、基本性格和文化基因，是中華文化的主導思想、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不論朝代如何變動，不論制度如何改革，中華民族延續的基因血脈和凝聚的精神紐帶始終是儒學為主導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否則中華民族就離散了。

即使在反孔最激烈的年月，「五常八德」，即仁義禮智信、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在民間仍然是習焉不察的主流道德行為準則，它不是幾次政治運動能夠掃掉的，儘管它受到了很大的創傷。

歷史證明，孔子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的，因為他活在中國人的心裡，文明社會需要他，孔子的思想已經潤於中國人的肌膚，浸入中國人的骨髓。

記者： 但這樣的曲折與磨難，必然對儒學有所損傷，對今天人們正確認識儒學的面貌與價值帶來遮蔽。

牟鍾鑒：是的。對儒學的誤解、曲解，乃至戕害，一直都存在，不僅僅是那幾場政治文化運動，而是2000多年裡沒有斷過。

一種誤解是把別人說的話，安在孔孟頭上。比如，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把儒學升為官學，宣揚「五常」，使之成為中國人的基本道德規範，但他在「五常」之前加上了「三綱」，說：「子受命於父，臣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到了東漢章帝時，官方推出《白虎通義》，確立「三綱六紀」，明確規定：「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和「五常」就這樣被嫁接在了一起。儒學被批，「三綱」的宗法等級觀念是很大一個原因，但它其實並不是孔孟說的。

事實上，孔子雖有等級觀念，但強調相互責任，其中包括人格的尊嚴。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更厲害，他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記者：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確為孔子所言，這句話廣被批判，認為孔子提倡君主專制主義。

牟鍾鑒：這就是對孔孟的另一種誤解——沒有正確理解他們的原意。

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是為了「正名」，即要求君、臣、父、子都要名實相符，各盡其責。但至於盡怎樣的責、如何盡責，當時孔子沒有說明，因而給後人留下了豐富的解釋空間。孟子的解釋是：「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而「三綱」卻將之解釋為，君、父、夫對臣、子、妻擁有至高無上、生殺予奪的絕對權利。這種解釋當然更符合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歷代君主都樂於採用和宣揚，並把這個觀點強加在孔子身上。

記者：從這樣的君臣關係出發，歷朝統治階級極力宣揚愚忠，這也被認為是孔孟對世人的荼毒。

牟鍾鑒：在孔子那裡，「忠」字主要並不表示忠於君主，更不是愚忠。

統觀《論語》，提到「忠」的有15篇，共17處，其中談到忠君的只有兩處。一處是《為政》篇，提到「孝慈則忠」，首先要求國君下慈於民，然後民才能忠君。另一處見《八佾》篇，「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同樣，臣事君以忠，也是要以君使臣以禮為先決條件的。

在《論語》中，孔子從未說過臣下要盲目順從君主、君主對臣下可以生殺予奪。相反，對君臣兩者的關係，孔子首先要求當國君居上位的要守禮，要以身作則。他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他還說：「修己以安百姓」，認為當國君居上位的必須「好禮」，必須「修己」，才能使下面的人心服，才能安百姓。

總之，在孔孟那裡，君不是最高的，道才是最高的。孔孟皆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說法。但宋明以來，部分儒者對愚忠大力提倡，延展到民間，又提倡愚孝。二十四孝中有「郭巨埋兒」，那是傷天害理了，哪是什麼孝?

記者：面對種種誤解，您提出了一個通俗易懂的口號——三綱不能有，五常不能丟，八德都要有。

牟鍾鑒：必須有所澄清，不能再以訛傳訛。孔孟根本沒有提過「三綱」，那就不要再提了。「三綱」抑制了「五常」，只有剷除了「三綱」，才能充分釋放「五常」所含有的平等、和諧、有序、誠信的正能量。

即使保留和提倡「五常八德」，也要與時俱進。那些繁瑣的禮今天還要它幹嗎？但文明禮貌總是要有的，誠信難道可以不要嗎？該留的留，該丟的丟，留下的東西也要做進一步的闡釋，賦予它新的內容。

03、儒學是座寶庫，

「仁恕通和剛毅」六字是精華

記者：王陽明曾批評那些不珍惜孔子真精神的人是「不識自家無盡藏，沿街持缽效貧兒」。今天我們繼承儒學，應該牢牢抓住哪些最核心、最本質的內容?

牟鍾鑒：儒學是座寶庫，所以王陽明說「無盡藏」，但說到最精華的內容，我傾向於把它歸結為「仁恕通和剛毅」六個字。

中華文明首先推崇仁愛，把愛人作為最高信仰。孔子講泛愛眾而親仁，孟子講仁者愛人，從愛親人推而愛他人愛社會愛萬物，視天下猶一家，視萬物猶一體，尊重生命，關愛他人，是中華共同體存在的根本價值依據。

儒學仁愛之道與西方基督教的愛人如己及法國大革命提出的博愛是相通的，但又有所不同。在儒家看來，愛心來自人的本性，不由上帝賦予，不以愛神為前提，乃是人類共同體正常生活的內在需要。

儒學仁愛之道的最大特點是落實為忠恕之道。忠道就是盡己之心幫助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希望他人自立發達，但不把自己的方式強加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就是恕道了，其中包含著平等互尊的要素。孔子最看重恕道了，而今天人類文明關係上恰恰最缺少恕道，往往強者唯我獨尊，不懂得尊重和關愛他者。有了恕道，新型國際關係就好建立了。

記者：這使儒學具有了超越等級制度和文化征服局限的生命力，為當今人類多元文化實現和諧共生提供合理的文明途徑。

牟鍾鑒：是的，仁愛情懷再進一步落實便是通和之道。

中華民族是一個很大的文化共同體，其民族格局是多元一體，其文化模式是多元通和，血脈流長，紐帶堅固。其緣由，一方面有以儒為主、佛道為輔的文化內核，向心力強，另一方面講和而不同、殊途同歸、尊重差異，不同的文化漸行漸近，彼此感通互攝，以和諧為主旋律，有衝突而沒有宗教戰爭。因此，通和是最理想的族際關係與文明關係。

記者：這種通和之道，是否就是人們熟知的、曾被猛烈批判的儒家中庸之道？

牟鍾鑒：可以這樣理解。中庸之道是有其價值的。儒學不把自己看成絕對真理，它的重點不在向社會提供某種信仰或學說，而是向社會提供不同信仰、學說之間相處的智慧，即協調多元文化的智慧，相信「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反對極化思維與行為，提倡「和而不同」。

這種兼收並蓄、包容多樣的深厚傳統，養成了執中、穩健、妥協、溫和的民族性格，不易滋長極端主義。因此，中華文明不會成為任何其他文明的對手，只會成為朋友與夥伴。

記者：溫和會否變成一種綿軟？

牟鍾鑒：儒學既提倡「和而不同」，也強調「和而不流」，中華民族是堅守文明底線的，有仁恕通和的溫潤、包納利他的博大，也不乏剛直毅勇之質，中華民族歷史上因而出現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他們有操守有擔當，在民族艱難危急時刻挺身而出，挽狂瀾於既倒，開闢出民族復興之新路。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質直而好義」。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更是闡揚「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豪邁氣概。

04、沒有文化的自覺自愛，

是不可能真正愛國的

記者：您曾說，自己這一輩子，一直在努力用時代精神激活儒學的恆在價值，以實現明體達用的目標。但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孔子之後的學說千人千面，都是「偽孔子」。

牟鍾鑒：這是不對的。離開了仁和之道卻打著孔子的旗號，或者口是心非、表裡不一，才是偽孔子。不斷創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孔子學說，正是孔子思想有生命活力的體現。

我大半生讀《論語》，到現在也沒讀完。經典是永遠讀不完的，否則就不是經典。《論語》是個孵化器，能啟發出許多智慧，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體會，根據當下的情況去發揮。

教育家、中國思想史專家匡亞明提出研究古代思想家要把握「三義」:本義、他義、我義。本義即思想家文本的精確內涵，研究者首先要考訂清楚；他義是此前學界研究成果，至少是有代表性的成果，研究者要廣泛收集，認真參考；我義是研究者獨特的見解，要比前人有所突破，有所進步，有所提升。這就是綜合創新。

記者：在當代歷史條件下，什麼是儒學綜合創新的重要面向？

牟鍾鑒：重點應該是如何在文化上推動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融合，實現相攝互補。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立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現代化和社會轉型中矛盾層出不窮，需要傳統道德維繫社會穩定，以保證市場經濟健康發展。中國自古就有儒商傳統，儒家早已吸收管子「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的思想，重視工商事業。近代以來出現的晉商、徽商以及海外華商，都強調以義導利、誠信不欺、回饋社會，這些都促進了現代工商文明的發展。

歐美現代化過程中有改革後的基督教道德維持精神生活，韓國與中國台灣地區在經濟起飛中有改良的儒家傳統美德在配合市場化過程，文化上都未出現斷裂。在海外華人華僑中，「五常八德」依然是為人處世的主流價值觀，超越了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界域，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

我奇怪，為什麼總有人把儒學與現代化、與市場經濟對立起來。孔子認可求富貴是人的本性，學生子貢就是一位儒商。老百姓最根本的需求是把日子過好，儒學就講以民為本。孟子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發展經濟很重要，但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拜金主義等負面東西，儒學要配合市場經濟的發展，實現義理的統一。儒學如果不能促進經濟的發展，就不可能有前途。

儒學還在其他很多領域有前途，比如鄉村的治理。我參與創辦了尼山聖源書院，八年了，我們一直在山東農村地區，為村民講授《弟子規》《孝經》《論語》等經典，從孝道入手，再倡鄉村儒學，啟迪百姓心智，重建倫理秩序。城市化進程中，農村被空心化，出現了很多問題，儒學要在鄉村治理上發揮作用。中國歷史上「皇權不下縣」，鄉村道德靠的就是儒學，管理上實行了地方自治。

記者：儒學不僅對內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國際上對儒學的認識，也正迎來一個新的高峰。

牟鍾鑒：精神的孔子正在周遊列國。

早在1994年，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成為中國與世界各國文明交流的重要平台。2014年10月，以美國學者安樂哲為首，在夏威夷成立了世界儒學文化研究聯合會，成為海外多國研究儒學的重鎮，為溝通儒學與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鑒、特別是中美之間的文化理解互尊，構築了一條新的重要渠道。

人類不缺少發展的智慧，而是缺少協調的智慧，尤其缺少協調民族和國家之間關係的智慧，恰恰在這方面，儒學所積累的經驗和蘊含的遠見卓識，可以向當代人類提供走出困境的光明之路。1988年，部分諾貝爾獎獲得者在巴黎集會，就提出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首2500年前，從孔子那裡吸取智慧。

記者：作為中國人，更該珍惜、真解、創新儒學。

牟鍾鑒：愛國的最深層是愛中華文化，沒有文化的自覺自愛，是不可能真正愛國的。

中華精神雖然已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但基因是會變異的，基因遺傳是會斷裂的。我們要有危機感、緊迫感，要有憂患意識。有些人在不斷否定傳統文化，教育上重洋輕中、重智輕德、重理輕文，培養出很多高智商、精專業的博士，卻沒有中國心、道德魂。這實際上是做著「去中國化」的蠢事，應該猛醒了。

本文來源於「解放周末」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