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宋朝保留了特赦制度？

摘自書籍《原來你是這樣的宋朝》吳鉤（著）， 時代華語出版社授權合作稿。

宋朝的特赦制度

文：吳鉤

宋朝是赦免制度最活躍的時代。

不管在西方社會，還是在東方的中國，「赦免權」作為國家元首的一項特權，少說也有兩三千年的歷史了。西方的赦免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3年古希臘頒布的赦免法令。而成書於周代的《易經》，也明確表明至遲在西周時期，中國已出現了赦免罪罰的做法：「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自漢代起，赦免開始成為一項正式的國家制度。到了宋代，國家的赦宥活動達至鼎盛狀態，據晚清法學家沈家本《歷代刑法考》的統計，兩宋時期平均每兩年就有一次大赦。若論君主的降赦數量，歷代王朝未有超過宋代者。宋廷還將三年一次的「郊祀大赦」確立為一項制度固定下來，這也是其他王朝所未有的。

宋朝的赦降名目多樣，有大赦、郊赦、曲赦、別赦、德音、錄囚，等等。我們不妨將其歸納為兩大類：大赦與特赦。特赦是只對某一地區或某一類人有效的罪罰赦免。大赦則是普遍性的赦免，即所謂的「大赦天下」。每有大赦，宋朝都要鄭重其事地舉行一場盛大、熱鬧的下赦典禮，來看《東京夢華錄》「下赦條」的記載：

「車駕登宣德樓。樓前立大旗數口，內一口大者，與宣德樓齊，謂之『蓋天旗』。旗立御路中心不動。次一口稍小，隨駕立，謂之『次黃龍』。青城、太廟，隨逐立之，俗亦呼為『蓋天旗』。亦設宮架、樂作。須臾，擊柝之聲，旋立雞竿，約高十數丈，竿尖有一大木盤，上有金雞，口銜紅幡子，書『皇帝萬歲』字。盤底有彩索四條垂下，有四紅巾者，爭先緣索而上，捷得金雞紅幡，則山呼謝恩訖。（宣德）樓上以紅綿索通門下一彩樓，上有金鳳銜赦而下，至彩樓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讀。開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樓前，罪人皆緋縫黃布衫，獄吏皆簪花鮮潔。聞鼓聲，疏枷放去，各山呼謝恩訖。樓下鈞容直樂作，雜劇舞旋，御龍直裝神鬼，斫真刀倬刀，樓上百官賜茶酒，諸班直呈拽馬隊，六軍歸營。至日晡時，禮畢。」

皇恩大赦無疑是一件特莊重、嚴肅的事情，不過我們不難發現，宋朝的降赦過程充滿了娛樂精神，宣赦的前後都穿插著精彩的雜技、雜劇、音樂、武術表演。這麼安排當然是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觀看，以便將降赦的宣傳效果快速擴散開來。宣德樓宣赦之後，皇帝的赦書會抄錄多份，快遞到各個州縣，然後在各市鎮鄉村的粉牆上公布，曉示天下人。

士大夫對皇恩大赦頗有微詞

宋朝君主幾乎都有「大赦天下」的偏好，但宋代士大夫對皇帝的頻繁降赦一直頗有微詞，許多知名的大臣都上書反對過皇恩大赦：

北宋景祐元年（1034），侍御史龐籍上書說：「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何以明之？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也；被苦者抑之，未必無怨也。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復惡，故以為政教之大患也。」

至和二年（1055），知諫院范鎮亦上書反對皇帝一年數赦：

「臣聞古人有言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此言赦之惠奸而無益於治道，不可數者也。……京師及畿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好人良善也，數赦尚猶喑啞；蚩蚩愚民，其不狃而為奸且盜者，無幾矣！」

數年後的嘉祐六年（1061），另一位知諫院司馬光也給皇帝上書：

「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系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

這幾位名臣上書抗議皇帝降赦的故事，都發生在宋仁宗朝。因為仁宗是一名生性仁厚的君主，老是擔心有人含冤受屈，所以寧縱毋枉，降赦比較頻仍。他在位四十餘年，降赦至少有一百次，其中大赦為二十二次。怪不得要引來司馬光等大臣的不滿。

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宰相王安石也反對過赦降，當年天大旱，神宗皇帝心中不安，「欲降赦」。在此之前，神宗已經一年之內頒過兩回赦書。這一回王安石說什麼也不同意皇帝再大赦天下了，他告訴皇帝：「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在王安石的阻擋下，宋神宗只好停止下詔大赦。

南宋士大夫洪邁也認為「多赦長惡」：「紹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好長惡，何補於治哉？」他還舉了一個例子：婺州富人盧助教，一日到租佃其田地的佃戶家收租，被佃戶一家用極殘忍的手段殺死。殺人的兇犯當然被判了死刑，卻遇上「赦恩獲免」，獲釋之後，竟然「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殺人兇手這麼囂張，真是對赦免制度的一大諷刺。

不過，請注意，宋朝士大夫並不是反對赦免制度本身，而是抗議君主不加節制地頒發赦免令，以及抗議那種「不問是非，一切縱之」的大赦天下。

赦免制度可「濟法治之窮」

實際上，儘管宋朝皇帝的降赦行為備受爭議，但終宋一代，沒有一個君主會考慮廢除了赦免制。即便在今天的西方，所有的文明國家也都保留了大赦與特赦制度，將赦免權視為是國家元首或最高立法機關的當然特權。顯然，赦免制度雖是「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卻有不可不用的正面意義。

赦免制度首先是仁政的體現，這個「仁政」也可以換成現代的概念：「人道主義」。挪威漢學家白肯乾脆將傳統中國的赦免制度稱為「法律中的仁慈制度」，並指出「這種非同凡響的仁慈制度在宋代達到了頂峰」。

而宋代赦免制度之所以高度活躍，又跟宋王朝的立國精神息息相關。《宋史》的編撰者認為，「宋之為治，一本於仁厚。」正如苛嚴刻薄的秦始皇「事皆決於法」，對於恩赦極不以為然，「於是急法，久者不赦」。寬仁的宋代君王則傾向於「欽恤庶獄，務在於寬」。在這種治國理念下，赦降便會成為君主的優先選項與習慣性選擇。

其次，赦免制度可以發揮「濟法治之窮」的功效。宋王朝其實是一個講求法治的朝代，宋人自己說，「漢，任人者也；唐，人法並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無大小，一聽於法」。看起來似乎跟秦王朝的「事皆決於法」高度相似。但宋人又明白，「一聽於法」儘管是很經濟的治理方式，但再完備的立法，再嚴謹的司法，都可能存在漏洞，這個時候，往往就需要超然於法外的赦免制度來補救。

讓我舉一個例子吧。宋仁宗時，開封府向皇上報告了一個案子：「有民馮懷信，嘗放火，其妻力勸止之。他日，又令盜摘鄰家果，不從，而脅以刃，妻懼，告夫。」按傳統立法，妻子檢控丈夫的罪行，要受到法律懲罰。這一法律條文本意是為維護夫婦恩義，使親親得相容隱，趙宋立國，也繼承了這一立法精神。但是，如果嚴格按這法條裁決，有時候又會嚴重違背情理。比如開封府這個案子，「准律，告夫死罪當流，而懷信乃同日全免」。這樣的判決完全以法律為準繩，但相信你會覺得荒唐。仁宗皇帝也是這麼認為的：「此豈人情耶？」所以他動了君主的特赦特權，「乃詔懷信杖脊刺配廣南牢城，其妻特釋之」。

赦免制度的存在，還有利於培養國民的善——儘管在被濫用的情況下也可能會縱容惡。美國漢學家馬伯良稱：「特赦在宋代施行之廣泛，遠過於中國的任何朝代。它被認為是一種能夠有效地感召罪犯，使其改過自新以回饋帝國之仁政的手段。」這個論斷可以從宋神宗的一道赦書得到證實：「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國家發布赦免令的初衷，是讓犯罪之人有機會「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

宋王朝的赦免制度設計

赦免制度當然可能會被濫用，而且從宋王朝的實踐來看，也確實被濫用了，並造成了諸多不良後果。然而，如果你以為宋王朝的大赦天下就是「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一古腦兒赦免所有罪人的所有罪行，即便是殺人放火的大罪都可以免於追究，那你就想錯了。

事實上，宋朝的所謂「大赦天下」，通常都有其限度。那些預期到大赦而故意犯罪的罪行，已經被排除在赦免的範圍之外，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朝廷郊赦，真宗下詔：「如聞小民知有恩赦故為劫盜，自今不在原免之限。」

此外，根據慣例，一部分重罪也不在赦宥的範圍內，如北宋紹聖年間的一份赦令說：「大赦天下。應紹聖四年九月五日昧爽以前罪人，除犯劫殺、謀殺、故殺、斗殺並為已殺人者並十惡、偽造符印、放火等罪並不赦外，其餘罪無輕重。已覺發、未覺發、已結正、未結正，咸赦除之。」這部分被踢出赦免範圍的罪行，法律上有一個術語，叫作「常赦所不免」或「常赦所不原」。

一般來說，常赦所不免的罪行包括：十惡罪、殺人罪、犯贓罪，以及其他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罪行。比如宋太宗即位，大赦天下，但赦書特別註明：「自（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後，京朝、幕府、州縣官犯入己贓、除名配諸州者，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即不赦免貪污犯的罪罰。

當然那種「不問是非，一切縱之」的特別大赦，宋朝也有過，但不常見。這類特別大赦必須在赦書中明言「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如果赦書僅僅註明「輕重，皆赦除之」，也不可以按照「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的原則執行。

即使是「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也不是意味著那些嚴重罪行可以得到完全的赦免，只是犯人可以獲得減刑而已。宋朝立法規定：「諸犯惡逆以上及殺人應入不道，若劫殺、謀殺、已殺人各罪至死者，雖會大赦得原，皆配二千里，殺人應移鄉者，亦移鄉。」犯惡逆及殺人罪之人，如果遇上「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的大赦，可免一死，但必須刺配二千里外。殺人犯還必須強制性移押到千里外的他鄉入戶居住，這既是對犯人的處罰，也為了防止仇人尋仇，此即所謂「移鄉避仇」原則。

如此說來，前面洪邁所舉的婺州佃戶殺人案，應該是一個赦免流程違反了法律規定的特殊例子。如果嚴格按照宋朝的赦免制度執行，那個殺人的佃戶將被刺配二千里，服刑完畢後又得移鄉千里外，哪裡有機會復登盧助教的大門挑釁？就像《水滸傳》中的李逵，因為在家鄉「打死了人，逃走出來」，後來「雖遇赦宥」，卻只能「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

同任何制度一樣，赦免制度肯定有其利又有其弊，但通過精密的制度設計，人們可以將其弊端減至最低程度。而有著一千年來的經驗與教訓，現代國家的大赦與特赦制度無疑應當比宋朝的更完善——這其實是一句正確的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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